《磐石杂志》在1934年出版过公教与爱国专号，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陆徵祥则发表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的长文。　　

另外，蒋复璁还从日本追回抗战时由汪精卫送日本天皇裕仁寿礼的国宝翡翠屏风一座。毛公鼎和翡翠屏风，此两件国宝，后均运往台湾，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

尤其是将台湾和韩国的近代史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比和研究，因为台、韩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都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在日本的统治和奴役下达五十年之久，而后都面临社会的重建，教会在社会的重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4月，他因此同张元第（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袁贤能（天津达仁学院院长）、罗光道（天津广东中学校长）等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但敌人没捞到确凿证据，诸人先后被释放。

1604年，中国脱离耶稣会日本教区时，利玛窦是该教会中国教区的最高负责人。然而，他的文化融合方式在耶稣会内外都遭到反对，为此，他于1609年出版了《辩学遗牍》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还是1902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

放眼世界，畸形的、损害身体健康的审美并不稀缺，欧洲皇室的铅粉涂脸、束腰，日本妇女的铁粉黑牙，埃塞俄比亚的唇盘族，东南亚长颈族的铜圈，都是为了美不惜牺牲女子健康，并要求忍耐巨大的疼痛以博取美名。

然后认认真真的将自己的愿望罗列出来，分析可以改变的部分，放弃不可控制的部分，正如日本作家宇佐美百合子说的：“目标别放在完美上，要放在全力以赴和心满意足上”。

而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近代西方大国，恰恰是在教育上，在思想方面，在科学技术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力量，终于将封建落后的臣民，改造成理性文明的公民、国民。

日本国有个地方官，名叫野本弥治右卫门，为官清正廉明。他去世之后，他的部下因为贪恋他遗留的钱财，瞒着他的家属，企图私藏主人遗留的财物公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