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我的童年及家族往事
2013-06-27 11:17:32 来源：网易历史
英若诚，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戏剧协会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译有《茶馆》、《奥赛罗导演计划》等著作。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
从战士到绅士
1.
我祖父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家族是满洲正红旗人，世袭旗兵，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我们家族一六六四年随顺治帝入关。祖父于两百年后出生于北京西郊，即是现今颐和园以北几里远的黑山扈附近。我一直也没找到他出生的确切地点，但我知道他在那里长大。黑山扈是旗兵操练的地方。祖父年轻时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吃钱粮的路。
大多数知道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之前他的名字叫英华。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我们家满族的老姓，也就是我们家族的姓是赫舍里。当然对汉姓来说，赫舍里这个姓长了一点。汉族的姓通常是一个字，复姓已经很少见，从来没有过三个字的姓。原本我祖父的名字，应该是赫舍里·英华。后来参加了改良派，他就改名为英华，敛之是他的字。中国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爹妈或者先生给起的名字，一般叫“学名”。第二个名字，即“字”，是自己起的，一般两个字，代表一个人在人生中追求的境界。我祖父的正式名字是英华，华的意思是花或是光芒。他选的字是“敛之”，意思是“不张扬，要收敛”。取意“光华内敛”，是谦虚、低调的意思。可以看出英敛之这个名字是在他成熟后起的。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号“万松野人”。
我追根寻宗最远也就到我祖父。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是个摇煤球的。离我们旗居住地不远就有煤窑，至今还在产煤。那地方有的是煤末子，穷旗人把煤灰和黄土混在一起摇成煤球，这种煤球冬天用来取暖，一年到头都可用来做饭烧水。这成了很多穷旗人赖以生存的一个行当。据说我曾祖父靠摇煤球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比抬轿子的杠夫的社会地位还低。他有五个儿子，我祖父是老二，是个极不寻常的孩子。这孩子想要认字。
家里买不起纸。家的附近有条河，河上有座青龙桥，桥头有个很大的茶馆。祖父会去茶馆捡顾客扔下的包茶叶的纸。他把这些纸收集起来，带回家，在家练书法。他还自制墨水。也许我在监狱里制作墨水、笔记本的本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吧。
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在茶馆喝茶的老道。老道问他捡纸有何用。
“练字。”他答道。
道士大感兴趣，和祖父聊了起来，最后道士说：“我收你为徒！你成了我的徒弟，需出家云游。”
“出家”字面上是离开家，实际上是离开尘世，意思是做和尚或道士。我祖父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提议，所以他俩就从茶馆出发一直朝北京城里走去。他也没告诉他父母，就这么走了。
他们到城里时，已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道士带他进了一个小面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位专门给穷旗人教书的先生。那人正在独酌，因为认识道士就过来跟他搭腔。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他问。
道士大窘，吭吭哧哧地说：“嘿嘿，我刚收了个徒弟。”
“呸！”此人啐道，“你还收徒弟？胡说！把那孩子给我留下！”
我祖父就这么离开了道士，跟那位先生去当徒弟去了，称为“书童”。当时的老师到有钱人家里去教馆，他们会收年轻的男孩做助手，称为“书童”。
每天早上祖父要搬着重重的一包书，还有纸、砚台、笔、墨，跟着老师走，他就这样干了好几年。
他很聪明，在那位老师的学生们学会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课都记住了。他写的字也大有长进。
终于出现了一位贵人，其实也是一位满洲破落贵族袭“将军”，虽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他请了这位老师到他家里为他女儿上课，因为当时还没有女子学校。慢慢地，我祖父和这位姑娘的关系也就超出了一般的友情。
他当时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和那位姑娘开始秘密地鸿雁传情。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不久就被一家之长发现了。将军十分生气，把女儿锁了起来，要惩办我祖父。
收我祖父做徒弟的那位老师把将军拉到一边说：“将爷容禀：现如今咱们旗人声望日下，皆因与洋人打交道总吃败仗。欲重振我大清的荣耀必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方可。依我看，咱们格格中意这小哥乃是爷的造化呀。他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望爷三思。”
不到第二天，将爷就思明白了，因为他给那位教书先生传信，大致是说：“行了，挑个好日子吧。”
就这样祖父和祖母结婚了。这在当时肯定是很大胆的举动。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末年，人们对两性关系还是十分保守的。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婚姻都必须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安排。我祖父只通过那位教书先生从中撮合就与他的心上人结了婚。
2.
