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中国文化，放眼全球

　　教育向来与全人塑造密不可分。谈到教育，中国自古就视其为国计民生之本。管仲在春秋时代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教育是一门艺术，其关键不在灌输，而在鼓舞、启发与唤醒。[ 区应毓（yu） ，张士充，施淑如，邹永恒，区方悦，在（《教育理念与基督教教育观》，3页）谈到：“教育理念的起点在于如何去“学问”，学习如何去发问。真理有主观与客观的层面：“客观真理包括自然界的定律和宇宙的来源等，主观真理包括人性的发展和道德的培育等。主体与客体都是有关生命素质的问题，因此教与学亦必须引进生命的改变、提升、充实、升华。”]任何教育都是如此，神学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大部分人对神学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神学深奥晦涩,甚至古怪。其实，神学--theology--由两个希腊词组成，即theos“神”和logos“思想、理性、智慧”，神学就是“有关神的思想”。所有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都是神学问题。按照Stanly Grenz和Roger Olson 所着《Who Needs Theology》，神学就是教我们如何正确地思考。[ Stanley Grenz and Roger Olson, Who Needs Theology? 陈玉棠、刘平译，《谁需要神学》，1-11。]本文关注的是系统严格的神学教育，但对神学的界定是广义的，牵涉到生命经验中任何关于神的思考与探究。[ 同上，2-3。]
　　神学教育是一个持续终身的漫长过程，是建立拥有成熟信仰的教会团体的根基。神学教育不应只是单纯为了能够回应当前的牧灵需要，更应划定方向，与时俱进，帮助个人、团体与社会分辨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神学教育不仅是教会内部的事，它有相当强的社会幅度，与教会团体能做出的社会贡献相关联。
　　要谈中国的神学教育就要首先关注它的背景，即中国当前的大环境（context）。笔者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接受过神学教育，切身体验到神学教育和所处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神学教育的目的和采用的方法都会有所不同。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在当代中国“学习”和“做”神学（Studying and Doing Theology in China）。神学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滋养，更是生活的实践；不仅需要用头脑去理解，更需要用心灵去体会与品味。
　　这篇文章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而是一种思索，是我回国后在从事天主教会神学教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反思，希望藉此与各领域的学者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对话。
　　本文将中国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视为一个整体，但因为笔者从事的是天主教会的神学教育工作，所以以天主教会的神学教育为案例来探索基督宗教的神学教育。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从提出问题的角度谈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教育概况；第二部分分析如何达成扎根中国文化，放眼全球的神学教育；第三部分谈神学教育在中国转型时期应具备的特点。本文在最后尝试着描绘具有中国人人格特征的天主画像。
I.中国天主教神学教育概况
　　中国天主教会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发展出具中国文化特点的神学思想，还依然披着厚重的西方文化的外衣。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尚未与中国文化真正融合
　　这里所谈的中国教会（或更好说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尚未与中国文化真正融合，并非遵循基督宗教在中国还依然是“洋教”的片面看法。章开沅教授在《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一书的前言中中肯地指出中国社会和学术界“过去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评价常失于偏颇”，有时“甚至缺乏起码的了解”[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第四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9页。]。章教授肯定“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总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它“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 同上，10页。]
　　在肯定基督宗教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的前提下，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地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目前为止，中国教会还没有发展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神学。虽然天主教在十六世纪就已经由利玛窦带入中国，也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触碰，但这样的触碰多是关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即传教士们如何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同时又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但一牵涉到神学思想，中国人一直沿用的还是西方的模式。中国教会还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做”神学的路。虽然有不少教会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对照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但这些对照大部分还是关注在表层，如中国文化的哪些价值观与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是相合的，哪些思想是类似的，等，还没有做到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解读阐释基督宗教的核心价值。
　　让信仰在一片土壤和一种文化真正扎根，发展属于当地人民的神学思想非常关键；就如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在南美洲，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在北美，民众神学在韩国，斗争神学在菲律宾。这些神学思想缘起于当地人切实的生活经验，在他们探索更正义的社会架构和更有希望的民族未来的努力中起了主导作用。由此，信仰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把中国和韩国的基督宗教做一简单的比较，就能进一步肯定创立本地神学思想对地方教会的决定性意义。基督新教在韩国逐渐发展出的“民众神学”促进了基督宗教在韩国生根和今日生机勃勃的景象。虽然“民众神学”不能取代主流的神学思想，但可以帮助所有韩国基督徒反思作为一个基督徒和韩国公民之间的联系。这一方面体现了韩国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丰富了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
