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 和美教会（二）

台湾教会一瞥
    我是学习历史的，在看台湾历史时，总喜欢将台湾置于整个亚洲的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考察，做微观的研究。尤其是将台湾和韩国的近代史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比和研究，因为台、韩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都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在日本的统治和奴役下达五十年之久，而后都面临社会的重建，教会在社会的重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欧洲的教会通过在台、韩的各修会团体，对于二者的战后社会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树立起教会正面的形象。过去对于台湾教会的历史了解不够深入，以至于更多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台湾教会在教会的先知角色方面，也就是在承担起社会的良知和道德的声音方面，似乎不如韩国教会做得好，因为韩国教会一直呈现出很强的活力，且在圣召输出方面体现出强劲的势头。但是，这次通过对台湾教会的具体接触，以及与台湾著名史学家台大历史系古伟瀛教授的交流和阅读他的力作《台湾教会史论文集》才发现，台湾的近现代教会史相当复杂，很难一言而概之。

台南极具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

    台湾教会自1859年由西班牙道明会士郭德纲神父（Fernando Saninz）传教开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初期的传教士为了能够在这里开教遭遇了很多的磨难。早期台湾教会实力本来并不是很大，在台湾社会中占的比例也极小。但是1949年从大陆一下子涌过去数量相当大的一部分神职人员、修女，尤其是以前在大陆的各个修会团体都一下子到了台湾。
    1949年12月30日，台湾划分为台北和高雄两个监牧区。各个修会团体在这两个教区中，都想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因而，神职人员活动和存在的密集度相当大。此时，天主教在台湾社会里占的比例也变得相当大，天主教几乎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宗教。在台湾的各个城市都有教堂，有些城市教堂分布甚广。原因在于当时好多司铎，为推动台湾的福传工作，建立了许多教堂。由教堂的分布，以及台湾民众对教会的公信力和神职人员在台湾社会里的正面形象，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教会在梵二以后极其活跃，充满信仰的活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大陆过去的这一代传教士相继衰老过世之后，年轻的后续力量未能及时地接过接力棒，而本地圣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随着当时教会的大力发展得到很好的开掘和培养，从而导致了今日圣召极为匮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呢？
    台湾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为此政府也一直在鼓励多生多育，可还是有好多家庭不愿意多要孩子，甚至有些家庭一个孩子也不要。在世俗主义的冲击下，对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追求，在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身上可见一斑。而出生率低或许也成为台湾缺乏圣召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待学者去研究和思考。
    目前，台湾本地几乎没有什么圣召，传教士大多数是外籍的。其中耶稣会过去有很多传教区，但是后来耶稣会将这些堂区都移交给了教区。新竹教区就是一例，该教区以前就是由耶稣会负责的。而今在新竹教区服务的大多数神父是圣神会的，多以越南籍为主，同时也有韩国与菲律宾的神父，近年来也有一些非洲的神父逐渐进入台湾。据说，新竹教区的主教和韩国订立了一个协议，大概是为了从韩国引进圣召，以应对教区的牧灵需要。由于近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发展是逐渐向城市靠拢，好多乡下的教友，为了工作的原因，逐渐移居到城市里，这样乡下教堂的人数就稀少了，更有些圣堂甚至关闭了。
    天主教神父在台湾社会里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也是普遍受到尊重的。因为教会多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台湾社会还很落后，好多修会团体在此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学校教育、慈善事业、医院等人道主义的关怀方面做了许多帮助台湾人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的工作。所以，一般的民众受过教会的教育和帮助之后，即便没有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至少对于天主教会都抱有好感，对于神职人员比较尊重。我在清华做研究的那段日子里，可能是有教友给负责图书馆的老师打了电话，让他们关照我。记得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些书籍准备做电子扫描，恰好有一位同学在使用大型扫描仪，于是我在附近等待他扫描完再去。此时，一位叫刘巧明的老师，马上对那位同学说：“你还有多少呢，这位老师要用，请你快一点马上结束”。我很不好意思，就对刘老师说：“千万不可这样，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因为我而妨碍别人的工作，如果这样，我就担当不起了！”由此可见，台湾人对教会是有一定的好感的。
    台湾的基督新教比天主教要有活力，在宣传福音方面也更具有多样性，而且也充分利用了现代化传媒的特点，在光怪陆离的不夜街道上制作了许多醒目的圣经标语，给人在视觉上造成强烈的冲击，吸引人们去注视和阅读这些圣经金句。台湾的牧师都是本地人，因而，在福音传播方面，没有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膜，能够更好地去传递福音的真理。

