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千年黎明 中国青年司铎面临的挑战及任务
2019-05-21 13:32:16 作者：光来
第三个千年黎明 中国青年司铎面临的挑战及任务
光 来
前 言
今天，我们中国天主教会和普世教会一样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世纪之末——两千禧年前夕——第三个千年的黎明。
历史向我们显示，活泼的信德和敌对的宗教迫害是基督徒在第一个千年的明显标志；第二个千年来临时，强烈的神学性争论和逐步形成的分裂成了其标记：1054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稍后——大约500年之后，又是很多基督新教会的继续“分家——分裂”。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学者们认为，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再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关于今天的中国教会则是一个特案。）目前，公教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冷淡”（Indifference），“好象天主在从我们的世界上缺席了，——在空虚、宗教讥讽、或者这些经验的无聊”之中缺席了。 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很多人对宗教信仰淡漠，修会和教区的圣召急剧减少，就是具体表现。
当然，今日西方一些信仰的热心表现形式已有所改变。比如众多志愿者和小团体的热心行为、见证生活就证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远离天主。美国教众的信仰热火并没有减少。菲律宾、南韩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圣召仍然蓬勃，教友们的热心程度、参与感很高，但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烈地挑战着当地教会。
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天主教会在13世纪的元朝昙花一现。因为多数教友集中在蒙古上层社会，随着元朝覆灭而泯没无闻、烟消云散。明末清初16世纪，中国教会虽然曾经兴旺一时，但稍后因“礼仪之争”，——因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的敬孔祭祖，教会在东西方争论不休，国内教难迭起，使中国教会元气大伤。教友人数从18世纪初的30万减少到了19世纪时的11万或者更少。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由于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中国教会因此被不可避免尔无辜地涂上了一些殖民色彩。20世纪中叶至今，教会与中国政府相遇、发生冲突、尝试合作及适应的时期形成了中国教会在两千年结束时的标志。
这是从历史角度来回顾。世纪之交，中国正处在各种大转变时期，因此，我们中国青年司铎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和任务。我们不妨从几个侧面来分析。
一、现代化转变时期带来的挑战
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要见证人类两千年的结束和新世纪的来临。我们人类已经经历了从远古的原始生存时期与后来的农耕时代，到现代工业和科技时代，直至今天的电子时代的快速发展和高频道。跻身于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一个大转变的时期，特别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变时期，我们是既幸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各种挑战。如果我们教会无法与时代同行，我们就必将落伍，也将严重影响今后的福传事业。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1、现代化转变中，高科技的挑战
21年前，当人们谈论第一个试管婴儿的时候，我们大概根本也没有料到今天会有“克隆”之类的高科技产物吧。 目前，安乐死和试管婴儿已经在某些国家成了理所当然，甚至合法化。高科技的成果为我们人类和教会的伦理神学和社会道德标准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同时，高科技也为人类带来了自我毁灭的危险。去年美国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误炸”，北约向南投放了几百枚炸弹。这些高科技产品，其准确率之高，让人难以想象。据说其导弹可以钻烟筒和拐弯。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最近强调的“中国面临的十二大挑战”中，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被反复提及。中国教会在新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利用科技传教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
科学及其高新技术既给我们创造了便利的现代化空间、条件，但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这一转变要求我们要了解和面对这些新挑战，引导广大教友们适应科技时代，利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我们新世纪福传的得力助手。
2、现代化转变中，交通、信息和传媒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一个交通、信息和传媒迅速发展的现代化时代。试想：耶稣传教的时候，人们还是步行、乘坐小船或骑毛驴旅行。第一个千年结束时（1054），洪贝尔枢机也不过是骑马或乘马车去君士坦丁堡，在索非亚大教堂宣布了绝罚东正教的谕令。第二个千年中叶（1582），利玛窦神父从欧洲来中国也需要数年时间的水陆跋涉。就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多数人乘坐轮船来中国，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如今，乘坐飞机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北京到欧洲不过十多个小时，从北京到美国也不足20个小时。在国内或亚洲地区，几个小时的旅行，就可以把您从一个城市带往另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上面的现象就是所谓现代的交通变革。麦哲伦发现海洋是全球相通的之后，环地球的航行就成了事实。从此，人类从地区交通发展到了全球交通。然后，又有了今日的全球化空中交通。超音速航空使地球上任何两地都能朝发夕至，于是，地球村出现了。
1975年，几个村庄——几千人看一台电视转播。少年的我那时还觉得非常神秘和满足。如今，在地球那一面发生的某件事情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电视中几乎同时看到实况转播（如CNN）。而且，世界各地很多历史故事和事件已经通过电影、电视或者VCD与人们在家中见面了。我们中间谁没有看过《耶稣受难始末》？