他这一结婚可就联姻了皇族。我祖母姓爱新觉罗，名叫爱新觉罗·淑仲。从我祖母那边数，我家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十四弟，也就是传说中被夺嫡的那位允祯的直系后代。我祖母一九二五年去世，终年五十岁。在当时并不算早逝，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十几岁爱上了我祖父，反叛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门户之见与他结婚。我祖父当时不过是一位本身并不富有的教书先生的助手。祖父创办《大公报》之后还请这位教书先生当了记者，这位老式的教书先生成了第一位记者，自由地报道当年时政，甚至还写社论呢。
祖父结婚后不久皈依了天主教，据我父亲说，我祖父是在街上听到一位传教士对人群宣道：“忏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主的天国已经近了！”这位传教士是个外国人，留着大胡子，用中文传教。当时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他们一般先到澳门，在那里的学校学中文（普通话或是广东话），学习很努力。他们中有些甚得皇室的垂青。康熙帝本人就向这些教士学习几何和三角，还学习拉丁文。
那天祖父在街上听到传教士的讲道，感觉如醍醐灌顶。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最后受了洗礼。至于我祖母的信仰——当时女人想什么不重要，他信什么，她就跟着信什么。
祖父尽管跟着那位教书先生离家出走，他最终还是衣锦还乡。他信天主教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也养活家里的老人。但他没有再回乡下。他住在城里，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新变法运动。改良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我祖父在政治上很活跃。他参加了几个维新组织，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当时中国儒士们升官的唯一途径。他谴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要求所有的学子都用八股文形式写文章），这种死板的结构压制人才，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御允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按照欧洲的模式改成了现代的学校。当时派出代表团到西方考察怎样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事变，光绪皇帝被出卖，被关到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君子被杀头。能逃的都逃离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逃到香港，后来逃到越南。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这段时间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躲在云南边陲，直到相对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后到天津，最终回到北京。
一九○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3.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时是温和改良派，他们并不支持一九○○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年的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当时从上海到广东到云南兴起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手头有资本，觉得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办报。他们希望报纸能办在北京，那样能达到最大的影响力，但以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当然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妥协选择了天津。天津是办报的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设在日租界，后来又搬到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报纸。我祖父是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
报纸办在天津，资金是柴天宠等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的。我父亲是独子，在天津长大。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调皮，是《大公报》院子里的小霸王。那时候，窗子是纸糊的，每次刚糊完窗子，我父亲就拿根小棍子逐一捅破。他总是干这种惹麻烦的事。
一九一一年清帝退位，次年我祖父一家搬到北京。祖父负责清室善后事宜，主管皇家园林香山。西郊许多地方，像清华大学或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原本都是皇室的御用园林。香山静宜园是其中之一，我祖父受命管理此地，为落魄的满人发展现代行业，收容了很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曾去静宜园游览，碰到一位老人，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祖父。“记得，”他说，“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那里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最先用上电的。那肯定是令人激动的事。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十九岁就任该女中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也是因为建在以前的清华园的位置上而得名的。
英敛之还主持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建了一座孤儿院。孤儿院叫香山慈幼园。那个孤儿院里出了好几个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是孤儿，没有亲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成了革命人士。我想祖父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对他的慈善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因我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本身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是祖父和北京的法籍天主教主教一场激烈冲突的结果。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有问题的根基。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皮尔斯二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马窦的信条被背叛了。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天主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
教皇回了祖父的信，他很支持祖父。不久第一所由梵蒂冈设立的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开设，正式起名注册。祖父死后被梵蒂冈追封为文森蒂斯·英爵士。多年后我父亲也被梵蒂冈封为爵士，称为英格那蒂斯·英爵士。这条延续的线到我恐怕要断了，因为没人提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西尔维斯特·英也应该到了封爵的时候了。
一九二五年，教皇授权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在北京创办管理一所天主教大学，他们最终还是承用了辅仁这个名称，任命我祖父为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辅仁大学还在，是一九六〇年我父亲协助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在台湾重建的时候，父亲年事已高，他们就任命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做校长，我父亲做副校长。现在在台湾，辅仁的纪念馆里有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还有我父亲英千里的展品。一九九三年我随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该校请我去做过几场讲座，使我能短暂地继承了一次家族的传统。
我祖父把一帮不识字的旗兵变成了一个家族来维护传统。这个家族在清朝初年随军由满洲迁移，和开国皇帝一起来占领了中原。后来人们常常疑惑满洲人是怎么征服和统治中原这么大的一个地域的。其实清康、雍、乾三朝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久违的盛世。人口的增长在当时是繁荣的标志，人民温饱，国家统一。乾隆末年，人口已增长到三亿。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到鸦片战争才显露出来。
从一群不识字的家人中走出，我祖父最终成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创办了一所大学和一家现代的报纸，创立了一个进步的女子学校，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有说到的事。只是最近我才发现他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刚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是在北大认识的。我祖父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严复。严复是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一同参加了维新运动，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
1.温暖的家
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王府里长大，那是很不寻常的，可我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例外。还不是一般的王府，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他非常腐败，可能是当朝几个亲王中最富有的。①在他之前，这个府第属于和珅，他是整个清王朝最大的贪官。直到和珅最后被抓起来，他的财产正式由朝廷没收，分类清查，皇帝才知道他的统治下，有人比他还富有。②