　　发展中国本土的天主教神学思想需要既深入了解天主教的神学传统，又对中国文化有相当造诣的人。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即是神学家，又是中国文化大师，而是肯定这样的人体悟了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同时又能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偏重于灌输理论，而非塑造全人
　　中国整体的教育体制在塑造全人，培养能力方面比较薄弱。中国的神学教育亦有同样的倾向，普遍关注的是知识的传递，而不是人格的整合；所用的方法多是灌输，而非启迪或引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入学考试、课程的设计与讲授方法、成绩的考核。
　　神学院的入学考试只有笔试，测试的大概只限于智力和记忆力。这个学生其它方面的能力，如与人交往合作的能力，将所学知识具体操作的能力，或学生读书的真正动机与目的，学校就无从得知了。如果在笔试的同时加入口试，在申请的资料里放入了解学生的老师或长者的推荐信，申请学生对读书的动机与目的的自我陈述，以及学生比较有创意的项目设计的报告，就能比较从整体上了解申请的学生。
　　在神学院课程的设计方面，除了少数的涉及到心理灵修整合的课程外，绝大部分的课程是知识层面的。一些必要的关于堂区管理、活动项目设计、以及有效沟通等课程都不在课程表中。在教授方法上，绝大部分的课程是在教室里完成的，缺乏一些必要的活动，如与其他宗教人士的对话，必要的实地或问卷调查，以及切身体验的反思与整理，等。
　　在成绩的考核方面基本限于笔试、口试和论文，其范畴多在理解层面，少在体验。这些都造成僵化的神学培育。神学本是非常自由、富有想象力的，能不断挑战人故有的思维模式。在神学的课堂里，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包括一些终极问题，甚至关于神的本质，anything and everything can be asked,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God。同时，开放、自由、在对话中进行是神学教育的必要态度和前提，这也有助于人格的整合。
3．广大平信徒的神学培育欠系统化
　　中国天主教会的平信徒现在都普遍主动地寻求获得神学培育的途径。虽然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如门徒班、使徒班、以及各种教理讲授和牧灵辅导课程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其水准不高，课程内容欠系统化，不能满足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主动寻求信仰的平信徒。
　　中国天主教会的平信徒，如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平信徒一样，不再满足于做只参与弥撒的周日信徒，或只把进教堂祈祷当作信徒的主要标记。越来越多的平信徒希望能在日常点滴的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活出信仰的价值。他们不断寻找帮助社会弱小者的具体途径，当国家和民族遭受灾难和痛苦时尽快有效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平信徒增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信仰的认同催迫着他们去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他们渴望了解的是信仰的核心与实质。
　　然而，当前中国大陆平信徒的系统神学培育还几乎是空白。系统神学培育的对象依然是全职学生，其课程安排和内容都不适合平信徒。虽然大家普遍意识到平信徒的神学培育迫在眉睫，占教会团体比例最大的平信徒应真正成为教会的生力军，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但对平信徒神学培育水准的提升还有赖于从整体提升中国的神学教育。

II． 扎根中国文化，放眼全球的神学教育
　　当前中国的神学教育需要顾及到三个方面：深入了解传统的天主教会神学思想，掌握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整合二者的基础上顾及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问题。余子侠教授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指出神学教育本应是教会办教育的主干，但自教会办学校以来，神学教育却成为教会学校的一个“附件”，其主要原因就是教会在办学时特别强调实效性。这导致教会学校的普通教育远较神学教育的社会影响深远。在华的英国传教士裴大卫（David M. Paton）在1952年检讨在华传教的失败时曾说：“神学在中国就从未有过机会”，中国人要想成为教会领袖就必须遵循西方的模式，他们从来没有被培养从神学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所以基督教从未有过真正的中国样式。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大多没有值得可谈的神学，而正规基督徒“多是头脑简单的基要主义者”或“经过培训的教牧人员，他们的思想根本不是自己的或中国的，而是呆板的西方模式”。[ 余子侠，“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历史考察，”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179-205，这里204-205页。裴大卫（David M. Paton）的话来自《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上帝的审判》第49-50页。] 余子侠提出“功利主义十分浓烈的基督教文化”未能进入中华学术之髓，除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外，基督宗教神学教育的失败是否是一重要原因呢？[ 同上，205。]
　　我认为余教授的分析值得基督宗教内部的人深思。在这里，我尝试着把实效性放到一旁，探索今日天主教的神学教育应关注的层面。
1．促进基督文化核心价值与中华文化的融合
　　这部分的重点在于强调用中国人的思维、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民族经验来阐释基督宗教的核心价值，来研究和做神学。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圣经释经学，现就以希伯来圣经释经为例，作一个简单的阐述，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希伯来圣经并非源自西方，而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产物。希伯来语言和圣经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和东方文明更加接近。希伯来圣经的上主形象和神学思想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保持着一种深层次的整合与包容。这很相似中国传统文化对神的理解，即肯定天地间有一位至上的主宰，又为祂描述了很多更接近人的面貌，有时矛盾，但更体现深层的整合。希伯来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分为对立的“身体”和“灵魂”两部分，而把人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希伯来文称为Nephesh，即使人降入阴府，Sheol，还是以人的整体形式存在。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的矛盾与统一，是需要用慧眼辨识，用慧心感悟的。中国人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希伯来圣经的内涵。