这几年，电话、手机和BP机已经相当普通化，而且，传真也越来越普遍了。 从信件、电报、传真到今日的电子邮件，又是一个迅速的跳跃，一次信息化的革命！电子传媒在信息化时代将是我们新世纪福传的重要工具及方式之一。
这个变化给我们的福传事业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试想：如果那位靠口和笔耕耘的保禄宗徒生活在今天，他会不会也要办几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他会否开辟一条“生命热线”或者“基督人生信息台”？罗马教宗从拉特郎条约以来，自称是“梵蒂冈的囚犯”，多少年来教宗不曾步出梵蒂冈城一步。但自若望二十三世以来，教宗主动走出了梵蒂冈宫，视察世界各地的教会。至1999年5月，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是第86次的海外之行了。
请再设想：如果耶稣降生在今天，圣若瑟和玛利亚是仍会骑上古代的小毛驴星夜赶路呢？还是要打的、乘火车或搭乘飞机逃亡埃及呢？据说，很多下面的主教神父为方便联系多数都配备了BP机和手机。如何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福传的助手？如何接受？这也是我们的挑战和急迫任务之一。
在大众传媒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文艺节目中，有多少是关于耶稣题材的电视、电影和录像？有关宗教的价值观念是否在传媒中受到重视？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适应这些时代的挑战和需要？
当然，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存在着正反两面的影响。我已经就这方面的问题，在10月1日的“信德”提出了讨论主题。“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与福传”，邀请读者公开探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抽时间也交流一下。
因特网带给我们的是什么？1996年国际上开始流行internet及website。如今，整个世界电子网络已经相当普遍。比如，1998年我国已经拥有120万电子邮件用户，据统计2002年我国将有1000万个电子邮件用户。 另外，亚洲互联网用户在2003年将达到6400万，年增长率达40%。这个增长率比美国互联网用户的预期增幅高出一倍。届时，中国、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将占亚太地区互联网用户总数70%。 当1998年倪勇和我首次在国内教会圈子内使用电子邮件时，我还受到过怀疑、被误解，甚至要求我停止使用电子邮件联网。经过一年多的使用，我认识到电子邮件的确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迅捷、便利、价廉、视野宽广等益处。
电子网络时代会为我们带来一次信息革命，也会冲击挑战我们教会的福传方法。如何吸引信息时代的年轻人，有待于我们的青年司铎做出积极的回应。千万不要说，我所传教的区域是农村，没有电脑和因特网。很快下个世纪，中国的小县城以及城镇电子化的时代也会逐渐普及到来。我们本堂神父所面对的教友，不会再仅仅是目不识丁者，拥有现代科学的一代新人会向我们提出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不但庆祝禧年，而且还要充满信心地迎接这个新世纪。
3、现代化转变中，社会和人群的挑战
在人类社会的转变时期，特别中国社会的转变时期，我们所面临的绝非仅仅科学技术及物质化的挑战，来自社会和人群的挑战对我们更加强大。人类社会在经历了部落时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及知识社会后，今天人们特别向往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思维的转变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更是不容忽视。这个挑战不仅是对执政党和政府，也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信号。在人们的这种新思想憧憬中，我们如何面对。？
从伦理道德角度看，先前国人的忠贞思想、淳朴美德等，今日我们还容易发现吗？人们的思想境界确实提高了，要求也提高了，情趣也不同了。但伦理道德滑坡现象也颇令人担心。这为我们的福传就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任务，最起码，我们的福传牧灵方法必须调整，才能适应人们思维的转变、意识形态的转变。
二、来自社会的挑战
1、社会正义和慈善事业是我们教会在现代世界的重要关心
一次，一群大学生到我们修院参观访问。他们中有人问修士们：“你们说天主教会非常好，但是你们的教会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教会到底又为我们的社会做过什么呢？”修士们马上以北方进德为社会上所完成的希望工程和引水工程与众多救死扶伤项目为例，向他们指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只知念经祈祷，漠视人群需要的一群。我们是用实际行动关心人群和社会，特别是社会上的贫穷者的仁爱团体。青年学生们都非常感动和满意地听到了教会的社会工作。
两千年来教会一直站在社会受压迫和弱小者的一边，对人类的痛苦灾难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对于不正义之人或事我们教会态度明朗，立场坚定。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民主是在基督文化熏陶和教会的督导之下，才发展达到了今天。教会作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玛5：13－16）既要机警如蛇，但也要诚朴如鸽子，（玛10：16）明智而勇敢地站在正义一面，表明教会的立场，发挥盐和光的作用。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具体事件上，会很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可以为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帮助贫穷和天灾人祸中的牺牲品。目前，在国内教会暂时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弟兄姐妹，甚至伤害过我们的人士，我们必须学会原谅，大度接受、帮助、保护，但绝非打击报复。任何基督徒都不该建议或者支持用不妥当的方法对待这些神长教友。在处理方法上，即使政治力量以某种方式介入了，但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坚持仁爱之径，而非任何有违基督圣训的途径。只有基督的博爱才能化解宿怨，也会引领我们走向修和。
另一方面，教会从古至今，兴办了无数的医院、残婴院、老人院；探访病人、监狱与帮助难民都是我们的任务。在天灾人祸面前，教会都会首先站出来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因为站在我们面前的穷人和遭受痛苦者一如基督，我们应给予援助。目前，各地教会的慈善机构已经国际化，每个国家的教会都成立了社会服务或者慈善机构。比如明爱和社会发展服务机构。但建国以来，我们失去了这一切。八十年代，基督新教在南京成立了“爱德基金会”。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地方教会经过摸索，也于1997年成立了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