过去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个钟楼、一个鼓楼。钟楼用来每天报时，正午时分，在楼顶放一炮，声音非常大，所有有表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表调准到十二点。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座人造的景山，传说是当年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坐落在离这些海子之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的地方。这些海是清王朝有闲阶层喜欢游玩的地方。夏天，湖边会搭起临时的“天棚”，有杂技、地方戏还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描述了北京城某湖边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街，这条街上没有生意买卖，只有两位亲王的王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也有人说曹雪芹的名著中描述的就是庆王府。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也是在这个王府里，我们为得了肺病的哥哥和姐姐做祈祷。也是在那里，我们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
庆王府就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助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皇族已瓦解，亲王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所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英国大使馆是另一处。辅仁大学则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做校园。当时，庆亲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江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庆王的本意是最好有几位外国人也来和这些教授们同住，那就可以插上外国的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从而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的侵占。几年后，庆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自己就永久地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入侵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控制住北京，直到一九四○年日本人才将王府用做军警的总部。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一九三二年，我还不满三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我十一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古董都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在王府所住的部分包括五个朝南的房间，还有边上相连的那个院子里几间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院子的每一边都有人住，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我记得我的姐姐和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这五个房间的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的。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是王爷过去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的。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宝当礼物送给朋友。
在王府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溜进里面去故地重游。第一次是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组织了我的弟妹们进行一次出游，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庆王府。那里已成了某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了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说的大客厅。我自然而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之后就发现自己再次站在那个地方。我很动感情，这是我从婴儿到少年这段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记忆都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在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放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
2.出色的逃学者
1.
木兰和我都是那种不甘寂寞的囚犯。我自己不守规矩、胡闹捣蛋的经历，在“文革”被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看的是《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的是一位在他居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匪徒，最后终于被抓了起来，判刑坐电椅。这故事太吓人了，尤其身处我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回家假装非常害怕。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一九四八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2.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二十四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
3.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这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打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高。能负担学费把孩子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很讲究的人。其中的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家里拥有山东最大的酿酒厂。另一位英文名字叫“博比”的，他父亲王世景是中国北部整个银行系统的老总。都是极富有的人家。王世景最后被国民党枪杀，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买回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逃到美国。在上圣路易之前，他上的是北京的美国学校，他比较彻底地美国化了。在圣路易的学生们的状况还都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一个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公民设置的拘留营里。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
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是在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终于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不久，我家短暂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四年之久。
4.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里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期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在圣路易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还记得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占领的天津英租界和其他几个租界。日本人有组织，有效率。他们控制了所有外国大企业，美国的和英国的，却没动法国租界，因为此时法国租界还掌握在维希伪政府手中。父亲之所以送我去圣路易也就是因为这样能避开日本人而比较安全。
每当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从天津回到北京，参与一些“课余活动”，有机会接触女孩子们。大约我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很多场雷雨，正巧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在我家。她是位大学生，在帮我父亲整理某种资料，年龄比我大几岁。她家住天津，寒暑假时她又不喜欢住在空荡荡的校舍里，所以我父亲就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每当有雷雨，她就会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似的，需要男人保护她。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对这样的事又正在开窍。感谢这些雷雨，我们相互之间变得熟悉而亲近。
她家是天津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父亲拥有的妻妾之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从没明说过，但我想她是姨太太所生，而非嫡生。我们互相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她回天津时，也会有时到寄宿学校看我。
吃上一顿。当然，除了吃，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现在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却不是。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比如，直升机制造商会说，他见到了某大领导，看起来最近“不得烟儿抽”。
如果是这类值得注意的事，我们当中就会有人坐直身子问：“是吗？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一聊能聊几个小时，当然也不一定得出什么结论。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从战士到绅士
1.