　　圣经中的智慧传统也包括了积极主动的生活观，如《箴言》，和关注当下，认为万事皆虚，以冷静清醒的态度解读人生的《训道篇》。这两种态度就犹如中国传统里比较积极的儒家思想和比较超脱的道家思想。这两个层面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牵制与统一的，就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同时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一样。
 　　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阅读圣经，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人更好地把握圣经的含义，也可以丰富圣经的释经。这里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人更好理解圣经中的痛苦问题。希伯来圣经中对痛苦探索最深刻的莫过于《约伯传》和《哀歌》，二者分别从个人和团体的角度看人在最绝望的时刻如何看待自己、人生、上主和天人关系。《约伯传》和《哀歌》都肯定人在至深的痛苦经验中如果坚守对生命的执着，就可以触碰上主，可以体会天人关系的实质。在这样的时刻，人显示出极强的复原力，拒绝放弃，而这也正是上主运作的时刻。中国文化对痛苦历来有比较深层、正面的理解。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曾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痛苦迫使人回归本源。孟子也曾说过所有中国中学生都能背诵的：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痛苦是上天为祂选择的人上的一门重要的课。这些源自中国本土的看法会丰富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帮助中国读者很快把握圣经中表达的痛苦不同层面的含义。
　　离开埃及—出谷是希伯来圣经中描绘的以色列民族被上主拯救的最基本经验，这一基本经验影响了以色列人对上主的一切认知。这也是解放神学的基础，之后，从解放神学又发展出美国的黑人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和菲律宾的斗争神学。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在没有任何人力与社会资源的情况下成功离开埃及的经验为所有社会边缘人都深具意义。我认为中国人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历尽艰辛，浴血奋战，逐渐走出一条自我解放、自强不息的道路，这其中体现的核心价值能让中国读者把握圣经叙述的核心，而圣经所描述的聆听穷苦人哀呼的上主也能启迪中国读者从更深层的角度体会自己的民族经验。
2．塑造全人、持续终身的神学培育
　　神学培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与疏导，更是价值观的培养与生活方式的塑造，所以神学培育是塑造全人、持续终身的。基督宗教的价值观，或更好说以圣经为基础的一神信仰的价值观挑战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社会主流认为人存在的目的在于创造价值，增进各种能力，但圣经认为人生来就是上主的肖像，无论人有能力与否，都具有尊严；人的价值不在于其所能，而在于其所是（not of doing, but of being）；社会主流看重财富、权势和影响力，耶稣却宣扬真福八端：你们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哭泣的人是有福的（路加六17-26；参阅玛/马太五1-12）；人依照本性都希望实现自我，但耶稣告诉人，你们要舍弃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玛/马太十六24）。人常把目光停留在自我身上，但圣经告诉人把目光从自我身上移开，放在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贫穷和社会边缘者身上。
　　神学培育的本质并非单纯理智的开发，而是培养一种以神和他人为关注点的生活态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一个人没有办法塑造并维持与社会主流相对的价值体系，这些人需要一个相互支持的信仰团体。神学培育将牵涉不同人生阶段面对的不同问题，帮助人探索生命的深度与广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活出更丰富的生命（若望/约翰十10）。
3．神学教育与信仰团体的社会承担力
　　信仰从来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基督宗教一直是入世的。圣经自始至终强调信仰与生活实践的整合，信徒有责任关注他们中有需要的人，按照希伯来圣经的固定表达方式，就是他们中的“孤儿、寡妇和旅客/外地劳工”。这三者在圣经中常同时出现，是一种固定表达法，代表所有处在社会边缘，需要被关注的人。新约圣经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雅各伯书明确指出：信德如果没有行为，便是死的（雅二14-26）。依照玛窦/马太福音的记载，信徒与基督的关系透过服务最小的弟兄姐妹体现出来。在生命的末刻，耶稣会对每一个信仰的真正实践者说：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你们来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好了的国度吧！（参阅玛二五31-46）。由此可见一斑，基督信仰有极强的社会幅度。
　　被誉为“当代的帕斯卡尔”的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强调“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 薇依，《重负与神恩》（Le Pesanteur et la Grace），顾嘉琛，杜小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薇依自愿放弃中学哲学教师的工作，到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思考20世纪初的社会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 同上，3。] 薇依意识到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而天主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薇依从心灵深处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但她没有受洗，称自己为“活在门槛上的人” （living on the threshold）。薇依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人存在的不幸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人在不幸、痛苦、绝望中爱的坚守最终触碰到的就是上主本身。薇依是实践信徒的典范，她的一生见证了基督信仰与社会责任是分不开的。