在仁爱工作中，北方进德与信德室合作，成绩斐然。大众传媒也是社会仁爱工作的得力助手。（1998地震、抗洪救灾）1999年6月19日，衡水范家村八位教友不幸被烧伤。在陈锡禄主教的要求下，我们““信德””跟踪连续报道，北方进德呼吁广大神长教友积极捐献。在两个月中，中心联合教区共为伤员募捐了15万多元。如果没有各地教友们的爱心，20多万元的医疗费，很难想象几户农家教友可以支付，也为衡水教区解决了急难。要知道，当初烧伤的头几天，没有多少人认同教区的求援信。但人们在收阅过刊有烧伤报道的7月1日的““信德””之后，形势马上急转直下，很多人相信了，并马上加入踊跃捐献的行列。比如，在北京北堂，参加主日弥撒的教友们当天自发地捐献出了1万元，并火速将爱心善款送到了石家庄烧伤病医院。另外“信德”上为丁文亮小教友捐款，为广宗董里集建堂捐款、为宁夏八户教友的家庭重建。
我们总也不要忘记上主的圣训，并付诸于行动。
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欧6：6；玛9：13；12：7。）
面对社会工作，我们提倡的北方进德精神：“笃行仁爱，践行信仰！”
2、教会能为我们身边的下岗人员提供什么帮助？
目前，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有很多人下岗了，没有了工作，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又能为这些同胞和社会做些什么？
与社会同行，与民众共同面对挑战，为他们排忧解难应该也是我们教会的任务。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创造什么样的生存机会？能如何引导帮助他们去学习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生存？以缓解人们的苦难和国家的压力。我们教会如何发挥其自身作用，服务人群？如果我们可以为人群活出意义来，那么，教会就会充满活力和希望，教会将成为民众的教会。
3、信仰危机的时代，教会当扮演什么角色？
震惊中外的“四二五”法轮功围坐中南海事件和6月22日法轮功的被禁止、取缔事件，以及那么多的党员和知识分子信仰这些学说，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有上亿人相信法轮功？其魅力何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吸引了他们。同时，很显然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问题。今年3月，一个外省的青年教友找我要求出版他的书。按他的理论，他将天主、佛祖、老庄和圣母玛利亚统统扯到了一起，上下几千年，还有相面、卦象等等。你还别说，社会上还真有不少的人相信他的所谓学说。他在深圳举办过学习班，他不缺少钱，因为很多有钱的人资助他。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特别一些知识分子也热衷于此？国人的现实和实用主义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出发点。必须研究佛教的成功，吸收其它宗教团体的经验。
显然，在古老的亚洲，现代中国人不是处在信仰淡漠、冷淡的时期，而是处在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确切说，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重视道德、人伦的民族。其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明显多数人都相信一个永生。人们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挑战，回应好挑战就是我们的任务。只有把正常的宗教工作抓好，低劣的假冒产品才将会没有市场。
4、精神空虚时代的挑战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同步前进。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心灵不需要宗教信仰，相反，人们需要的是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然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精神、心灵需要。相反，世俗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严重腐蚀着我们的社会，冲击着中国教会。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助人为乐的风气为自私自利所代替；昔日的雷锋没有了，一些受害人为不使自己受损失，甚至背着良心对救援者和助人者倒打一耙！多么可悲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基督教会应该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基督徒应为社会风气的改变贡献什么？要知道在世界各地的民意测验中，人们对神父的信任程度还是最大的。教会应该从自我小圈子中觉醒，做中国社会道德的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认同教会，教会也才能帮助社会进步。
如果我们的教友和神父也经不起物质财富的考验，而在金钱面前投降了，那么我们如何去牧人？怎配做基督的门徒？从晋铎后的忙碌经验中，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反省，回想当初我们纯真地到修院，到底是为了什么？提高自己，贡献社会，我们应该抓好这两个课题。何况，今天社会又是那么需要我们呢。
5、中国政治、文化和传统对教会的挑战
在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国，面对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今日的政治环境，中国教会和青年神父们还必须带领教众学习适应、生存、发展。老一辈主教神父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习惯了现实，阅历沧桑，拥有了丰富的人生和社会经验。他们摸索出了一条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但是，一代新人则远没有这样的丰富经验和人生阅历，虽然他们大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但是他们毕竟都还年轻，应该谦虚地学习、认真摸索、设法适应，积极稳妥地领导好中国教会。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用三句话来描述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宗教管理，积极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 如何理解这三句话，国家和地方宗教部门都有过具体解释。无论如何，这个政策给予了教会一个底线，在其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及信仰的原则下，教会仍然可以和政府协调好政教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中国的青年神父，其中多数都能明智与理智地处理好这层关系，但也有少数处理的不顺利，给教会和国家双方带来了困难。
