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研讨会 学者之声

卓新平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就是通过学术研讨的方式加强对话、加强沟通、找到共识。现在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体现的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积极引导宗教的能力。通过这种学术对话，尤其是中国的政、教、学三界，以及和香港学者们的对话，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交换彼此的看法，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了解国情、适应国情，如此，宗教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更有效地发挥正功能、正能量，从这方面来讲，此次会议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效果都是很好的。今天的社会我们要鼓励积极地沟通、积极地对话、促进相互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地实现中国梦。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就在于沟通、在于对话，研讨会就是最好的对话和沟通的方式。
    基督宗教要想真正适应社会，关键在于他的处境化，这个处境化体现在中国就是中国化，所以基督宗教要有一个主动地参与和主动地适应这样一个准备。我的问题是，基督宗教准备好了没有？因为有的基督徒愿意适应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的社会政治，达到一种相和谐相协调。但这不是基督宗教的全貌，其中有一部分人不太喜欢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其发展上的问题，带来整个社会在对基督宗教看法方面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为基督宗教提供了一个对中国重新认识、理解或吸纳的机会，但是基督宗教如果不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变化的话，可能就会失去这种机会。因为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立足，应该和复杂的中国近代史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阴影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消散，所以，基督宗教如果坐等中国对其有更好的理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必须自身有所作为和积极地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尽管社会人士对基督宗教仍有些误解，但基督宗教本身不能抱怨，而是要以积极的姿态、积极的作为来化解这种误解，得到整个社会的包容理解，达成一个共识和共融。我个人认为，基督宗教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当然，基督宗教在当今的社会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首先，基督宗教在适应社会政治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例如：基督宗教和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跟中国政界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是重中之重。
    其次，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慈善方面，基督宗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赈灾、扶贫、关注弱势群体等，真正体现了基督宗教“作盐作光”的这个原则，做社会的仆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潜力还很大，这方面还要继续做。民政部门在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往往鞭长莫及，缺口很大，基督宗教有慈善工作的历史传统和一系列比较成熟的方法，完全可以在今天的社会上发挥更多的功能，更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例如：办福利院、敬老院、孤儿院、康复医院等，都是可以做的，这一方面要靠基督宗教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要靠得到政府、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宗教本身不仅要在大陆展示出其跟中国社会积极的适应，还应通过自己独特的身份，说服港、澳、台或海外的教会，理解并支持中国当今社会的发展或前进，例如：像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常有对中国的指责和挑剔，在这方面很少有教会的发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方面也有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这次香港的“占中”，有一部分基督宗教人士是支持“占中”这种行为的，这样显然就加剧了中国内地社会对港澳基督宗教的误解。我注意到，有一些牧师和天主教神父是站出来反对这种“占中”的，如果这样的人越多，那么中国大陆对基督宗教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教会可以在这中间起一个积极的转化作用，让港澳台的教会或海外的教会更多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多做一些共建信任这方面的工作，而不是使这种信任减少，隔膜越来越增大。其实“占中”还是受到西化的影响，如果基督宗教积极地参与这种“西化”，那么就会被中国社会看成还是“洋教”，还是西方的宗教。中国大陆的教会可以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劝告和积极的建议，要代表中国的形象发出声音，这样争取整个世界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对此教会是可以做到的。
    有关基督宗教在中国如何体现其普世性方面，可以这样说，普世性不是抽象的，普世性的一些原则在具体体现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地域性的表现，普世性和地域性是密切结合的，没有一个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普世性。普世性要接地气，它是在地域化、本土化，中国化中来体现普世性，在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间可以把普世性表现出来，普世性要通过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想表达出来，其表达的精神是普世性，但其表达的方式则需要地域性。

 

