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许多的倡议或举措，就如同在这片田园中播撒的种子，其中我想特别提及教宗方济各在冈道尔夫堡留给我们的“愿祢受赞颂村”。

去加纳斯蒂卡村的路是那样遥远而坎坷不平，凯瑟琳吐了好几次，一张小脸时而转白时而转红。不知道过了多久，车速渐渐慢了，在滚滚的烟尘中，先有一群孩子激动地迎到了车前，然后大人们的身影也慢慢浮现出来。

我虽然生长在世代天主教的家庭，家乡是教友村，所以进堂、念经、望弥撒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接受的特殊教育，福传无从谈起。从“信德”上，我明白了，不单要救自己的灵魂，还要救其他人的灵魂。

深谈之后，得知她现在是宝鸡市桥南福传组组长，已福传百余人，为主寻觅羊群。她娇小的身躯蕴含着极大的能量，不断地为主作工。李阿姨的婆家是老教友家庭，丈夫的姑姑是一位修女。

在北京教区南堂，林国贞如实向傅主教诉说了深圳教会每次过大瞻礼请神父的困难，并把教友们盼望深圳能早日有一位常驻做弥撒和行圣事司铎的请求也告诉了傅主教。

第一次在外国专家的提问下对答如流；毫不胆怯地做示范动作，给爱尔兰康复专家欧康娜教授（信仰天主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毕业后得到在武汉同济医院康复中心南登昆教授和欧康娜教授的免费进修作了铺垫。

有几位老修女还在七宝修女院、南张安老院等处发挥余热，为教区的圣召培育及老年人服务奉献力量（老年修女的名单见附二）。上海教区于1985年恢复了教区的修女院，以圣母献堂修女会命名。

在宣武门购置“北京会院”即今北京南堂前身，并且有200人领洗入教，不少为朝廷高官，其中最有名的当推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著名学者、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

去年圣诞节，医院经过慎重考虑，宣布了种种限制性措施后，允许他平安夜回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他高兴极了，许久都没有见到他如此兴奋了。住院期间，傅主教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并保持着与神长教友的联系。

3、天堂为所有人“将来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的人，参加天国里的宴席”（路13：29）。天主子耶稣基督将救恩带给每一个人，带给天下万民。天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