从唐朝的聂斯多略到元朝的孟高维诺，从明末的利玛窦神父到新中国时代的一批批传教士与国籍神长，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为教会的生存发展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今日借鉴学习。圣经上耶稣与当时执政当局的相遇、交往和在犹太文化社会中的生活，都是我们今日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青年神父们的任务是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大环境中适应、生存和不断发展。
不管中梵关系如何，但政教关系对我们青年司铎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大挑战。
三、来自教会的挑战
1、充分发挥平信徒的作用
在国外我们不难见到，那些过去由神职人员主办的事业，今日逐渐由教友们接管了。在菲律宾读书时，我住的隔壁是一个玛利诺修女主办的玛利亚学院，如今已经交由当地的教友们管理。在韩国我还看到过一家修女主办的医院转交给了教友们。我的指导导师Josede Mesa就是一位亚洲地区小有名气的平信徒神学家，他在鲁汶大学毕业，曾任菲律宾圣母圣心会神学院的教务长，现在欧美各地讲学。
在中国，400万或者800万甚或1000万教友中，只有2000位神父，比例是否失调？神父太少了！这个现实也会逐渐使教友们成为重要的福传力量。
金字塔形的教会结构正在逐步由一个天主子民所组成的新结构所代替。下一个世纪将是教友们的世纪，这也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早已预言的了。您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本堂神父与教友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我们必须从梵二前的教会人士管理办法过渡到现代来。在新的千年前夕，您将如何调动教友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优势和力量呢？
（在往后的几天分享中，郭彩霞和陈耀林两位教友的发言会为我们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普通教友们对我们青年神父的期望和要求，他们有权利向我们提出问题和希望。同时他们对教会建设的奉献也值得我们认同接受，我们当调动起普通教友们的积极性，重视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2、多元化需要宗教交谈
在第三个千年的开始，多元化将是一个重要标志。多元化要求我们各宗教间展开对话交谈、分享与合作。“教会外无救恩”神学观的改变也改变了我们对其它宗教的看法和态度。在新的千年，宗教间互相尊重的新型关系将代替昔日的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敌视的关系。宗教间可以平等地交谈、交流和发展，甚至取长补短，彼此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对方的长处，努力工作，才能有生存、发展的基地、才能有前途。这新的任务无疑将落在时代青年身上。
3、文字福传工作还很薄弱
从第二次基督文化冲击中国，新教在文化福传方面就优先于公教会。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很多教会名词和术语，都以基督新教为准。我们天主教会虽然传来中国愈400年，但仍然落后于人。尤其值得反省今日的现实：
圣经还没有普及：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教友们是否达到了每人一册圣经？大家的读经是否已经习惯？本堂神父们是否已经推行？这方面基督新教做得要比我们要好。
修院教材非常缺乏：近年来，基督教的神学院的很多教材早已付梓问世，天主教会为修院教材开过多少次会议？何日何时出版？我们的读书神父们是否已经被组织起来。
礼仪书籍：我们已经倡导了二十多年的本地化，我们的基本礼仪经典用书还没有满足内地的需要，而国内自己编写的又是寥若晨星。
编辑适合国情的教理书：各国都在编辑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教理，我们国内教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准备吗？
基督福音福临中华大地数百年历史，还没有人问津“中国天主教史”。南韩产生过“民众神学”，韩国教会曾经充满激情地发展。中国教会呢？
也许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缺少忧患意识，所以，如何调动和发挥地方教会与大家的积极性，让“火”在我们中间燃烧起来，当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我来把火送到世上，我多么愿它早早燃烧起来！
我应领受一种洗礼，我多么焦急等待它完成！
你们以为我是来送和平吗？我给你们说，不！
而是来送分离。（路12：49－51）
4、农村教会是中国教会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80%的教友都集中在农村，因此，农村是中国教会的生命力所在。在所有的困难时期，农村教会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里——广大的农村教会，一代一代的男女修院圣召被孕育，一代代的教友在家庭中被继续下来，一次次的打击中，农村教会有力地保护了我们，使得教会在中华大地上得以生存继续。
在以农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大国，发展好农村教会愈加显得非常重要。提高农村教友们的素质自然也是国内教会的重要任务。从古时的扫盲、不缠足到今日的医疗卫生等历史变革中，我们教会在保守势力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又担当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进步的社会作用。
教会就是既要充作先知的角色——传福音，也要担当社会文明的先驱，建立人间的天国。这要我们付出很多汗水作为代价，来建设农村教会。
在重视农村教会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之一切灾难，一切不幸，一切痛苦，无一不是小农意识种下的恶果所致。”（李国文写在义和团百年祭日）我们的本堂神父们一定有经验:建设和领导好农村教会非常重要，但也很艰难，我听过他们的不少故事。这就要我们的青年神父不断去摸索和实践。也许，成立农村教会发展与研究机构，积极正确地引导会有帮助。这是我们国内教会既不同于港澳台，也不同于其它国家地方教会的特点。
5、福传与教会本地化是重大任务
天主教传入中国几百年了，教友们的数目一直没有逾过千万。为什么仅仅20年时间，中国基督教徒自己把人数从1949年时的70万迅速增长到了今日的几千万？为什么当前中国教会的地上地下纷争愈演愈烈？在注意到导致产生不睦的外在原因之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教会的自身因素。这样我们才能学会进步。
