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会议与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对梵二大公会议的接纳
2012-04-16 10:34:13 作者：田炜帅 神父 来源：《信德报》2012年3月29日，第12期（总第483期）
50年之前的梵二会议为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从某种角度而论仍然是一个新的事物。个人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制约了中国教会对梵二的接收：中国教会的历史，特殊的政治背景，神学团队的缺乏。
13世纪时，拉丁礼天主教会进入中国，方济各会士在北京建立总主教区，教会一度得到很大发展，但当16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时，并没有在北京发现信徒。可以说，16世纪的福音传播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刚刚步入后特利腾大公会议时代，于是特利腾会议成为中国教会的背景。特利腾会议的教会观给了中国这个新兴教会一个模式，这一模式持续到20世纪末（虽然期间教会有梵一会议，但似乎没有影响到中国教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教理书，即我们所熟悉的《要理问答》，一直沿用至今。
政治原因主要是指：20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教会的生活；加上中国的闭关政策，中国教会既不了解梵二会议召开的背景，又未能参加会议的整个过程。会议的文献在闭会30年之后才传入中国大陆，注定了这个教会比其他地方教会要走更长的路。
关于第三个原因，改革开放后，教会得以重新发展，但神学团队的缺乏则影响了对梵二会议的全面深入了解，当然也影响到对它的接纳。
１.梵二会议和中国教会的重建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经历了一个重建的时期，圣堂得以恢复或重建，礼仪生活也慢慢恢复，丰富起来。由于时局的限制，一切都是按照旧有的习惯而进行的，可敬的老一代神职们并不知道梵二会议的存在。十几年之后，中国教会才再次开始重建的使命，按照梵二会议的精神更新教会的生活。
（1）礼仪生活
可以说，梵二会议在中国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礼仪生活的革新。
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史上，教宗保禄五世曾于1615年允许中国教会使用本地语言举行礼仪，只需严格遵守拉丁礼的礼仪规范。遗憾的是诸多历史因素使这美好愿望未能实现，致使大陆教会成为最后一个使用本地语言的地方教会。
中国教会的礼仪革新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个别堂区，如河北任丘，则始于80年代末。教会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来推动用中文举行礼仪。在这期间，她和其他很多地方教会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是冲突和混乱。特殊背景下的信徒们坚持拉丁弥撒是教会不可更改的传统，是属于信仰的一部分；新一代的神父们则用最大的努力推动中文礼仪以适应梵二后的新礼。如果说他们的努力有缺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使信徒们认识梵二，也未能让自己更深入地明白梵二礼仪的精神所在。礼仪革新的后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现象，那就是有些堂区为了吸引年轻人，引进太多流行的事物，淡化了礼仪的神圣性。
今天的中国教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圣事，享有本地圣乐，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圣堂和一些本地化的圣像艺术也得到发展。但革新的路仍然很长，因为礼仪革新必须要在整个教会生活的革新中才能达致完美，因为礼仪的真正精神是祈祷。梵二提醒我们礼仪是整个教会生活的高峰与泉源（礼仪10），需要不断更新：“为获得圆满的实效，信友必须以纯正的心灵准备，去接近礼仪，又要心口如一，并与上天恩宠合作，以免白受天主的恩宠。所以，牧灵者应该注意，使在礼仪行为中，不仅为有效及合法举行前遵守法律，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识地、主动地、实惠地参与礼仪。”（礼仪11）
今天的中国教会应该踏上一个新的起点，将礼仪改革从实践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更深层的水平，那就是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仪式的适应，而是探讨礼仪神学的本地化。
（2）圣言阅读
梵二会议带给中国教会的第二个果实是圣言阅读。普世教会重新以天主圣言来自我丰富，圣经成为神学的灵魂。教会更鼓励她的所有子女阅读圣经，在天主的圣言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启示宪章》 指出天主的启示是一个事件，天主借着行动，也借着语言启示自己：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先知讲话以后，在这末期借着圣子对我们说了话（启示4，希一，1-2）。《启示宪章》又强调： “教会常常尊敬圣经，如同尊敬主的圣体一样，因为特别在圣道礼仪中，教会不停地从天主圣言的宴席，取用生命之粮，而供给信友们 ”（启示21）。