我祖父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家族是满洲正红旗人，世袭旗兵，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我们家族一六六四年随顺治帝入关。祖父于两百年后出生于北京西郊，即是现今颐和园以北几里远的黑山扈附近。我一直也没找到他出生的确切地点，但我知道他在那里长大。黑山扈是旗兵操练的地方。祖父年轻时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吃钱粮的路。
大多数知道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之前他的名字叫英华。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我们家满族的老姓，也就是我们家族的姓是赫舍里。当然对汉姓来说，赫舍里这个姓长了一点。汉族的姓通常是一个字，复姓已经很少见，从来没有过三个字的姓。原本我祖父的名字，应该是赫舍里·英华。后来参加了改良派，他就改名为英华，敛之是他的字。中国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爹妈或者先生给起的名字，一般叫“学名”。第二个名字，即“字”，是自己起的，一般两个字，代表一个人在人生中追求的境界。我祖父的正式名字是英华，华的意思是花或是光芒。他选的字是“敛之”，意思是“不张扬，要收敛”。取意“光华内敛”，是谦虚、低调的意思。可以看出英敛之这个名字是在他成熟后起的。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号“万松野人”。
我追根寻宗最远也就到我祖父。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是个摇煤球的。离我们旗居住地不远就有煤窑，至今还在产煤。那地方有的是煤末子，穷旗人把煤灰和黄土混在一起摇成煤球，这种煤球冬天用来取暖，一年到头都可用来做饭烧水。这成了很多穷旗人赖以生存的一个行当。据说我曾祖父靠摇煤球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比抬轿子的杠夫的社会地位还低。他有五个儿子，我祖父是老二，是个极不寻常的孩子。这孩子想要认字。
家里买不起纸。家的附近有条河，河上有座青龙桥，桥头有个很大的茶馆。祖父会去茶馆捡顾客扔下的包茶叶的纸。他把这些纸收集起来，带回家，在家练书法。他还自制墨水。也许我在监狱里制作墨水、笔记本的本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吧。
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在茶馆喝茶的老道。老道问他捡纸有何用。
“练字。”他答道。
道士大感兴趣，和祖父聊了起来，最后道士说：“我收你为徒！你成了我的徒弟，需出家云游。”
“出家”字面上是离开家，实际上是离开尘世，意思是做和尚或道士。我祖父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提议，所以他俩就从茶馆出发一直朝北京城里走去。他也没告诉他父母，就这么走了。
他们到城里时，已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道士带他进了一个小面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位专门给穷旗人教书的先生。那人正在独酌，因为认识道士就过来跟他搭腔。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他问。
道士大窘，吭吭哧哧地说：“嘿嘿，我刚收了个徒弟。”
“呸！”此人啐道，“你还收徒弟？胡说！把那孩子给我留下！”
我祖父就这么离开了道士，跟那位先生去当徒弟去了，称为“书童”。当时的老师到有钱人家里去教馆，他们会收年轻的男孩做助手，称为“书童”。
每天早上祖父要搬着重重的一包书，还有纸、砚台、笔、墨，跟着老师走，他就这样干了好几年。
他很聪明，在那位老师的学生们学会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课都记住了。他写的字也大有长进。
终于出现了一位贵人，其实也是一位满洲破落贵族袭“将军”，虽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他请了这位老师到他家里为他女儿上课，因为当时还没有女子学校。慢慢地，我祖父和这位姑娘的关系也就超出了一般的友情。
他当时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和那位姑娘开始秘密地鸿雁传情。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不久就被一家之长发现了。将军十分生气，把女儿锁了起来，要惩办我祖父。
收我祖父做徒弟的那位老师把将军拉到一边说：“将爷容禀：现如今咱们旗人声望日下，皆因与洋人打交道总吃败仗。欲重振我大清的荣耀必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方可。依我看，咱们格格中意这小哥乃是爷的造化呀。他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望爷三思。”
不到第二天，将爷就思明白了，因为他给那位教书先生传信，大致是说：“行了，挑个好日子吧。”
就这样祖父和祖母结婚了。这在当时肯定是很大胆的举动。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末年，人们对两性关系还是十分保守的。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婚姻都必须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安排。我祖父只通过那位教书先生从中撮合就与他的心上人结了婚。
2.