杨慧林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人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天主教和中梵关系的问题如果只是在政府层面上寻求解决，在我看来未必很难，障碍也没有通常想象得那么多。但如何面对这些问题解决以后的新环境，我觉得教会自身可能还需要做好足够的准备。比如，究竟如何处理天主教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如何带着传统资源进入到现实生活，而不是退回自己的传统？
    教会一直觉得应该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这个积极角色的入口到底是什么？只用一般的道德教训去教育信众或者贡献社会？还是另有一些独特的空间？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讲，天主教神学包含了非常多的资源，宗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神学本身的一个思想线索。比如说，中国讲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西方的神学家其实也在讨论如何让古老的信仰传统和具体的现实处境相适应。如果教会的神学能够把功课做足，应该可以用神学的学理来说明很多现实的努力。这是别人没有办法替代的，我们只是从做研究的角度看，但并不能肯定教会是否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
    所谓地上和地下教会的问题也不能回避。我觉得其中的分歧，从根本上讲并不在于教义、教理。怎样去处理并且弥合这些问题，倒确实是我们应该做的。某些分歧在国外也同样存在，他们也有不同的教派和种种争论，基督教历来如此，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维系着一个信仰的共融？我觉得教会自身首先要做好足够的神学准备，才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教会对于社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宗教和教育的问题。除了神学院自身的建设之外，教会大学实际上也参与了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过程，这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忽略，就是在历史上的教会大学并不只是培养教会的人才，不只是对教会作了一些贡献，而且在许多领域培养了社会精英，包括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原厅长鞠志强在发言中提到的周文斌、焦若愚等等。今天的人也许常常会忽略：这些共产党人的基本教育、基本学识居然是在教会的学校里完成的。其实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因此也才能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所谓宗教进入世俗社会，并不是说要把社会变成宗教的社会，而是说宗教可以参与到社会的进步当中。
    慈善事业、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也不会有人否认。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我觉得仅仅这样讨论问题是不够的。比如经常有人讲中国的教会大学在1949年被终结了。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西方的教会大学后来又是如何被终结？如何变成普通的大学？如何越来越淡化教会的色彩？大学是否必然如此？我很愿意和教会的学者们共同讨论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

 

周景勋神父：
（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宗教学部主任）

    这次的研讨非常有意义，因为可以给社会一个具体的方向。
    宗教教育是一种心灵教育，在当今的物质社会中，心灵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物质越进步的地方越需要心灵教育。物化了就麻烦了，物化的生命会使人走向毁灭。基督宗教在这方面要给世界提出一个方向，就是：做人的态度、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修养问题等。所以在整个人文精神里，怎样发挥中国人的道德和修养，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在商业社会里，人为了物质、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这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实，物质和金钱已影响到了人的内在生命的修养要求。
    “自觉意识”很重要，在物质进步的社会里，如果不觉得要有对人的关怀，这是很悲哀的，现在很多人都要求“我要得到”，而不是“我要去帮忙”，然而宗教讲的是“爱”的分享，这个觉悟是非常需要的。在圣经中讲到的灾难，就是因为人们没有自觉，犯了罪。在古代为什么会有巴贝尔塔和洪水灭世的故事？这些都是因为人腐败了，且不自觉。相反，诺厄为何能得到天主的启示？因为他觉悟到要顺应天主的旨意。
    当今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在寻求物质的同时，忽略了自己内在良心的呼喊，人要紧记：良心也有错误的。教会在这方面需要提高警惕，因为教会也容易走向物质化，修道人也会走向这个方向。如果修道人也看钱做事情，那就是悲哀！
    修士们在神学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内在物质世界中已经发展很厉害了，人们很容易受其影响，如果神父也是为了金钱，那就失去了基督的精神。所以神学院很重要，因为它是心灵的教育。在心灵教育里面，灵修生活又很重要，如果神父修女没有灵修，干什么都没用，那样我们是欺骗自己，欺骗天主，欺骗教友，欺骗国家，拥有再多的金钱没有丝毫用处。在享受中，做的不是天主的事情，而是魔鬼的事情；道理讲得很好听，自己不做，这不是爱教友、服务教友。
    基督的精神就是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影响和教导人要有谦卑的心，这就是要我们大家有物质上的分享，心灵上的分享，让物质的社会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也就是回到爱的生活上去，回到人与人互相帮忙的、实现正义、和平的轨道上去。基督宗教要为真理把关，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影响我们，错误的思想使我们放弃良心，放弃道德，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基督宗教要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把关，为人性修养的方向把关，否则，我们怎么能把天主的爱给人呢？
    天主教的老教友们，信德很坚强，值得保留。培育小孩也很重要，老教友们对主的信德希望能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也可以在国内推行对教友的信仰培育，有了根深蒂固的信德，再加上培育，才能够真正地将信德生活出来，让他们有一个跟普世教会连在一起的信仰。如果受外在的影响，不去教堂，那就发挥不了什么。
    基督宗教要跟社会接轨，满怀信德，就会突破所有的障碍，与社会共建和谐。

