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我必须把我们想象成“天主恩宠的合作者”（参阅格前3:9）。这样，我们便可同上主一起行走，每天我带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反思：我如何在活出我的司铎职，我的奉献生活，我的门徒身份？我亲近耶稣吗？

圣保禄宗徒曾多次把基督化生活的培育，视为运动员的操练(格前9:24-27；斐3:13-14；弟前4:7-8；希5:14,12:11)。7所以，从字面意义上就可以肯定：灵修需要努力与持续的操练。

南宋的陈文隆，当时正在太学读书，一天有位天使进入他的梦中，告诉他说：“你这一辈子将会老死在你就读的太学里。”陈文隆以为这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将终生被困在太学之中。

通过家族中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叔叔认识天主教，11岁受洗，能背诵要理，18岁发愿守贞。”封建婚姻中被迫成婚1639年，陈子东的父母按照当地的婚俗，把她许配给福安溪填村的周家为妻。

从上世纪开始，他们便承受了很大的灾难性迫害，以至于后来便出现了上千位的殉道烈士。总之，韩国的教会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德、传教士们的贡献以及平信徒们为信仰而作证的殉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我竟然忘记了，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记得在康复医院时，陈志江神父堂区的一位台湾教友经常来探望我，为我祈祷，还送给了我一本《新约圣经》。现在想想，我那时也是靠着《圣经》坚持了下来。

她是位年逾花甲平易近人的基督新教教友，对我拿来的耿老师创作的弥撒歌曲很感兴趣，就这样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邓教授等人的帮助下动起笔来。

它成立于90年代，当时只有几十位教友，近十年来，特别是保禄年之后，随着福传的深入开展，教友人数上升至200余人。在聚会点接待我们的是几位女教友。

一八七二年八月五日，在意大利北部摩尔尼斯村以圣女玛沙利罗为首的十五位女青年在鲍思高神父领导下穿上会衣，成为首批母佑会修女。一九二二年，她们便秉承会祖传教热忱，慷慨地抛下故乡及亲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我们提前三小时到车站，枢机亲自向票务人员划位，其实枢机「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座位问题，但他不愿麻烦人。在高铁上，枢机交给我他细心校对过的书稿，那叠小小书稿述说单枢机九十年的生命，仿佛快速变化的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