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天主教传媒

（赵明忠神父代读　2006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

（摘要）

据现有史料来看，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报刊可能创办于上海，1878年12月16日，耶稣会司铎李问渔创办的《益闻录》在上海试刊，该报宗旨为宣传公教教义，并介绍西洋科学，兼报新闻及时事评论。它是近代上海，也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公教报刊。1898年它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又过一年，改称《汇报》。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刊，历时32年，一直由李问渔任主笔。
1887年，李问渔又创办《圣心报》，它是祈祷宗会的机关报，其宗旨为礼敬耶稣圣心，自创办起即使用白话语文，清新雅丽，妇孺皆能领悟。1949年改名为《祈祷宗会》和《心声》，1951年停刊。
而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天主教杂志则是《圣教杂志》，创刊于1912年，先由耶稣会中国籍司铎潘谷声任主笔，1924年至1938年由耶稣会中国籍司铎徐宗泽任主笔，历14年，至1938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停刊。该刊在创刊词中历数其宗旨为刊登教宗通谕及各圣部的文件，报导与教会有关的消息、论文、传纪文学和历史掌故。徐宗泽任主编以后开辟了“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大大拓宽了该刊的报导面。在徐氏任主编期间，《圣教杂志》非常注重下列几个方面情况的报导：（1）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思潮和活动，如1922年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1924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1926年六位国籍主教的祝圣，1929年还出版了《全国教务统计专号》；（2）社会思潮，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运动，妇女运动及社会改革，公教进行会在欧洲和中华公教进行会活动等等。（3）详细报导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北伐战争，介绍了三民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4）提倡研究教会历史，徐宗泽本人为教会历史学家，所以该报刊登的有关中国教会史的文章特别丰富。
徐宗泽曾经指出《圣教杂志》应做到下列几项要求：（1）稳妥：公教报刊对新思想和新运动应持稳重态度，要积极研究，不尚新颖，不做先锋，在稳妥中成为时代的领导者；（2）负责，公教报刊在信德道理及风化伦常中应持有自己的立场和负责的态度；（3）要有主张，公教报刊应持守自己的立场，要以基督的精神为精神；（4）要提高思想和知识水平，尤其是应面对知识阶级讲话。
在北方的天主教报刊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公报》和《益世报》，《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法租界，创办人为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英敛之，有关英氏生平可见方豪所著《英敛之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大公”的释名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为“扩大无我之胸怀，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风易俗易，国富民强”。何炳然所著《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英敛之”条目中，对英氏主持该报时期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遗受到舆论界的重视。”以后在王郅隆和胡政之主政期间，英敛之提倡的“大公”精神，被予以新的阐释，即“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我国当代著名的新闻史权威，复旦大学方汉奇教授予以高度的评价。
北方的第二份天主教大报亦创办于天津，那就是1915年10月16日由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由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任总经理。《益世报》创刊后一年，即遇法国殖民者强占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和《益世报》大量地报导了天津人民收回老西开的斗争。1918年雷鸣远被教会当局遣送回国以后，报纸一直由刘浚卿负责，从1915年至1934年，刘氏一直任总经理长达近二十年。1919年，《益世报》还以同情的态度报导了五四运动。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曾在《益世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旅欧报导达二十五万字之多。到1931年，《益世报》的发行量曾一度超过《大公报》。1929年，刘浚卿曾经发表其《上刚恒毅总主教书》，指出教友不应与教外人士割裂，应该面向教友人士办报，不应“划界自守”，“固步自封”，“不问世事”，在现代国家中，教友“应居于中国主人翁地位：于国内政治之进退，当局者设施之良否，在在有监督之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该报派出特派员前往东北沦陷区采访报导，其中不少报导被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为证据。该报还聘请罗隆基为主笔，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俨然成为北方武力抗日的舆论主导。1936年，该报曾一度被亲日派系控制，1937年6月，当时已回国的雷鸣远派人强行闯入报社，夺回报权，由留法学生生宝棠任总经理，到1937年9月天津沦陷前夕，生宝堂终被日寇暗杀。1938年8月，于斌主教在昆明将《益世报》复刊。1940年3月，它出版重庆版。战后又在天津，上海等地复刊。
《磐石杂志》亦为北方天主教会所办的一份比较重要的刊物。它创办于1933年9月，杂志社和编辑部设在北平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并且由该支部的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担任编辑者，据第一期创刊号上的杂志社章程指出该刊的宗旨及内容如下：（1）本刊定名为《磐石杂志》，每三月出版一次，以介绍中西文化，宣扬公教思想及研究宗教事业为宗旨；（2）本刊以美化人生，促进社会改造为目的，故愿本着正确忠实的态度，作真理及事实的研究；（3）本刊内容（A）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教育、哲学、科学、文学各方面思想学说之撰作；（B）重要书籍著作之介绍与译述；（C）关于公教思想及非公教思想之论述；（D）宗教事业研究与调查；（E）公教进行运动之记述与鼓吹；（F）演讲杂论及其他。《磐石杂志》在1934年出版过“公教与爱国”专号，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陆徵祥则发表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的长文。
抗日胜利及1946年“圣统制”建立以后，北方出现的最重要的天主教出版机要即为“上智编译馆”，据馆长方豪司铎的回忆：“缘今日之传教事业，固不能忽视一般民众，然对知识阶段的文字传教，尤为现时代不可稍缓之急务，”可见，上智编译馆以及所办的《上智编译馆馆刊》是专门针对社会精英的。1946年9月成立时，第一任枢机主教田耕莘发表了《我对于教会出版事业的热望》（该文由方豪代拟），主旨谓“教会应当跟上时代，时代是巨人，是洪流，个人被时代埋没是小事，但负有传教使命的教会因自己不努力被社会隔绝，其过失是不可宽恕的。”同时还指出：“我们不能完全注重于对内，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七分对外，三分对内；因为所谓传教工作便是向外传，自耶稣以至近代外国传教士，他们干的工作，多半是打出去；闭关政策与传教工作是处于相反地位的，我们必须推翻它。因此我们的出版事业，其对象也应该以教外重于教内。”
近代中国地方性的公教报刊也很多，仅四川一省即有《崇实报》（1904年）、《蜀铎》（1947年）、《崇真报》（1945年），西北地区还有《凤翔教务月刊》（1947年）等等。
近代中国的公教报杂志几乎全部由中国籍神职人员创办或任主笔，虽然教区和修会也是它们的支助者，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愿望和感情。他们在介绍西学，输入世界知识方面开风气之先；同时，随着对19世纪教会与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历史关系的反省，在这些杂志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教会本地化的意识，对教会本地化活动的报导也增加了不少篇幅；同时，这些杂志还注重介绍当时中外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消息，研究教会历史，提倡文学和文艺的探索，反映了要争取社会精英的愿望。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中，教会通过这些报刊杂志鲜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一洗国人以往的观感。不过，由于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天主教会尚不是一个真正本地化的教会，带有很深的殖民地化的印记，正如方豪所记，仍有不少中外教会人士持守教会不必从事文字事业的谬见，中国籍神职人员中提倡文字传教的人士仍受排斥（如徐宗泽即未被邀请参加1947年的天主教出版工作会议），因此近代中国公教报刊事业，是受当时整个中国教会的情况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