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书籍：我们已经倡导了二十多年的本地化，我们的基本礼仪经典用书还没有满足内地的需要，而国内自己编写的又是寥若晨星。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宗教艺术1920年代，当时的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提倡宗教艺术中国本地化，圣母圣心会的会士们也积极地响应了总主教的倡导。陕西靖边小桥畔天主堂在1920年，狄化淳神父设计了32幅天主教要理的图像。

随后他列举了梵二在天主圣神带领下对内自我改革、对外服务与交谈对话，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弥撒礼仪及其他圣事更新了、主教会议、主教团及司铎谘议会架构陆续成立完善了；实现神职本地化的同时，铎职和男女修会生活获得了更新

这种意识，通过坚持不懈地探索教会共融的「信德与恩宠」团体司铎、度献身生活者、传教员和平信徒传教士们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而使此类「本地化」现像也能够融入到统一模式中，在其内，福音是自由和进步的酵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教区努力探索教会本地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幸的是，十年浩劫，一切宗教活动都被迫停止，所有圣堂全部关闭或挪作他用。　　1978年起，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乱反正，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他走了一条本地化或者“中国化”的道路。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他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传播西洋科学和文化的同时传播天主教。

也因为这点，越南的教会非常重视福音传播的本地化。比如：我们看到越南的修女们所穿着的会服大部分都是具有本地特色的旗袍，面料和样式都有当地的色彩、本土的元素。

在元代，天主教会在建立本地化教会和向汉人传教的工作上几乎是一空白。所以，当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汉室率军北上，攻陷大都时，天主教很自然的被视为蒙古的文化，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　　

基本上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你也可以用拉丁文做梵二弥撒，也可以用中文做特利腾弥撒，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本地化，也可以做不同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