 

关信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教会学校的教育对学生在质量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是主要的。宗教教育，尤其是课堂外的培育活动，对很多同学的精神气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较能超越自己、关爱弱小、对奥秘开放、珍惜人性尊严和自己的灵魂。有的学生在校时对基督宗教抱怀疑或甚至批评的态度，但日后会感谢学校曾经给他们有关爱、希望、生命和真理的教导，让他们解决了人生旅途中遇上的一些问题。
      社会发生了变迁，宗教教育当然应该变化，因为宗教一方面探讨有关神的问题，但这个探讨的社会意义在于摸索人与神和在神的启示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而宗教教育非改变不可。每一个变迁中的社会都有一些独特的、大大小小的争议，宗教教育都该响应。因此不少的天主教大学有《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之类的课程，讨论“大爆炸”“克隆羊之后”“民主全球化‘民主社会化’”“价值相对论”等等。其次，社会变迁逼得教育方法也得转变。跟以前相比，当今的宗教教育哪怕是局限于一门宗教科，也越来越多元化，重视多媒体教学，开放式的讨论。原因正是社会多元化了，教学工具日新月异，师生关系平等了。

 

蔡惠民神父：
（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

    谈到修院教育这个话题，我接触比较多的是大修院，我的经验是，长上的支持不太足够。大家都明白，培育的工作是件很困难的工作，要求也非常高，遇到的困难、挑战也不少。主教对大修院所谓的支持关心就是：他们对于整个大修院培育将来的神父有什么期待？如果一位修士在修院里准备当神父，主教每次看见他，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期望，你读不读书，你怎么样生活，都毫不关心，这样修士就没感受到非常大的鼓励。这样的态度，会影响到修院的培育。
    修院的培育工作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完整的培育团去实行。例如：主教派一位神父在大修院做培育工作，不能说：“一年以后，我就把你调走。如果是这样，神父怎么样把时间放在修院，怎样去学习、推动自己，怎样去关心学生，这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每个教区或者主教都应该关心大修院，派有能力、有投入感的神父来做这个工作，这样大修院的培育才能够在各方面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如果教区或主教希望某人将来到大修院里教书，就应该有一个计划，未来的五年，希望修院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人有能力的话就送出去深造，告诉他说：“我希望你将来就是做这份工作。”如果主教做出这样的邀请，被邀请的人就会有一种使命感，读书的时候，就会把将来的工作和使命放在眼前，就会增加学习的动力。现在国内教会的很多人出国留学完全是个人的意愿，读的专业跟将来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这个需要，毫不关心，最重要的是我要拿到学位，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只有把学习和使命联系在一起，才会有动力、价值和意义。
    在当今时代，很多的人觉得当神父是很难的事情，害怕没有能力去完成，或者说是害怕将来过孤独的生活，不能够结婚。当神父真的很难吗？其实，当你发现耶稣基督真的在召叫你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了。你只会觉得时间不够，只会觉得你爱的不够，但是你从来不会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周守仁神父：
（香港华仁书院教授）