原住民教友身着传统服饰参加祭祖礼

    台湾有很多民间的信仰，诸如在城隍庙、妈祖庙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去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他们的家庭平安健康。台湾是除了中国大陆外，目前妈祖信仰最兴盛的地方。通常老人们竭力把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传递给他们的子孙，希望他们能得到福佑和庇护。有一次，我在参观城隍庙时想观察一下台湾的民间信仰，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在那里虔诚叩拜，我就问她为什么要拜城隍庙的神，她回答我说：“是为了让自己的学习成绩能够好起来”。还看到一位老太太带着孙子在那里顶礼膜拜，焚香献礼。透过这些大众化的民间信仰，可以看到台湾社会多元化的信仰并存。事实上，这种民间化的信仰，在整个社会可能还占有较大的比例。

拜谒单国玺枢机
    去台湾之前，曾想如果可能，就去拜见一下单枢机。当时也只是一念而已，因为自己人微言轻，一个小神父去拜见枢机主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机缘巧合，更好说这是天主的意思，让我得以拜访了重病中的单枢机。
    7月30日，结束了在新竹的清华大学的短期历史研究工作之后，竹东的滕妈妈开车送我去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沿途我们参观了慈湖蒋介石的墓，也参观了台湾天主教陵墓。下午4点钟，我们平安抵达台北新庄神学院，该院与辅仁大学仅隔一条小路，神学院内有耶稣会的颐福园，专为年老的耶稣会神父养老之用。手术后的单枢机就在此静养。

作者探望单国玺枢机（右）时的合影

    翌日下午4点左右，我去拜见单枢机。因为中午他要去耕莘医院接受放射性治疗，所以只能在下午去看望他老人家。单枢机待人很亲切，他嘘寒问暖，询问我的教区情况和我的学业。他告诉我自己也曾在罗马读过书。他很关心中国教会，对于中国教会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言语不多，但谈吐不凡，措辞得当，说话干净利落，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我们在一起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让我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他又赠送给我一本专辑访谈录《活出爱》，并亲笔签字，合影留念。他签字时很特殊，本来依照台湾的习惯，在书写繁体字的时候，大多都是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从左边开始写，先写落款，后写正文，最后才写赠送给谁。他给我签字的内容如下：“段神父春生小弟共勉：活出基督的爱和精神。单国玺，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是用颤抖的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写好的。他边写边说，以前写字很快，一会儿就写很多，但是自从病了以后，尤其是近来动了手术后，写字就更困难了。看到他给我签字时吃力而又认真的神态，我内心非常感动。他写的字不多，但其中却寄托了他对来自大陆的一位年轻神父和晚辈后学的殷切期望和真诚的鼓励。我看到在他的书桌上零散地摞着一些书写好的整整齐齐的手稿，我想这可能是老人家正在写的一篇文章。后来才得知这是单枢机写的绝笔之作《掏空自己，登峰圣山》。
    当我在返回意大利之前，先到了香港，在与罗国辉神父共进午餐时，由罗神父获悉单枢机于8月22日去世的噩耗，不禁扼腕长叹，深切哀痛，并从心底为他祈祷。心想，自己7月31日下午拜谒单枢机，或许是他老人家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大陆的司铎。于我而言，我与单枢机的相见，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而这一次见面竟成永诀。后又听说台南的成世光主教（祖籍山西汾阳）亦于翌日病故。两位主教于一天内相继返回天乡，这不仅是台湾教会的一大损失，也是整个中国教会的一大损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