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万县教区，困难多多，举步维艰，但最大的困难第一是缺乏神职，圣职人才，第二是严重缺乏资金。因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回来的包括真原堂在内的所有原来好端端的教堂，已是面目全非，破败不堪的了。

在二十周年期间和庆典中，上至澳洲总理霍华德及新南韦尔斯省长，下至曾作访客的过路神职都撰文祝贺，悉尼的主教枢机，更以这团体为荣，并认为这是香港教友培训的好基础所致，因该团体百份之九十是从香港移民组成的。

其次、中国神职、教友普遍缺乏灵修上的培育和陪伴，如果没有深层次的灵修生活做基础，我们灵性的生命就没有成长，就不会坚强，也就没有力量来传递这份有生命力的信仰。

其实，教会高层也提倡本地化，1919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谕，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认为福传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

中国教会最近的一个变化是，许多神父、修女到不同的地方学习，神职班和教友的水平也在不断地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西方欧美教会，需要向中国教会来学习。

比如体育组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全民”性运动会（神职队也积极参与）。通过各类的体育比赛，不但增强了修生们积极锻炼的意识，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团体意识。

在大半个世纪的神职生涯中，他无论身在何处，总以司铎的身份谦卑服侍。饥饿者需要一块面包，他倾尽所能；软弱者需要一句安慰，他倾心聆听；心灵迷惘者需要指引，他奋勇地带领。

墨西哥的神职班，教宗迄今，我们只谈了印第安人，但这决不意味西班牙人对圣母的敬仰之情有所逊色。

其实，城镇教堂的规模应向小区的中小教堂方向发展，无需修建得太大，中小型聚会圣堂才是发展趋势，但教堂的选址又会面临审批难题，而且，这需要更多的神职提供牧灵服务。

由于多年没有神长牧养照顾，长期没有弥撒、不能领受圣事以及过不上信仰团体生活，老教友逐步减少了，又没新教友的加入，也没有本土神职圣召出现，再加上昔日曾有大批当地教友逃港或移民境外，这样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