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康熙、耶稣会士，还有1939年梵蒂冈，都采用回避儒家宗教性的办法来承认祭祖行为。这是实践中不得不采用的办法，如果今天中国天主教会仍然用这个办法说服各界，也是可以的。

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到当代社会的诚信及基督徒的信德做了深度的反省。最重要的是人生应有信仰，全世界有二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全球圣召有一百多万人，这就是信德的力量。第二个字仰。

不久，台湾《宇宙光》杂志便约请周联华撰写《新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作为对蔡仁厚文章的回答。但是在涉及道德、人格的问题上，这篇“对话”似乎只有退守之势。

例如：开始他把自己打扮成僧人，后来发现不行，又改扮为儒家学者的样子。所以教会的本地化无论在神学方面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马鑫牧师（周口市基督教两会会长）：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

这是基督徒的文化，把生活，把有儒家气息的古诗，转变成对信仰生活的概括。

我们的团体是天主教（Catholic），按外文的原意是至大至公的意思，和儒家的大同（Commonweal）相同。不同之处是大同没有超越性，即走向最高真理的向度，而只有社会性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在儒家社会，学历有其价值，它帮助在社会攀升社会阶梯。韩国第一个基督徒团体是著名的，福音让贵族和老百姓之间没有区别，这克服贫富之间的阶级观念，这是教会对国家的贡献之一。

不只是因为让人想到佛、道、儒家修行的术语，盖因基督徒的修养是以神修建立人与天主的关系为前提和基础，是要人忘记自己，以到达人性所向往的终极圆满境界。

而这些耶稣会士精英也不负所托，为当时中国在天文、水利、地理、数学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突出的贡献，以至于当时中国在科学方面与西方具有同等的水平；同时，这些会士也积极把中国的文化，诸如儒家经典《五经四书

犹记得我的中文老师解释了儒家传统学者之间的不同理论：孟子提倡人“性本善”——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提倡人“性本恶”——人的本性是恶的；董仲舒则提倡“性待善”——人的性格需要透过教育达致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