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用另一个提问回答他：‘请告诉我：天主注视一名同性恋者的时候，是以慈爱看待他呢，还是排拒他，谴责他？’我们必须始终重视人。此处我们进入人的奥迹。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潮流开始从极端的民族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似乎接受了最新的国际主义，并反对军国主义，而日本则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拒绝了新出现的国际主义，

FideQuaerensIntellectum（信德寻求理智）向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的范式转换，前者表现为我知我所信，强调的是以知识去解释信仰，解释真理；而后者是我信我所知，强调的是：我的认知之外的我可以拒绝对之建立信仰

如此一来，奉行福音劝谕的人寻求自身圣德之余，也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的「治疗」；因为他们拒绝对任何受造物的崇拜，而在某方面，他们使生活的天主成为有形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