中国大陆的教友在接受梵二礼仪的同时，拥有了自己语言的圣经。年轻的神父们带领信众跟随梵二的训导：“原来不认识圣经，即不认识基督，所以要借充满天主语言的神圣礼仪，或借热心阅读，或借专设的训练班，以及其他受教会司牧批准及督导的，而在我们现代到处盛行的可嘉方法，欣然去接近圣经。”（启示25）圣经分享小组及学习班在各地相继开设，教会开始被圣言慢慢转变，在对信仰的理解加深的同时，福传热火也逐渐被点燃。显然圣经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普及程度，应该进一步推广。在此过程中，需要出版更多的相关著作，或是背景介绍的，或是诠释的，或是生活分享的，为目前的教会来讲，资源还不够充足。中国教友有其特殊的“念经”的传统，圣言阅读被一些人认为不属于祈祷的部分，我们需要反思如何让圣言阅读和祈祷更紧密地融合。
（3）富有活力的信友团体
中国教会一直有一个好的传统，这也是梵二后的教会所提倡的，那就是教友在教会生活中分享重要的角色。
教友们以圣洗圣事和基督结为一体，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职务，在个人分内，执行整个基督子民在教会内与在世界上的使命。（教会31）
信友们分享基督的三重职务，享有成圣和参与教会救恩使命的圣召。福音在中国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缺少慷慨的信徒，他们在教会中分担责任，传播信仰，组织教会生活，践行爱德。梵二会议使中国的教友，在生活自己的角色之后，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切原是分享基督的君王、先知、司祭的职务，它帮助平信徒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在世界中的特殊角色。中国教会已经全面意识到平信徒培训的重要性，一批牧灵培训中心已经建立并成熟起来。为这个教会来讲，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更新教理讲授，并尝试开放修院，培训教友学者。
2.梵二会议及神职、修女培育
（1）修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复兴的同时，修院得以重建，但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物资、师资、教材都很缺乏。由于和修院培育方向及培育精神有关，我们不得不再提特利腾大公会议。修院是特利腾会议给教会的礼物，但是此大公会议将神职的使命简化为两点：举行圣事和传授给教友为得救当行的规矩。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的中国修院无疑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培训修生的，考虑到时局和重建教会的需要，修生们只接受简单的神学培训，教条式的神学观念，必要的礼仪规矩讲解，听告解指南，便很快承担重任，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为了只举行弥撒的司铎，而不明白神职人员是圣言的服务者。
1992年以后，梵二文献开始慢慢进入修院的教学之中，一些外来教师也为教学带来了其他教会生活的经验。回想自己在修院时（1999-2005），梵二已经成为了一个课程，修生们需要细读梵二会议的四大宪章，教师们在教学中也被要求让梵二、圣经、传统和牧灵成为教学必要的幅度。今日的中国修院教育虽然还不成熟，但无论在神学教育、团体生活、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力求配合梵二教会的精神，培育未来的神父们成为圣言的服务者。
天主的子民，首先是借生活天主的圣言而集合起来，这正需要特别期待于司铎之口舌。原来，如非先有信德，任何人不能得救，而司铎们，身为主教的合作者，其首要责任就是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以履行主的命令。（司铎4）
中国这个本地的教会在其修院培育中加强了对修生福传能力的培育，这必将带给教会一个美好的前景。但鉴于中国现在还没有天主教大学，修院应该负担更大的使命，即为中国教会培育神学学者，目前来看这条路还很长；修院也应该为修女和教友敞开教学的大门，部分修女已经能够进入修院学习一段时间，希望教友的路不是很远。
（2）女修会
中国教会一直有守贞女的传统，这是天主赐给的莫大恩惠。1842年以后，国际的女修会开始进入中国，但她们对中国圣召的接纳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女修会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重建的。据“信德”2009年统计，中国教会现有106 个女修会，约5500位修女。
中国的女修会，大多为教区修会，重建或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参与教会的牧灵生活。可以说，中国的修女们生活出了梵二对修会革新的教导：服务教会的牧灵和传教使命，以她们特有的身份丰富教会的见证。（修会2）
但不得不承认，修女们更多地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她们缺乏师资和有经验的导师；且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系统的神学培训，她们有时有表达修会特有神恩的困难；她们为教会做很好的服务，却对修会的先知使命认识不足。梵二要求会士们，“认清时代及人类的环境与教会的需要，以信德的眼光明智地判断当代的情况，以使徒的热诚，更有效地拯救人类。”（修会2，4）