    虽然这个会议已经是第四次举行了，但我这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接触到当地的教会、神父、修女等。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每一个人都怀有一份正能量，交流很认真、坦诚，这样的交流减少了港、澳、台与大陆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一些误解，误解就是有很多的假设，假设不是真的，通过交流看清了一些假设的事情。希望我们继续向前走，而且走快点，继续发挥正能量。
    当今时代的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上承当一种先知的角色，首先要讲良心的话，传递天主的爱，面对不正义，不是责备而是要从爱出发，即使是批评，也要让人感受到爱和善意，并盼望他能够认真考虑，要从不同的角度和经验看待人和事。
    其次，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所讲的要是我们相信的，我们要生活我们所相信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正因为我们不完美，这就更需要我们不断地配合天主的恩宠去努力迈向成全。因为很多的人都在看着基督徒，尤其是神父、修士、修女们怎样做人？怎么样去包容？怎样去体现出福音的“爱”的精神？同时我们也要谦虚地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是被爱的罪人，天主爱我在先，所以我也应该接受别人的缺点，当今的时代有很多的批评，不包容、不信任等，基督徒的先知角色就是要缔造彼此间的信任。
    第三，神父、修女的入世很重要，但入世也很危险，很容易被俗化，我们入世但不属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生活节奏飞快的时代，“忙碌”成为了度奉献生活的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人成为了工作狂，没有意识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因此忽略了内在的生活反省，内心给天主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常感焦虑不安，这样，在生活的张力下，慢慢地就俗化了。因此修道人留出时间来做内心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否则我们就会舍本逐末。张力有时候也是好的，但需要我们在反省中去调整，找到合适或创新的解决办法，这样张力就会变成一种生活的动力。
    在香港神学院培育神学生方面我看到了一些不大健康的地方，例如：神学的科目很多，使学生们形成了一种应付功课和考试的模式，很多的时候忙于论文、忙于考试，少了空间去反思，这种现象不是很好。人的培育才是最重要的，神学科目可以减少一点，内容不是最重要的，让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解神学的资料，然后多些时间去整合、反省、祈祷、牧民，当然个别情况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多学习一些科目的。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现象，如果神父、修士、修女们不会把握和利用时间的话，是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很多的神父、修士、修女、教友成为了网络的奴隶。因此，修道人怎么样去面对和使用自己的时间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不少人很怕面对自己，一但静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就不让自己停下来，一直让自己在忙碌中生活，在网络中消耗时间。当今的网络对修道人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力。
    修道人在天主面前的定位是很重要的，要相信、经验我们是天主的挚爱，现在的人很怕被抛弃、被拒绝、被看扁，只有我们相信自己是被天主所爱的，才能不被这些负面心态所束缚，才能有动力去生活基督的博爱，在生活中去爱主爱人、传扬福音，完成天主交给我们爱及庆祝生命的使命。

 

张化特约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教会的本地化，既是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教会融入社会之道。只有本地化，教会才有可能在全世界不同的土壤中生根、成长，不会因外界因素夭折。
    元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称也里可温教，只在色目人中传播，随着元朝退居漠北而终结。在利玛窦、徐光启时代，教会做了不少努力，形成“利玛窦规矩”：传教士，千方百计融入中国社会，顺从朝廷，取悦士绅；西学，竭尽全力为中国政府所用，以增加护教资本；教义教规，殚思极虑地融入中国文化。历史证明，传教效果是好的。
    在严格实行“利玛窦规矩”的上海，1608年开教后的100年中，与社会的矛盾最少，教会生存状态最好，发展最快。其实，教会高层也提倡本地化，1919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谕，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认为福传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1922年，特派刚恒毅为宗座代表，到中国落实这一通谕，这才有了第一批中国籍主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本地化的教会能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当前，体制内的教会跟社会的相融性不错，社会对宗教的评价也越来越积极。原来说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后说“信教群众”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又肯定“宗教界人士”也是积极力量，再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宗教从需要引导才能“相适应”的对象，渐变为社会的正能量。
    教会融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合点，就是做公益和慈善事业。2012年，中央六部委出台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文件。也就是说，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落实。根据中国国情，教会可以拾遗补缺，做那些政府没有精力做、或者没有想到，社会又有需求的事。上海青浦区有青浦区初等职业技术学校、青浦区辅读学校两所特殊教育学校，特教师资奇缺。区政府要培训师资，不缺资金和硬件，唯独缺专业人才。该区的基督教会和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合作，发挥人脉优势，从海内外请来20多位一流的教育、医学和相关领域专家、教授、管理者及临床医生等的人才，组成讲师辅导团队，实施并资助了“青浦区特殊教育医教结合专业化教育培训”项目，历时2年半，使100多位特教老师、500多位从事特殊教育相关岗位的人员受教。解决了政府的难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有专门教育培训自闭症患儿的项目；世博会期间，他们把世博会区域里的精神病人集中起来，加以照应，促进社会平安和谐，各方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