从利玛窦神父和“礼仪之争”至今，礼仪本地化在中国一直还没有实现。就连敬孔祭祖的传统，虽然教宗在本世纪明文予以承认和鼓励，但我们实行了吗？我们在国内还能推行开吗？我们各地盖的圣堂一律欧洲式，可以理解大家的怀旧情怀，然而，为我们的礼仪本地化何日才能来到呢？这种西方式礼仪建筑是否影响了我们的福音在中华大地的传播，特别是在广大教外同胞中间的传播？一切都应该为福传设想。
先教宗保禄六世曾指出，“向所有的人宣传福音是教会的基本任务。福传是教会的圣宠和圣召，是教会最深刻的内涵。教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要进行福传”（《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4）。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更是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没有一个基督信徒，没有一个教会机构能够逃避此一崇高责任：向万民宣讲基督（《救主的使命》3）”。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传教团体。比如：法国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美国有玛利诺会，意大利有米兰外方传教会。就是亚洲如南韩、印度、菲律宾和印尼也都成立了自己国家的传教会。这是一个地方教会成熟和发展的标志，不但有益于传教区，也有益于自己的国家和地方教会。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传教机构应该考虑了，这不但有必要，而且非常需要。
目前，世界各地在千禧年都在为福传大会做准备和计划，我们中国教会，或者每一位本堂神父在这方面是否有所准备和计划呢？
（明天上午，陈宾山神父的《跨入世纪门槛的中国教会》方补课神父的《本堂司铎与教理讲授》及18日甄雪斌神父《礼仪本地化的探讨》等演讲将会为我们的福传和本地化勾勒出一个新的远景和蓝图，希望他们能为现存的问题与挑战从福传和礼仪方面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6、地上地下分裂的挑战；仁爱是修和的好起点
很多接触中国教会的人士，包括教内神长教友和教外的朋友都普遍遗憾我们太过自身的纷争了。一位社会学者在某次神父学习会上曾经直率地对地上地下的神父们指出：“你们本来是社会上很小的一个团体，又都是主内弟兄。何苦这样不停地自相纷争呢？你们自己不知道团结保护，发展壮大，相反，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谁是谁非的争论，甚至毫不留情地互相诋毁。”
目前，虽然地上地下不再强烈地攻击了，但中国教会的共融合一还并没有真正实现，合一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和艰难。我们在分裂中浪费的精力太多了，内部纷争不和睦给社会塑造的教会形象也不光彩。分裂是中国教会自身最大的弱点和对教会的挑战。如果我们能把这份精力用于福传和为社会国家做贡献，我们的成绩将会是怎样？社会又会如何欢迎我们呢？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我们不注意时代的征兆和需要，单陷于自我纷争之中，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分清主次，错失良机，为福传和教会损失严重。
因此，停止争论，吸取“礼仪之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促进双方的对话、接触、合作，实在是事在必行了。文字理论探讨的同时，我们不妨积极以仁爱言行作为一个起点，经验显示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间接途径。
在为天灾人祸中的不幸者捐献中，国内的教友们都不分地上地下。比如，为董里集和四川万县建堂，为烧伤病人，所有的神长教友们都踊跃奉献一份爱心。仁爱工作不分地上和地下，大家在基督的仁爱行动中能忘记分歧、团结合作。
9月21日，台湾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当日我们就向台湾地区天主教社会发展委员会/明爱会发去了慰问函，并立即拨付四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区人民的重建工作。我们虽然并不富裕，但我们不能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台湾同胞，我们应该略表内地神长教友们的寸心。罗马信仰社当日就采访了北方进德，并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爱心行动于10月1日立即向全世界予以报道。10月3日，梵蒂冈电台也对我们北方进德的赈灾捐款予以广播。花莲教区的钱志纯主教也及时回电致谢。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台湾地方教会的回应，仁爱工作也许是我们开始修和的共同起步点或者非常有效的途径之一。 因为，即使双方的意见多么不一致，但我们都应按照老师的教训笃行仁爱，在生活中践行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大家的起点。
四、来自青年司铎的挑战
当前在我们国内青年司铎中间最突出的问题和人们最关心、喜欢谈论的：有人经不起诱惑——不辞而别离开了，一些青年神父的素质修养不高,传教牧灵没有心火；代沟引起了神父之间、教区内不能合作或不团结的现象。
不可否认，近年来在我们身边，确实有一些弟兄出现了铎职危机，甚至一些弟兄离开了铎职。这是教友们最无法接受的，对教友们的打击也最大，为我们大家也是最为难过的现实。同时一些神父牧灵生活中出现了沮丧、颓废的现象，教会内部神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主教与神父，神父与神父之间的互相抱怨、无法容忍等现象，也非常令人遗憾。其实这些现象背后，究其原因是大家在铎职服务中面对的挑战所导致。
1、来自铎职本身的挑战
晋铎带来的转变：身份的转变会影响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态度。多少人感觉到了我们年轻神父“变了”——是变热心了？还是变得冷淡了？或有派头架子了？老实平凡的修士，一旦晋铎就可以出命于他人了。这一改变，是否影响我们司铎的神修、处世态度？
人们对神长们的尊敬和服从是来自耶稣的教训：“谁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玛10：40；若13：20）我们因为追随主，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欢乐，而出家，成为了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也获得了来自上天和教会所赐予的恩惠。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们可能逐渐自然而然地忘记了当初追随基督之时的初衷圣愿，辜负了基督的召叫和教友们的信任，而往往会把这份恩宠变为特权享用。
主教与司铎的关系（父子）：显然这层关系是因基督而建立在信仰与良知之上，而不是社会上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一旦我们司铎疏忽或者忘记了这层基本关系，而以社会关系看待教会人事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使得主教领导神父们的工作有了难度。