女修会的管理逐步走向完善的同时，领导者面临的特殊困难令人担忧，她们中多数人接受的是梵二之前的教理讲授，梵二的精神无疑带给她们一些冲击和困惑。梵二会议要求修会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自我更新：“在任何地方，特别是传教区，生活、祈祷及工作方式都当符合会士的现代生理与心理的条件，并在各地，尤其在传教区，应依照每个修会的性质和要求，适应传教事业的需要，文化的要求，以及社会与经济的环境。”（修会3）
修会的更新、整个中国教会观念和生活的更新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修会应该成为这个教会的先知，认识时代的征兆，并为教会指出更好的见证福音的路。
3.前景展望
关于中国教会的前景展望。主要集中在两点：教会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对话。
（1）教会的自我认识
时代的变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变化，无论社会的发展，还是整个国民的心态变化都超出中国教会的适应能力。从某种角度讲，教会内部遭遇世俗化的侵袭，表现出自我迷失的迹象。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教友群体在全国人口中属极少数，所以形成了强烈的团体意识。
中国教会表现出对时代征兆认识的不足，而梵二给教会指出的路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梵二的教会，是一个明察时代征兆的教会，她与世界同行，给予世界福音之光，启示世人现世及来世生活的意义，帮助建立彼此的友爱关系。这个教会和人一起喜乐，一起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牧职1）。教会历来执行其使命的作风，一面检讨时代局势，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类解释真理，并以适合各时代的方式，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即现世及来生的意义……（牧职4）
一些人切愿当主教，却不明白主教的职务是什么；一些教会领袖忙于应酬，没有时间去阅读梵二文献，反省教会是什么；大多数神父为牧灵奔波，却对未来没有方向；多数教区注意神父们的神修生活，却忽略给他们提供综合的培训。可以说，中国教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识处于混乱的状态。更新教会观念，重建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身份，应是今后中国教会长期努力的方向。梵二的教会论为地方教会来讲是一盏明灯，教会生活在世间，在基督内像一件圣事（教会1），中国教会需要在降生神学中重建。
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在人间建立他的教会，并时刻支援她，使她成为一个信望爱三德的团体，也是一个有形可见的组织，并借着她向众人传播真理与圣宠，这一个含有圣统的社团，亦即基督的玄奥身体是可见的而又是精神的；是人间的教会，而又是富有天上神恩的教会。用一个不平凡的类比来说，就好像圣子取人性的奥迹一样。如同天主圣子所取的人性，不能再分解，而为他作救世的活工具；同样地，教会社团性的结构，为赋予生命的基督之神服务，使基督的身体增长。（教会8）
（2）对话
梵二会议表达了与世界、其他宗教、基督内的兄弟们对话的良好意愿。《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并没有直接提出对话，却指出教会如何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关于对话，中国教会几乎没有作为。
与世界对话在降生的圣言中找到她的活力，教会分享人的生活是为了让人分享基督，今日中国很多人刻意曲解保禄宗徒，强调为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又故意不提这一切愿是为让中国人获得基督的救恩；教会没有能够和当今社会进行建设性的、开放性的对话，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教会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身影；目前政府承认的五个宗教团体之间关系融洽，一直有谈话，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对话和深入的合作；基督徒之间彼此指责，新教徒说天主教徒不是基督徒，天主教徒说基督新教是裂教。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召开梵二的时候，多次表达他对基督徒合一的愿望，和其他宗教以及无信仰者对话的愿望。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写给中国教友的牧函中，鼓励中国教会对话，但没有迹象可以让人免于担忧。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一切都是黑色的。一批年青神父和教会学者意识到，也在尝试着与世界对话，与学界对话，与其他基督徒对话；教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如进德公益的慈善事业，修女及教友们的爱德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考：建设友爱的社会，维护人性的尊严。福音之光目前在中国表现得很弱，但它是属于基督的，必将常燃不息。