他这一结婚可就联姻了皇族。我祖母姓爱新觉罗，名叫爱新觉罗·淑仲。从我祖母那边数，我家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十四弟，也就是传说中被夺嫡的那位允祯的直系后代。我祖母一九二五年去世，终年五十岁。在当时并不算早逝，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十几岁爱上了我祖父，反叛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门户之见与他结婚。我祖父当时不过是一位本身并不富有的教书先生的助手。祖父创办《大公报》之后还请这位教书先生当了记者，这位老式的教书先生成了第一位记者，自由地报道当年时政，甚至还写社论呢。
祖父结婚后不久皈依了天主教，据我父亲说，我祖父是在街上听到一位传教士对人群宣道：“忏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主的天国已经近了！”这位传教士是个外国人，留着大胡子，用中文传教。当时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他们一般先到澳门，在那里的学校学中文（普通话或是广东话），学习很努力。他们中有些甚得皇室的垂青。康熙帝本人就向这些教士学习几何和三角，还学习拉丁文。
那天祖父在街上听到传教士的讲道，感觉如醍醐灌顶。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最后受了洗礼。至于我祖母的信仰——当时女人想什么不重要，他信什么，她就跟着信什么。
祖父尽管跟着那位教书先生离家出走，他最终还是衣锦还乡。他信天主教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也养活家里的老人。但他没有再回乡下。他住在城里，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新变法运动。改良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我祖父在政治上很活跃。他参加了几个维新组织，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当时中国儒士们升官的唯一途径。他谴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要求所有的学子都用八股文形式写文章），这种死板的结构压制人才，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御允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按照欧洲的模式改成了现代的学校。当时派出代表团到西方考察怎样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事变，光绪皇帝被出卖，被关到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君子被杀头。能逃的都逃离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逃到香港，后来逃到越南。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这段时间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躲在云南边陲，直到相对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后到天津，最终回到北京。
一九○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3.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时是温和改良派，他们并不支持一九○○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年的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当时从上海到广东到云南兴起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手头有资本，觉得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办报。他们希望报纸能办在北京，那样能达到最大的影响力，但以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当然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妥协选择了天津。天津是办报的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设在日租界，后来又搬到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报纸。我祖父是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
报纸办在天津，资金是柴天宠等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的。我父亲是独子，在天津长大。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调皮，是《大公报》院子里的小霸王。那时候，窗子是纸糊的，每次刚糊完窗子，我父亲就拿根小棍子逐一捅破。他总是干这种惹麻烦的事。
一九一一年清帝退位，次年我祖父一家搬到北京。祖父负责清室善后事宜，主管皇家园林香山。西郊许多地方，像清华大学或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原本都是皇室的御用园林。香山静宜园是其中之一，我祖父受命管理此地，为落魄的满人发展现代行业，收容了很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曾去静宜园游览，碰到一位老人，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祖父。“记得，”他说，“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那里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最先用上电的。那肯定是令人激动的事。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十九岁就任该女中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也是因为建在以前的清华园的位置上而得名的。
英敛之还主持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建了一座孤儿院。孤儿院叫香山慈幼园。那个孤儿院里出了好几个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是孤儿，没有亲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成了革命人士。我想祖父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对他的慈善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因我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本身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是祖父和北京的法籍天主教主教一场激烈冲突的结果。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有问题的根基。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皮尔斯二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马窦的信条被背叛了。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天主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
教皇回了祖父的信，他很支持祖父。不久第一所由梵蒂冈设立的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开设，正式起名注册。祖父死后被梵蒂冈追封为文森蒂斯·英爵士。多年后我父亲也被梵蒂冈封为爵士，称为英格那蒂斯·英爵士。这条延续的线到我恐怕要断了，因为没人提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西尔维斯特·英也应该到了封爵的时候了。
一九二五年，教皇授权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在北京创办管理一所天主教大学，他们最终还是承用了辅仁这个名称，任命我祖父为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辅仁大学还在，是一九六〇年我父亲协助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在台湾重建的时候，父亲年事已高，他们就任命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做校长，我父亲做副校长。现在在台湾，辅仁的纪念馆里有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还有我父亲英千里的展品。一九九三年我随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该校请我去做过几场讲座，使我能短暂地继承了一次家族的传统。
我祖父把一帮不识字的旗兵变成了一个家族来维护传统。这个家族在清朝初年随军由满洲迁移，和开国皇帝一起来占领了中原。后来人们常常疑惑满洲人是怎么征服和统治中原这么大的一个地域的。其实清康、雍、乾三朝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久违的盛世。人口的增长在当时是繁荣的标志，人民温饱，国家统一。乾隆末年，人口已增长到三亿。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到鸦片战争才显露出来。
从一群不识字的家人中走出，我祖父最终成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创办了一所大学和一家现代的报纸，创立了一个进步的女子学校，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有说到的事。只是最近我才发现他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刚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是在北大认识的。我祖父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严复。严复是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一同参加了维新运动，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
1.温暖的家
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王府里长大，那是很不寻常的，可我就是这个不寻常的例外。还不是一般的王府，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他非常腐败，可能是当朝几个亲王中最富有的。①在他之前，这个府第属于和珅，他是整个清王朝最大的贪官。直到和珅最后被抓起来，他的财产正式由朝廷没收，分类清查，皇帝才知道他的统治下，有人比他还富有。②