切记父子关系的处理办法和存在的问题。（没有法律可言，只有爱。）
司铎同仁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位青年神父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事件：两位同龄司铎同时服务于一个总堂区，他们二人轮流去每个堂区服务。一位堂区会长非常痛苦、迷惑地向一位来访的神父哭诉：“甲神父来时讲乙神父的不是，乙神父来时又都是甲铎的不好。神父，您说到底还有没有天主啊？我们做教友的非常痛苦！”
这虽是个别现象，但值得我们所有司铎反省！长期下去，为神父痛苦、为教友们立坏表样，严损教会形象，这种恶果最终将把我们神父们毁掉。
谦虚的态度非常需要。一位修士经过多年的努力晋铎回到老神父面前后的第一顽皮话是：“这次，我们可是扯平了。”我们即使晋铎了，地位提高了，但也不该骄傲，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习和练习谦虚谨慎。我们即使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但也大可不必自满自大。你越觉着自己了不起，你的生活中的失望也就会越大。人们不可能都那么经常理解你。在失望中，人就容易做出没有理智的事情。个别人甚至尝试从异性身上寻求安慰、寻找希望，最终导致离开铎职。
社会将神父塑造成了偶像：大多数教友们在尊敬神父们的同时，也将之偶像化来对待和要求。一方面，这可能是对神父们的爱护、鼓励与鞭策，但同时也是对司铎们的压力和挑战。人们对司铎爱得越深，要求的也就越高。当然，一旦司铎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或者司铎出现问题时，人们对司铎的失望也就越大，司铎承受的压力也越大。
2、世俗化下金钱的迷惑挑战
目前，世俗化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我们的青年神父们处身一样的环境中，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和常人一样，甚至超过常人的诱惑、挑战。
毕竟教友们对神父们非常尊敬，而且还支持其生活费用，并愿通过神父将爱心献给社会或者穷人。于是，弥撒费和教友们的爱心奉献使得司铎们不再像修院时那样捉襟见肘了，正是经济地位的改变也就导致了心理转变。钱多了，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正常合理地使用，如何注意到身边的穷人和教会的需要。
我们中间有很多出色的神父，为堂区的发展，为穷人的需要，他们奉献良多，成为地方教会的中流砥柱，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仿。
澳大利亚某个教区神父们的收入统一管理方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张计平神父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从海外的司铎生活中学习一些经验。）
3、缺少中年榜样司铎和巨大代沟挑战
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和十多年的培育，中国教会目前还不太缺少爷爷或者伯父辈份75岁以上的老神父和老主教们，我们也不再缺少大批35岁以下的青年司铎；但我们惟独缺少叔叔辈份的中年司铎，他们的年龄应当在40以上，60岁以下。他们本来应当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司铎的榜样、楷模，他们该是各地的总本堂或者本堂神父，也该是我们每个教区的牧者——中国教会的中流砥柱。然而，因着文革浩劫，摆在我们面前的残酷的现实是严重缺少这代中老年司铎，代沟的存在也就十分必然了。
缺少中年榜样司铎：正因为缺少了他们——这批中年的司铎大叔们，绝大多数的青年修士一俟晋铎，立即就不得不做了本堂神父。他们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向中年本堂神父学习，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效法和学习的榜样，只有自己摸索。于是，在尝试中他们有人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榜样为我们人非常重要：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别人、仿效模仿别人。这是我们人类的经验，一代代地学习。教会有很多圣人圣女让大家效法，毛泽东还树立雷锋为国民学习榜样。如果没有了榜样，我们不知如何适从。
代沟：另外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就是神职界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代沟问题。让80岁的老人和30岁的年轻人沟通或者合作，两代人几乎相差半个多世纪，可以想象，他们双方的思维、分析、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在合作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两代人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在一些教区则表现的相当严重和突出。其实，只要两代人积极协商和坦诚交流，一定可以面对挑战、克服战胜困难，愉快平安地合作。
当然，这为海外某些教会，比如香港教区也存在类似圣召严重缺乏的困难。他们不缺少中青年和德高望重的司铎，但却严重缺少青年修生圣召，说不定将来他们还需从国内如广东省引进青年圣召。
（徐宏根、封新卯和费百银三位神父会侧重神父身份来谈。）
4、主教严重老化和中年主教候选人的极度缺乏
德高望重的前辈神长本应形成教区的合理领导层，可惜，一场文革浩劫使得大陆教会各地教区的主教人选变得异常奇缺和难以产生。即使困难，一代年轻主教还是必须产生，因为中国青年神父很快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老一代势必将接力棒在世纪之交传给一代新人。
这一代青年神父必须面对现实和即将来临的巨大挑战。如果神父们能够合作、处理妥当、顾全大局，那么教区就可以平安过渡；否则，一些教区还会出现混乱，经历考验和困难。这为国内一些教区和青年神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17日下午，李笃安主教将会代表老一代神长向我们提出殷切的希望和要求。年轻的李占江神父也会就主教和教区神父关系从法典角度来回应。）
5、缺少司铎团体生活
国内很多教区神父们普遍没有团体生活。这是目前很多教区内一些神父出现思想问题或者严重离开铎职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也是当前神父们的重大挑战。
神父们弃家修道，抛弃了家庭的天伦之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群活生生的年轻人就不需要一个“家”了。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家”——神父们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他们可以在工作一天之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和志同道合的弟兄们交流、甚至没有意义地打发一点时间，欢笑一场。把一天或者一周、一个月的压力和紧张放松一下。他们还需要一个团体在一起祈祷、吃饭和休息，这样他们可以在团体内发现天主的临在、各自的存在和互助友爱。当然，他们还希望教区主教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分担他们的苦难，倾听他们的委屈。在韩国水源教区，每个月神父们要聚会打球，他们的主教就陪他们一起打、一起玩、一起吃一顿饭。