13世纪时，拉丁礼天主教会进入中国，方济各会士在北京建立总主教区，教会一度得到很大发展，但当16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时，并没有在北京发现信徒。可以说，16世纪的福音传播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刚刚步入后特利腾大公会议时代，于是特利腾会议成为中国教会的背景。特利腾会议的教会观给了中国这个新兴教会一个模式，这一模式持续到20世纪末（虽然期间教会有梵一会议，但似乎没有影响到中国教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教理书，即我们所熟悉的《要理问答》，一直沿用至今。
政治原因主要是指：20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教会的生活；加上中国的闭关政策，中国教会既不了解梵二会议召开的背景，又未能参加会议的整个过程。会议的文献在闭会30年之后才传入中国大陆，注定了这个教会比其他地方教会要走更长的路。
关于第三个原因，改革开放后，教会得以重新发展，但神学团队的缺乏则影响了对梵二会议的全面深入了解，当然也影响到对它的接纳。
１.梵二会议和中国教会的重建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经历了一个重建的时期，圣堂得以恢复或重建，礼仪生活也慢慢恢复，丰富起来。由于时局的限制，一切都是按照旧有的习惯而进行的，可敬的老一代神职们并不知道梵二会议的存在。十几年之后，中国教会才再次开始重建的使命，按照梵二会议的精神更新教会的生活。
（1）礼仪生活
可以说，梵二会议在中国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礼仪生活的革新。
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史上，教宗保禄五世曾于1615年允许中国教会使用本地语言举行礼仪，只需严格遵守拉丁礼的礼仪规范。遗憾的是诸多历史因素使这美好愿望未能实现，致使大陆教会成为最后一个使用本地语言的地方教会。
中国教会的礼仪革新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个别堂区，如河北任丘，则始于80年代末。教会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来推动用中文举行礼仪。在这期间，她和其他很多地方教会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有时甚至是冲突和混乱。特殊背景下的信徒们坚持拉丁弥撒是教会不可更改的传统，是属于信仰的一部分；新一代的神父们则用最大的努力推动中文礼仪以适应梵二后的新礼。如果说他们的努力有缺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使信徒们认识梵二，也未能让自己更深入地明白梵二礼仪的精神所在。礼仪革新的后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现象，那就是有些堂区为了吸引年轻人，引进太多流行的事物，淡化了礼仪的神圣性。
今天的中国教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圣事，享有本地圣乐，另外，具有地方特色的圣堂和一些本地化的圣像艺术也得到发展。但革新的路仍然很长，因为礼仪革新必须要在整个教会生活的革新中才能达致完美，因为礼仪的真正精神是祈祷。梵二提醒我们礼仪是整个教会生活的高峰与泉源（礼仪10），需要不断更新：“为获得圆满的实效，信友必须以纯正的心灵准备，去接近礼仪，又要心口如一，并与上天恩宠合作，以免白受天主的恩宠。所以，牧灵者应该注意，使在礼仪行为中，不仅为有效及合法举行前遵守法律，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识地、主动地、实惠地参与礼仪。”（礼仪11）
今天的中国教会应该踏上一个新的起点，将礼仪改革从实践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更深层的水平，那就是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仪式的适应，而是探讨礼仪神学的本地化。
（2）圣言阅读
梵二会议带给中国教会的第二个果实是圣言阅读。普世教会重新以天主圣言来自我丰富，圣经成为神学的灵魂。教会更鼓励她的所有子女阅读圣经，在天主的圣言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启示宪章》 指出天主的启示是一个事件，天主借着行动，也借着语言启示自己：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先知讲话以后，在这末期借着圣子对我们说了话（启示4，希一，1-2）。《启示宪章》又强调： “教会常常尊敬圣经，如同尊敬主的圣体一样，因为特别在圣道礼仪中，教会不停地从天主圣言的宴席，取用生命之粮，而供给信友们 ”（启示21）。
