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自改革开放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来，中国基督教也呈现迅速增长的状态，由此也引起社会、学界等人士的关注。到底基督教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到底“基督教是洋教”这样的概念是否正确？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基督教？

    10月17日，共识网刊登一篇对中国著名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光沪教授的访谈。何教授表示：基督教是正能量，对中国又正面作用。
    访谈一开始，主持人观察到近年来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皈依基督教，何光沪教授也承认此现象，表示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有的对此感兴趣，有的最终皈依了他。“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他之后历数了历史上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接着，他谈到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举到了苗族人的教育和伯格理的例子。“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靠土豆为生。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 and Anne 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另外，“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但是，何教授不无遗憾的继续说到：“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 “
    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之后，主持人继续问到：”说具体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此，何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点。”
    何教授到他的妻子、另外一位宗教学者高师宁的在做研究时候的发现，“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要维稳，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旅游车或游船上去开了!”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这也是个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对此，何教授也谈成，目前没有正式的官方数字，各界有不同的说法也没有很可信的调查，这样的现实背后其实是因为没有冷静、宽容的对待基督教，这样的心理应当改变。
    “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从社会学角度做调查研究。她经常说，既荒谬又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和公众，居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有多少人。刚才你说到一个数字，只说‘可能’是，官方不承认。但是，官方也没有公布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对基督教缺少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冷静的、宽容的态度——注意，这几条是连在一起的：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才能够比较冷静地、宽容地对待基督教。否则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想问：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冰心呢?老舍呢?林语堂呢?晏阳初呢?……他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国人吗?这些基督徒是中国人的精英。因为对基督教缺少历史的、客观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来看基督教。因为敏感、紧张，所以害怕基督徒数量大。中国三自‘两会’前些年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因为它至少没有包含广大‘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总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并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公众也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数字不对。你说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你的来源，但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或者说，它介乎于最夸张的(1亿多)与最低估的(2千多万)之间。“
    他认为，无论如何，基督徒已经是中国人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换言之，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经成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然也应该说，基督教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前几年还有些学者提出，基督教发展太快，是中国宗教“生态不平衡”的结果或表现，所以应该扶持民间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发展。对此，何教授表示不同意，他举出一些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宗教“生态不平衡”之说是不对的、误导的。
    他列举一些原因，比如从1949年到文革，当民间宗教受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样受到了打击，并没有所谓前者为后者让了路的情况。而且，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实也很快。
    主持人还提到目前中国有哲学教授提出的“在中东、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种边缘性的意义。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的观点，对此何教授也表示不认同，”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而且，韩国是在基督教很大影响的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儒家的传统文化，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共识网原文《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作者：何光沪、蒋保信/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