　　基督宗教是受苦者的宗教，因为上主自己成了不幸的。所以对任何不幸者的爱就是对上主之爱，而这就是基督信仰团体社会使命的根基。神学教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人分辨时代的讯号，回应时代的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4．培养有分辨能力的成熟信徒，建设成熟的信仰团体
　　分辨（Discernment）为今天的中国教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神学教育需要帮助个人和团体了解把握分辨的原则。当前的中国教会还普遍不成熟，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人依然从功利的角度看待信仰，认为信仰是为了寻获或得到，寻获的对象未必是物质层面的，可能更多包含心灵的层面，如内心的平安、宁静、喜乐等。这本无可厚非，但信仰的本质不在寻获，而在交托；不在得到，而在给予。把生命的焦点与注意力从自我转向上主和他人，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有些虔诚的信友有一种“教义安全感”，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自我中心，沾沾自喜。多马斯.格林神父（Fr. Thomas Green）在谈及分辨时提出：真正向上主开放的人不自以为是、焦躁不安或不耐烦。信仰团体应是开放的，让所有的人感到受欢迎和被接纳。
　　第三，教会团体在做决定时，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一种“大多数暴政”，把大多数人的看法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看法。这是一种操控上主的行为，不是合理分辨的做法。正确的分辨应让团体的成员找到团体正能量的根源在哪里，这正能量的根源就是团体行动的方向。
　　在神学培育方面，有关分辨的课程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让各人与团体熟悉分辨的原则与方法，逐步建立成熟的信仰团体。

III． 神学教育在中国转型时期应具备的特点
　　中国在世界格局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也在逐步成为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世界大国。在此时期的神学教育应该与时俱进，具备几个特点：
1．坦诚开放、在对话中进行
　　对话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开放、诚实、以及“真理没有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的谦虚。神学教育的方式与内涵都应是对话式的。神学教育的氛围应是对话式的，以学生与老师共同探讨的方式。我这里更想谈的是神学教育的内涵也应是对话式的。
　　首先，神学教育应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中国要健康稳健地发展，需要中国年轻人不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与精髓，也要了解西方文化的经典。神学教育更是如此，它不应是香蕉式的用中文宣讲的西方模式（yellow skin with white content），而要深入探索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与相合点，让二者在深处触碰。
　　第二，神学教育要顾及天主教与各基督宗教与其它宗教的对话。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之间的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可对话的空间很大。但中国近代的历史把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宗教塑造成几乎不相干的两种宗教，这种现象非常可惜。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也能联手，共同建设有品质的生活。汉斯龚曾说过：世界上如果没有宗教的和平，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同样，中国如果没有宗教间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也不会有真正的和谐。
　　第三，神学教育要促进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对话。神学教育要明确指出传播福音并不是靠说服，而是靠关注对方与生活见证。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日纳.斯卡尔法里访问时曾说：诱劝他人改信宗教是荒谬可笑的；你必须与他人相遇并聆听他们。“与人相遇并聆听他们”，这应成为教会与社会对话的前提。
2．以培养兴趣为主，而非功利性
　　以感悟为主的神学必须从培养兴趣着手，单纯知识的传递或牧民技能的培养只能造就人云亦云的传声筒或拘泥于规条的法利塞人。神学各领域其实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在教授神学的教室里，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提出来的。兴趣也是百年树人和让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整合的关键。信仰可能不能提供给人生命疑难问题的答案，相反，有信仰的人可能问的问题更多，这些问题也都是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兴趣是必要的，没有兴趣根本谈不到研究与做神学。
3．用普通人的语言来描述和表达天人关系
　　中国的神学教育，因为脱离普通教育独立存在，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表达方式，再加上天主教会传统存在的比较抽象的神学语言进一步让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孤立起来。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通谕中呼吁用普通人的语言来讲述神学，学习神学，表达神学思想，把神学从神学院扩展到普通人的生活。这为中国的神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不仅是表达方式与语言的改变，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这肯定了神学源于普通的生活，也将指引一般人的生活。神学是属于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的。
4．从经验出发，由下而上的神学教育
　　如果我们强调用普通人的语言来表达神学思想，就要关注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传统的神学思想和基督论是由上而下的（Christology from above），耶稣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第二位圣子。这些抽象的形容词把神摆在至上的位置，并不真正帮助人了解上主或与祂建立关系。但如果我们由下而上，通过耶稣的生平和经历来了解祂的身份（Christology from below），就能透过真实的生命经验感悟上主是谁。
　　从经验出发，由下而上的神学教育关注的是真实深切的生命经验，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视角。透过生命经验感受到的神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角度也肯定了在耶稣身上人性与神性完全的合一。这在生活层面的表达就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充满人情味的，非常温暖的人。
　　结论：描绘具有中国人人格特征的天主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