中国大陆的教友在接受梵二礼仪的同时，拥有了自己语言的圣经。年轻的神父们带领信众跟随梵二的训导：“原来不认识圣经，即不认识基督，所以要借充满天主语言的神圣礼仪，或借热心阅读，或借专设的训练班，以及其他受教会司牧批准及督导的，而在我们现代到处盛行的可嘉方法，欣然去接近圣经。”（启示25）圣经分享小组及学习班在各地相继开设，教会开始被圣言慢慢转变，在对信仰的理解加深的同时，福传热火也逐渐被点燃。显然圣经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普及程度，应该进一步推广。在此过程中，需要出版更多的相关著作，或是背景介绍的，或是诠释的，或是生活分享的，为目前的教会来讲，资源还不够充足。中国教友有其特殊的“念经”的传统，圣言阅读被一些人认为不属于祈祷的部分，我们需要反思如何让圣言阅读和祈祷更紧密地融合。
（3）富有活力的信友团体
中国教会一直有一个好的传统，这也是梵二后的教会所提倡的，那就是教友在教会生活中分享重要的角色。
教友们以圣洗圣事和基督结为一体，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职务，在个人分内，执行整个基督子民在教会内与在世界上的使命。（教会31）
信友们分享基督的三重职务，享有成圣和参与教会救恩使命的圣召。福音在中国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缺少慷慨的信徒，他们在教会中分担责任，传播信仰，组织教会生活，践行爱德。梵二会议使中国的教友，在生活自己的角色之后，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切原是分享基督的君王、先知、司祭的职务，它帮助平信徒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在世界中的特殊角色。中国教会已经全面意识到平信徒培训的重要性，一批牧灵培训中心已经建立并成熟起来。为这个教会来讲，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更新教理讲授，并尝试开放修院，培训教友学者。
2.梵二会议及神职、修女培育
（1）修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会复兴的同时，修院得以重建，但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物资、师资、教材都很缺乏。由于和修院培育方向及培育精神有关，我们不得不再提特利腾大公会议。修院是特利腾会议给教会的礼物，但是此大公会议将神职的使命简化为两点：举行圣事和传授给教友为得救当行的规矩。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的中国修院无疑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培训修生的，考虑到时局和重建教会的需要，修生们只接受简单的神学培训，教条式的神学观念，必要的礼仪规矩讲解，听告解指南，便很快承担重任，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为了只举行弥撒的司铎，而不明白神职人员是圣言的服务者。
1992年以后，梵二文献开始慢慢进入修院的教学之中，一些外来教师也为教学带来了其他教会生活的经验。回想自己在修院时（1999-2005），梵二已经成为了一个课程，修生们需要细读梵二会议的四大宪章，教师们在教学中也被要求让梵二、圣经、传统和牧灵成为教学必要的幅度。今日的中国修院教育虽然还不成熟，但无论在神学教育、团体生活、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力求配合梵二教会的精神，培育未来的神父们成为圣言的服务者。
天主的子民，首先是借生活天主的圣言而集合起来，这正需要特别期待于司铎之口舌。原来，如非先有信德，任何人不能得救，而司铎们，身为主教的合作者，其首要责任就是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以履行主的命令。（司铎4）
中国这个本地的教会在其修院培育中加强了对修生福传能力的培育，这必将带给教会一个美好的前景。但鉴于中国现在还没有天主教大学，修院应该负担更大的使命，即为中国教会培育神学学者，目前来看这条路还很长；修院也应该为修女和教友敞开教学的大门，部分修女已经能够进入修院学习一段时间，希望教友的路不是很远。
（2）女修会
中国教会一直有守贞女的传统，这是天主赐给的莫大恩惠。1842年以后，国际的女修会开始进入中国，但她们对中国圣召的接纳是非常有限的。现在的女修会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重建的。据“信德”2009年统计，中国教会现有106 个女修会，约5500位修女。
中国的女修会，大多为教区修会，重建或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参与教会的牧灵生活。可以说，中国的修女们生活出了梵二对修会革新的教导：服务教会的牧灵和传教使命，以她们特有的身份丰富教会的见证。（修会2）
但不得不承认，修女们更多地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她们缺乏师资和有经验的导师；且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系统的神学培训，她们有时有表达修会特有神恩的困难；她们为教会做很好的服务，却对修会的先知使命认识不足。梵二要求会士们，“认清时代及人类的环境与教会的需要，以信德的眼光明智地判断当代的情况，以使徒的热诚，更有效地拯救人类。”（修会2，4）
女修会的管理逐步走向完善的同时，领导者面临的特殊困难令人担忧，她们中多数人接受的是梵二之前的教理讲授，梵二的精神无疑带给她们一些冲击和困惑。梵二会议要求修会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自我更新：“在任何地方，特别是传教区，生活、祈祷及工作方式都当符合会士的现代生理与心理的条件，并在各地，尤其在传教区，应依照每个修会的性质和要求，适应传教事业的需要，文化的要求，以及社会与经济的环境。”（修会3）