1999年4月4日南韩大邱总教区在金泉市为堂区司铎成立团体会院。教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负责不同工作的神父们提供一个分享牧灵经验和修道生活的好环境。来自五个堂区的8位教区神父一起住在了该会院，其中一位是学校的神师。加强神修，妥善处理好这些感情系列问题。
6、本堂司铎调动的难处
修会团体的领导层，一般3年或者6年就要更换一次，新人上任，为团体注入新的力量；卸任者谦虚地回去做一个普通会士。这种体制管理起来公平、民主，充满活力，这是当今民主时代的最好模型。显然，教会不是一个民主机构，在天国内也不会强调民主，但西方的民主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一些堂区存在着一种现象，本堂神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本堂。当调令下来时，组织或者鼓励教友们向主教求情，教友们哭哭啼啼，甚至以下跪求情。好象主教的调动是对神父的错误对待。更有甚者，干脆就是以种种借口，不服从调动。比如以所办事业或者正在修建的工程等为借口。作为一个传教士就应该一直“行走”在路上，耶稣是一位巡回的演讲者。
本堂调动一直是堂区司铎和教区主教及教友们关心的大事，也是主教最为棘手的工作；所以也是堂区神父们的挑战。
下面的一则故事，很值得我们反省。
王俊祥神父在辽宁锦州本堂服务数年后，要被调走了。临行前，一群教友哭哭啼啼来与神父“泣别”：
“神父，您要走了，让我们怎么办呢？”
王铎既吃惊，也很动情地说道：
“看来，我这个本堂神父是没有做好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我很对不起天主。因为我没有把天主介绍给你们，让你们认识耶稣，认识那唯一的救主和依靠。我要走了，到如今你们还不知道应该去投奔谁、依靠谁？”
王铎给我这样描述：“这不就意味着我没有做好这个本堂神父吗？”
（10月17日，赵建敏神父将从法典角度谈堂区和教区的组织建设。赵神父会为我们把堂区和教区建设制度化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中国教会应法制化，堂区和教区的管理不但要制度化，而且还要民主化，并要有透明度。）
7、文化修养的挑战
由于文革浩劫的余风和社会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导致我们这代青年司铎的学识和文化程度与时代有了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和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人群，特别是知识阶层对我们青年神父们的要求越来越高，神父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大。
虽然，中国的教友绝大多数是农民，包括目不识丁的一大批农民教友，然而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仍然非常重视文人学识，所以教友们包括教外人士、政府领导仍然希望青年神父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能成为社会的楷模。譬如，普通教友们虽然没有机会，也不能讲道，但是他们却会欣赏神父们的道理、能够分辨出一位神父的讲道是否中听合理；言谈举止是否高尚、合乎礼仪。
这无疑是我们青年神父的巨大挑战和艰巨任务，因此，继续学习和提高司铎自身素质成了当务之急。
8、青年司铎圣召需要成熟
我注意到国内大小修院修生和今日海外教区与修会的修生不同处之一，是他们的年龄。海外的修士们随着他们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人多是在完成了学业或者参加工作后，才加入修院修道、读神学，晋铎。他们大多数读书时，或者在大学或者神学院与男女学生一起上课没有任何障碍和顾虑，可以正常和比较自然地交往，而我们修院的管理办法和面对的修生情况大不一样。这些形成了未来司铎的一层隐患：
修生年龄实在太小：12、3岁的孩子还有，这些娃娃实在太小了。
封闭式教育：国内多数修院还是封闭式的修院教育。修院强制性不允许修道生与异性来往。这个要求虽然并不过分，但为修道生的成长仍然存在着一些隐患。强制性和隐瞒无法起到教育作用，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现行的修院圣召培育工作应该注意和加强，同时，铎职圣召也的确需要我们司铎长期不断稳固、提高。
当我们晋铎后，我们不得不在牧灵工作中面对异性，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女性。一些人自认为自己很成熟，其实其圣召和人格并不成熟，也不知如何适应。从一些神父离开的例案看,他们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去面对现实困难,没能以成熟的人格应付各种局面，特别与女性的接触交往。结果,他们在铎职生活中失败了,做了“俘虏”。我相信那些离开铎职的弟兄起初入修院时，多数绝对不是为了日后的离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吸取经验教训，远离诱惑机会，小心谨慎地服务、尽职。
9、缺少信心和勇气，容易自我退步
吉朋斯大主教，在他快要逝世的时候说：“我已经活了86年，看过几百人走上成功之路。从这上面，我发现所有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信心，一个失去了信心的人是万难成功的。”
我们都非圣贤，因此，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限度和错误，不断地改正，努力向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他没有用英雄行为来拯救自己。一次，一位修女向当地的一位主教报告说，“耶稣显现了给她。”主教就对修女说，“下一次，当耶稣在显现给你时，你问耶稣我圣主教之前所犯的那个大罪是什么？”结果几天后，修女回来见主教说：“耶稣说他已经记不起你犯过什么罪过了。”
只要我们有信心和毅力，在耶稣内我们完全可以战胜苦难、迎接挑战。
10、青年铎职再培育的任务刻不容缓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忙于新圣堂的恢复和重建，中期培养青年神职人员接班人问题成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和目标。如今，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们国内很多教区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经得到了缓和，现在是铎职再培育阶段了。
11、今日中国教会急需一个纪律严明的司铎团体
这是帮助国内教会战胜现实困难，面对将来挑战和需要的最好途径。我在不同的个案研究中和不断的祈祷与实际生活经验中，已经深深感觉到了这个现实需要。何止是需要，而是国内教会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了。
