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圣心会在中国

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

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义

部分在蒙古传教的圣母圣心会会士

    圣母圣心会总部位于比利时司各特，又称司各特传教会。会祖南怀义1823年6月12日生于安特卫普；1847年经由枢机主教Sterckx领受铎品；于1865年偕首批会士到达内蒙古西湾子传教，并于1868年不幸感染斑疹伤寒病逝于承德老虎沟。自南怀义来到中国之后，一共有679位司各特会士曾在中国长城之外的华北地区传教：热河—内蒙古—甘肃—新疆，超过3000多公里的距离，他们靠的是骡马、骆驼来旅行。与当地农民和蒙古游牧民族一起跨越了长城，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教会团体，并通过促进农业发展、教育事业、医疗保健及科学研究等参与了当地的开发。共有250位圣母圣心会士在中国病逝，其中88人死于斑疹伤寒。文革时期他们的墓地被毁，但是由于中国天主教教友的妥善保护与修复，这些坟墓仍然被完好地保留至今。圣母圣心会与中国华北教会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至今仍然存在，鲁汶南怀仁基金会透过今日牧灵和社会发展项目与中国教会持续地合作。

建立分布广泛的学校系统

    圣母圣心会建立了分布广泛的学校系统，并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开放女学生入学，在那个时代这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他们刚到达中国的一年后，也就是1866年至1888年这22年间，圣母圣心会士已经在华北建立了近40所学校。

教会学校的师生合影

    据统计数据显示，至1935年底，在中国北方地区有近一千所天主教学校，总计达25390名学生，其中包括13925名男孩和11465名女孩。
    南怀仁支持教会与地方当局合作，协助特殊教育及学前教育。

贞女

    教会的贞女们担任要理讲授师、教育家、护士、教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服务于教会团体。

贞女（后排）

    “贞女”的制度在中国可以追溯到300多年以前，在那个妇女仍然裹小脚的时代。“贞女”制度在当时教会是一项大胆的创新，也是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显著贡献。有时候，穷人会遗弃他们的孩子（大部分是女孩），而贞女和修女们就照顾这些被遗弃的孤儿。孤儿们在孤儿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并在那里接受正规教育。至1940年底，圣母圣心会所负责的孤儿院共照顾了4597名孤儿。直到今天，教会的修女们仍不辞辛劳地照顾那些在中国的孤儿和残疾人士。

宗教艺术

    1920年代，当时的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提倡宗教艺术中国本地化，圣母圣心会的会士们也积极地响应了总主教的倡导。

陕西靖边小桥畔天主堂

    在1920年，狄化淳神父设计了32幅天主教要理的图像。当地传道员也十分赞赏由狄神父所绘的圣像。吴慰华神父绘制了中国风格的洗者若翰图。方希圣神父在大同大修院和西湾子许多教堂内绘制了壁画及一些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这些作品都是远近闻名的精品。
    和羹柏在1885年和1928年之间建立了数十所教堂，其中知名的有：宣化（河北）、正定（河北）及福州（福建）的主教座堂；杨家坪（河北）的教堂和佘山（上海）的大教堂。积极从事于教堂建设的知名的圣母圣心会会士还有：在热河地区的金声远、顾永珍；在西湾子的石德懋主教；以及在河套地区的郎安国。
    1875年在陕西靖边小桥畔，司福音建造的具有中国宫廷特色的美丽而雄伟的大教堂，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蒙古教区建筑界内的骄傲。
    许多在中国北方的教会都广泛使用中国传统乐器伴奏，如二胡、琵琶、横笛、锡塔尔琴、笙、钹、锣等。
    彭嵩寿神父创作了多首新圣歌，主要音乐作品有：《鄂尔多斯南部民歌集》（1912年）、《鄂尔多斯的蒙古音乐》（1915年），以及在他的著作《鄂尔多斯地区》（1932年）中对蒙古歌曲的研究。葛永勉神父收集了蒙古的宗教歌曲以及蒙古的民歌。

医疗卫生事业

    1921年，在吕登岸神父的请愿下，由同会会士理奥万德曼设计建成的天主教绥远医院（呼和浩特），是在当时600公里范围内唯一提供专门医疗护理的医院。它包含120个床位，一套应用于外科手术、医用放射技术、眼科研究的精良设备，以及妇产科、电疗法、药房、实验室等，19位传教士在此医院服务过，其中有：司各特会士司福音医生、13位圣母圣心会传教修女、两位中国医生和一位美国医生。王守礼神父和裴德思神父相继担任当时的院长。
    遍及212个偏远乡村的400多名中国神父和传教士，以及相同数量的修女服务于600多个传教站。他们照顾在当地小区的伤病者，病情严重的则被转送到绥远医院。

传教士给儿童治疗耳疾

    88位会士病死于斑疹伤寒。其中有78人的年龄不到45岁。1931年，吕登岸神父将来自波兰利沃夫的伤寒疫苗引进中国，再由鲁汶大学的张汉明医生和Gaydos医生调制成可以在中国用的疫苗。此后，再也没有人因伤寒而受害了。
    1917年，5位圣母圣心会士在内蒙古因黑死病和肺鼠疫而去世，他们都是因为照顾生病的临终教友而被感染的。其中有：沙德明、毕成功、南怀义、步世明和当时最年轻的苏德化（28岁）。
    另外，早在1850年，西湾子的传教士们就反对并制止一种古老而残酷的陋习——抽大烟。反对这种古老的传统是具有相当挑战性的，传教士们在当中也遇到很大的阻碍。而教会内，对任何一种形式的鸦片的使用都是被禁止的。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就未曾播种或使用罂粟。教会的庄稼地只种植粮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农业发展

    在草原还在使用犁耙、牲畜和手推车来耕种时，圣母圣心会神父们重建用于灌溉的水渠，引黄河的水来使土地肥沃。
    德玉明神父和桂德真神父住在蒙古包中数月。他们买下了淤塞的运河及周边的土地，并开始挖掘更多的运河。1905年邓德超神父和马江云神父进一步地扩大了所有运河的规模，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其中所包含的分支总长度达7434公里。他们被冠上了荣誉的绰号：“河套之王”和“运河挖掘者”。因为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使当地的农业蓬勃发展，小麦、谷子、荞麦、燕麦、水果和蔬菜都获得了大丰收。自1926年起，对这些运河的管理及保养的工作就从天主教会转交于当地灌溉局。

传教士引进的蔬菜造福了当地百姓

    从比利时和荷兰进口的新型土豆、新型大麦种，在这里也相当受欢迎。比利时的亚麻布、粮食、三叶草和啤酒花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收益。鄂尔多斯本是一片荒原，然而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坚持证明在这里再造林是可行的。蒙古人也尊称他们为“植树人”，旅行者们只要看到在地平线成排的树木，就会知道他们到达了当地的天主教会。平均每年每个传教站都会借给邻近的贫困农民至少20至30头的牲畜。1878年，费尔林敦神父驱赶着他从300公里外买来的100头牛，徒步20天穿越了鄂尔多斯草原。因为当地农民的牛都罹病而死，这100头牛是特别用来救济传教区内的中国和蒙古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