修会的更新、整个中国教会观念和生活的更新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修会应该成为这个教会的先知，认识时代的征兆，并为教会指出更好的见证福音的路。
出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天主教会领袖最多达2540位，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3.前景展望
关于中国教会的前景展望。主要集中在两点：教会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对话。
（1）教会的自我认识
时代的变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变化，无论社会的发展，还是整个国民的心态变化都超出中国教会的适应能力。从某种角度讲，教会内部遭遇世俗化的侵袭，表现出自我迷失的迹象。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教友群体在全国人口中属极少数，所以形成了强烈的团体意识。
中国教会表现出对时代征兆认识的不足，而梵二给教会指出的路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梵二的教会，是一个明察时代征兆的教会，她与世界同行，给予世界福音之光，启示世人现世及来世生活的意义，帮助建立彼此的友爱关系。这个教会和人一起喜乐，一起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牧职1）。教会历来执行其使命的作风，一面检讨时代局势，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类解释真理，并以适合各时代的方式，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即现世及来生的意义……（牧职4）
一些人切愿当主教，却不明白主教的职务是什么；一些教会领袖忙于应酬，没有时间去阅读梵二文献，反省教会是什么；大多数神父为牧灵奔波，却对未来没有方向；多数教区注意神父们的神修生活，却忽略给他们提供综合的培训。可以说，中国教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识处于混乱的状态。更新教会观念，重建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身份，应是今后中国教会长期努力的方向。梵二的教会论为地方教会来讲是一盏明灯，教会生活在世间，在基督内像一件圣事（教会1），中国教会需要在降生神学中重建。
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在人间建立他的教会，并时刻支援她，使她成为一个信望爱三德的团体，也是一个有形可见的组织，并借着她向众人传播真理与圣宠，这一个含有圣统的社团，亦即基督的玄奥身体是可见的而又是精神的；是人间的教会，而又是富有天上神恩的教会。用一个不平凡的类比来说，就好像圣子取人性的奥迹一样。如同天主圣子所取的人性，不能再分解，而为他作救世的活工具；同样地，教会社团性的结构，为赋予生命的基督之神服务，使基督的身体增长。（教会8）
（2）对话
梵二会议表达了与世界、其他宗教、基督内的兄弟们对话的良好意愿。《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并没有直接提出对话，却指出教会如何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关于对话，中国教会几乎没有作为。
与世界对话在降生的圣言中找到她的活力，教会分享人的生活是为了让人分享基督，今日中国很多人刻意曲解保禄宗徒，强调为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又故意不提这一切愿是为让中国人获得基督的救恩；教会没有能够和当今社会进行建设性的、开放性的对话，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教会的声音，也看不到她的身影；目前政府承认的五个宗教团体之间关系融洽，一直有谈话，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对话和深入的合作；基督徒之间彼此指责，新教徒说天主教徒不是基督徒，天主教徒说基督新教是裂教。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召开梵二的时候，多次表达他对基督徒合一的愿望，和其他宗教以及无信仰者对话的愿望。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写给中国教友的牧函中，鼓励中国教会对话，但没有迹象可以让人免于担忧。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一切都是黑色的。一批年青神父和教会学者意识到，也在尝试着与世界对话，与学界对话，与其他基督徒对话；教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如进德公益的慈善事业，修女及教友们的爱德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考：建设友爱的社会，维护人性的尊严。福音之光目前在中国表现得很弱，但它是属于基督的，必将常燃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