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教会音乐家耿辉老师

    2月20日惊闻耿辉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半晌说不出话来。记忆的大门一下子被打开。
    那是1993年4月，在太原南郊晋源的古城营村，当时准备过复活瞻礼，管乐队和民乐队合奏一首“吾等赞颂上主”，当地人叫“得胜鼓”的吹打乐。这是一首由佛教音乐填词而来的在明朝万历年间由北京传入山西绛县天主教会的民族乐曲。我不但要处理好民族乐器和西洋管乐的和谐，还要解决军乐队年轻人不懂民乐队沿用上百年的工尺谱的技术难题。我只好一遍遍听笙箫笛管吹奏主旋律，再用简谱记录下来，整理后改编成配器谱。
    当时，一位娘家是西柳林村的新媳妇说她父亲就有一本关于这些民乐的简谱本，后来她给我取来，原来是本刻蜡版油印的小册子，很像现在博物馆展览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16K油印传单小报：白粉联纸封页上印着《圣教音乐会曲集》（耿·安多尼整理，1992年7月）。我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在我提出借几日要手抄时，她说这是她父亲用过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学这些了，就给了我。尽管刻印印刷的简陋粗糙，但仍可看出乐谱本的记录整理者不但音乐造诣很深，而且对天主教礼仪音乐和歌词白话文、文言文运用得很娴熟，尤其是在处理古经文对应民族音乐的节奏感及合仄押韵上恰到好处，未曾见过这位专家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正好有次古城营乐队到西柳林村为教友送葬，我有机会见到这位保存小册子的老者，他说编印整理这书的人叫耿辉，是孟满顺神父从省城大教堂请来的专家，是太原幼儿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
    1994年冬，西柳林为贺堂提前邀我去排练耿老师所作的“献礼弥撒”，同时训练该教堂军乐队演奏贺堂庆典用曲。他们提出希望把原多声部混声合唱简编成符合他们实际演唱水平的高低两声部，我提出必须先得到作者的同意才好动笔。后来韩神父对我说耿老师答应了，只要是为荣耀天主，唱的人越多越好，根据实际需要怎么改都行。当时我很受感动，心想这位专家知道我这么丁点能耐么？不怕我改坏他的作品影响他的声誉么？好在我当时在政府机关工作，业余时间多些，一边跑各教会辅导排练，一边还有空参加省市电视台的“省广播艺术团合唱团”进修。艺术团的声乐艺术指导老师是闻名全国的山西大学艺术系邓映易教授，是她第一次把贝多芬的《欢乐颂》、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和《友谊地久天长》、《铃儿响叮当》等世界名曲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她是位年逾花甲平易近人的基督新教教友，对我拿来的耿老师创作的弥撒歌曲很感兴趣，就这样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邓教授等人的帮助下动起笔来。
    1996年，在张秉忠神父的支持下，两个声部的《中华合一弥撒》油印本合唱集从南社很快随着各地兴起的贺堂高潮传遍三晋大地，得到众多神父、教友的好评。
    我见到的各地神长、教友们都很羡慕我们山西有耿老师这样的人才，感谢他为中国天主教会创作了如此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符合“梵二会议”圣乐本土化要求的弥撒曲。“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耿老师挖掘弘扬了民族艺术精华和历史遗产，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以崭新的弥撒曲形式拓宽了教会圣乐的道路。

    二十余年来我和耿老师见面虽多，但说话的机会很少。在大型朝圣、贺堂、发愿庆典上，在主教府百年庆典系列纪念活动、军乐、民乐大赛演出中，在国庆、七一、五一、新年文艺演出指挥时，只是见面点头微笑致意，却没有坐下来畅谈的机会，唯一的一次长谈既不在教堂也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坟地里。
 

太原神长教友在耿辉的追思弥撒上

    那是2009年11月2日，某个堂口的郭会长跟我说，赵神父希望我次日能去指挥享堂教会在追思已亡弥撒礼仪中的演唱和吹奏，我觉得做好教会合一工作是天主拣选和赋予我必须做好的重任。平日多数时间是在教堂，今日来到长沟村后山空旷山野的教友墓地为亡者做追思弥撒还是首次，由于准备工作做的十分细致扎实，而在山庄窝铺、家庭院落、田间地头弥撒演奏又是当地教友的强项，所以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令在场的教友来宾深感意外，交口称赞。追思弥撒结束后，主家十余人列队向神父、教友和合唱队、军乐队鞠躬致谢，我一眼就认出站在中间的耿辉老师，一大家族教友分属不同堂口在我们这里很普遍。休息时耿老师拿着面包矿泉水过来让大家吃，我俩席地而坐边吃边聊，从眼前的军乐队合唱队谈到教会的音乐工作现状，从“梵二会议”音乐福传谈到圣教音乐礼仪和中国本土文化如何结合并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切入点。我告诉他，在天津小韩村看到为招待来访的意大利米赛尔主教一行，天津歌舞团白老师改编了他的《献礼弥撒》，并执棒指挥中国天主教会第一个农民交响乐团演出。耿辉老师听后欣慰地笑了。
    耿老师突然地走了，心中十分感伤，仿佛他也带走了从三晋大地直至大陆教会探索开拓圣乐本土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