虽然目前在国内成立男修会还不现实，但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司铎团体是有希望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因为这个团体不但会为教会，而且也会为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和益处，会成为稳定教会和社会的中间道德力量。
结 语
基督在离开世界和宗徒们之前，给予我们所有追随他的人的许诺是：不要怕！我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玛28：20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必紧张，因为基督常常与我们同在，主宰人类历史还是冥冥之中的造物主，天主圣神在领导着我们的教会。当然，面对一些问题和不断出现的严重现象，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这就是北方进德主办这次“青年司铎研习会”的主要目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共同关心、分析、研究当前中国教会面对的挑战、问题和任务。
在第三个千年黎明——禧年前夕，我们青年司铎的确面对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肩头的任务也愈加艰巨，但是，我们有信心和毅力去面对挑战、战胜困难、接受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既然都勇于牺牲家庭，投身于神圣的修道侍主、服务人群的崇高事业之中，这些挑战还能算得了什么！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去继续奉献、不负上主和社会人群寄予我们的厚望。
我的分享只是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不全面、不完善、特别不正确的地方，还望前辈和各位弟兄姐妹批评指正。下面还有待一些弟兄从各自专业方面继续对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分享和交流。
(1999年一稿，2001年二稿? 石家庄)
作者简介：
张士江：圣名若翰，1964年生于河北，1983-1987年就读沈阳天主教神学院，1988年上海佘山修院进修，1989年4月晋铎，并在上海光启社服务；1991年创办河北信德室、“信德”，1993-1996年就读菲律宾东亚牧灵学院，获牧灵神学硕士学位；1995年12月读书期间创办“圣召暨教育基金会”。1997年筹办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2001年筹办信德文化研究所。
1．参考作者“21世纪中国基督教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发展机遇”，《基督宗教研究》第三辑，2001年10月版，宗教文化出版社，131页—编者注）
2．Robert P Maloney，cited from Michael J Buckley，"Education Marked With the Sign of the Cross," in America 163 (August 25 - September 1, 1990; # 5)101.
3．“礼仪之争”虽然起于礼仪，实际上却牵涉的很远。双方所对立的其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拥护的一面，是把中国固有文化的年价值，都尽量使它基督化，这就是所谓的适应的方式，历代的教宗早已说明而谆嘱予以利用；反对的人呢，强调皈依就是与以前的生活绝缘，生活的全部革新。17、18世纪中国是封建统治，宗教迫害几乎都是人为造成。除了仇教者之外，教会当事人的一些不当处理方法，也使情形复杂化。参看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二， 香港，生命意义出版社， 207-222。
4 ．自从1978年7月25日首例试管婴儿（IVF）路易丝·布朗诞生以来（她今年21岁）,全世界的试管婴儿数目至今已达30万。在澳大利亚由于科技而受孕的占1%，大约每年2900例。据最近报道，在意大利4名试管婴儿得以降生，与众不同的是，构成他们的精子曾经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老鼠的睾丸内成熟。在美国的校园里，女学生正在以每抽一次1万美元的价格在买自己的卵子。美国已有15万个冷冻的胚胎伺机问世。罗玲《性与生孩子是两码事》，刊自《环球日报》1999年7月30日，第20版。 中国大陆的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诞生，婴儿的母亲是郑桂珍。
5．周有光《从人类历史探索现代化的含义》，《读者》1999年10期，（总219期），第56页。
6．在河北老主教们中，最早用传真的是范文兴主教和陈锡禄主教。最近，邢台和沧州教区都添置了传真。今年7月，侯景文主教通过电话第一次学会了使用传真。
7．《鼎》1998年总第108期"Facts About China"，24页。引自China Daily,20-10-98,and Beijing Review,26-10-1-11,98.
8．《未来五年亚洲互联网发展强劲》，刊自《南方周末》1999.7.30，12版。
9．目前，兰晓鹏神父、张文西神父和任大海修士在负责本中心的工作。希望大海修士抽时间给神父们介绍一些过去两年来我们中心的工作情况。也希望大家都关心和支持这项教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事业。这次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也有赖于北方进德积极努力倡导、主办，特别各级部门和各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特别讲课神父们和听课神父们的配合奉献。
10．引自江泽民总书记1993年11月7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自1980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协会在上海、江苏等地印刷圣经300万册，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2000万册。目前，总计2300万册。参见《天风》1999，5，上海。
12．这是在最近第六届拉丁美洲传教大会（ComlaVI）/第一届美洲传教大会（CamI）上，传信部部长托姆科枢机鼓励当地教会重视投入福传工作的引语。参见 《信仰》1999年10月1日中文版。
13．参见1999年10月1日的“信德”
14．关于弥撒收入：澳大利亚山显治的教区内所有神职人员的收入都一样。就是教区成立了神职财政委员会理财。该教区每一个堂区的主日捐献有两次：一次为堂区，一次为神长。属于神父们的收入一律上缴教区神职财政委员会。每一个神父，包括主教在内，他们分享一样的工资。所以，减少了人们对堂区贫富的挑剔问题。
15．韩国：[特写]大邱总教区为堂区司铎成立团体会院可望成新趋势敚短熘鹘萄侵尥ㄑ渡缧挛拧?999年5月21日。第3－4页。金泉市有15万人，教友占1/10。神父团体为三层小楼，内设小圣堂、饭厅、八个套房。每个套房设有起居室、睡房和浴室。两名佣人负责卫生和饮食，神父们每月集资饮食、卫生、税务和房间维修等开支。
16．老和尚带小和尚下山。好奇的小和尚问过路的女人“这是什么？”老和尚说，“那是老虎。非常危险可怕。”但是，小和尚却仍然喜欢“老虎”。
17．晓其编著《演讲与口才》四川科学出版社，1994年，成都，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