过去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个钟楼、一个鼓楼。钟楼用来每天报时，正午时分，在楼顶放一炮，声音非常大，所有有表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表调准到十二点。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座人造的景山，传说是当年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坐落在离这些海子之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的地方。这些海是清王朝有闲阶层喜欢游玩的地方。夏天，湖边会搭起临时的“天棚”，有杂技、地方戏还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描述了北京城某湖边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街，这条街上没有生意买卖，只有两位亲王的王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也有人说曹雪芹的名著中描述的就是庆王府。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也是在这个王府里，我们为得了肺病的哥哥和姐姐做祈祷。也是在那里，我们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
庆王府就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助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皇族已瓦解，亲王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所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英国大使馆是另一处。辅仁大学则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做校园。当时，庆亲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江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庆王的本意是最好有几位外国人也来和这些教授们同住，那就可以插上外国的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从而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的侵占。几年后，庆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自己就永久地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入侵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控制住北京，直到一九四○年日本人才将王府用做军警的总部。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一九三二年，我还不满三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我十一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古董都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在王府所住的部分包括五个朝南的房间，还有边上相连的那个院子里几间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院子的每一边都有人住，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我记得我的姐姐和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这五个房间的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的。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是王爷过去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的。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宝当礼物送给朋友。
在王府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溜进里面去故地重游。第一次是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组织了我的弟妹们进行一次出游，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庆王府。那里已成了某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了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说的大客厅。我自然而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之后就发现自己再次站在那个地方。我很动感情，这是我从婴儿到少年这段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记忆都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在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放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
2.出色的逃学者
1.
木兰和我都是那种不甘寂寞的囚犯。我自己不守规矩、胡闹捣蛋的经历，在“文革”被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看的是《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的是一位在他居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匪徒，最后终于被抓了起来，判刑坐电椅。这故事太吓人了，尤其身处我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回家假装非常害怕。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一九四八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2.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二十四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
3.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这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打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高。能负担学费把孩子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很讲究的人。其中的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家里拥有山东最大的酿酒厂。另一位英文名字叫“博比”的，他父亲王世景是中国北部整个银行系统的老总。都是极富有的人家。王世景最后被国民党枪杀，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买回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逃到美国。在上圣路易之前，他上的是北京的美国学校，他比较彻底地美国化了。在圣路易的学生们的状况还都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一个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公民设置的拘留营里。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
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是在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终于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不久，我家短暂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四年之久。
4.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里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期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在圣路易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还记得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占领的天津英租界和其他几个租界。日本人有组织，有效率。他们控制了所有外国大企业，美国的和英国的，却没动法国租界，因为此时法国租界还掌握在维希伪政府手中。父亲之所以送我去圣路易也就是因为这样能避开日本人而比较安全。
每当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从天津回到北京，参与一些“课余活动”，有机会接触女孩子们。大约我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很多场雷雨，正巧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在我家。她是位大学生，在帮我父亲整理某种资料，年龄比我大几岁。她家住天津，寒暑假时她又不喜欢住在空荡荡的校舍里，所以我父亲就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每当有雷雨，她就会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似的，需要男人保护她。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对这样的事又正在开窍。感谢这些雷雨，我们相互之间变得熟悉而亲近。
她家是天津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父亲拥有的妻妾之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从没明说过，但我想她是姨太太所生，而非嫡生。我们互相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她回天津时，也会有时到寄宿学校看我。
吃上一顿。当然，除了吃，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现在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却不是。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比如，直升机制造商会说，他见到了某大领导，看起来最近“不得烟儿抽”。
如果是这类值得注意的事，我们当中就会有人坐直身子问：“是吗？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一聊能聊几个小时，当然也不一定得出什么结论。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