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经常要为这些孩子们寻找哺乳的奶妈，还要向这些喂养孩子的奶妈们传教，经过修女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二、三十位奶妈领洗奉了教。

这一真理给我们的传教事业也有很好的启示，他告诉我们，福传不只是一个知识与技术上的问题，更不单单是个人热情的问题，而是有关天主圣神证据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感受来自天主圣神强有力的证据？

范神父在包头城乡传教的事迹真是太多了，老教友们讲起来都滔滔不绝。那些年，没有圣经，没有圣书，更没有报纸，为此神父写了大量的圣教要理。甚至连弥撒经曲都是凭回忆记录下来的。

那时成熟热心的教友人数不多，神职人员、修女及传道员，大都年轻而又活力充沛，因此独挑福传和传教的重担，以致教友们误以为，福传是神职人员、修女及传道员的责任及专利，而与自己无关。

她们两个几乎是一起从山西来到陕北，加入了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她们刚来的时候，年龄都很小，估计不到20岁，看起来也很小。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是我们迫切需要进行传教工作的地方。信仰的缺乏常常悲剧性地伴随着生活意义的丧失、对怜悯的忽视、对人类尊严的可怕侵犯、家庭的危机以及许多其他困扰我们社会的创伤。

医生、护士、店主、超市职员、清洁人员、家庭佣工、运输工人、提供必要服务及维护公共安全的人员、志工、司铎、修道人以及许多许多不同的人，他们都明白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2004年，广东梅州的蔡少光神父来珠海传教，教友们便在市里租了一个地方作教堂，这时的吴理芬渐渐对信仰了解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爱教会。有一天，神父对吴理芬说：你领洗吧！

后来有关人员看到他确实是不为营利，也就不了了之。

他兴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修会的最高权威不在院长，而在每年举行的大会，由院长指定的视察人员，应在大会中提出报告；各院院长每年都应召开大会共同商讨有关修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