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基督徒都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如奥古斯丁领军中世纪文化，马丁路德开创宗教改革局面，约翰·卫斯理避免了英国流血革命，威伯福斯废除了黑奴贩卖制度，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带来了大奋兴

辛亥革命前后,太虚、屈映光等佛界勇士曾参加和资助过革命,一些佛教徒还组织了僧军、救护队,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战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本地天主教徒也成为革命对象，天主教活动在中国进一步被打压。这阶段中的神学教育的目的及教学方式深受中国的社会状况影响。

1940年，延安清真寺建成后任教长，多次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在抗战期间，他在陇东讲经传教，积极号召广大回族群众到延安去，到革命根据去，到抗日第一线去。

涉及到贫困阶层，当时的耶稣会士虽然没有任何社会改革或者社会革命的纲领，他们对基督教传统的慈善却难以忽略。

从信件、电报、传真到今日的电子邮件，又是一个迅速的跳跃，一次信息化的革命！电子传媒在信息化时代将是我们新世纪福传的重要工具及方式之一。　　这个变化给我们的福传事业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薇依意识到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而天主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

爱国佛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既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注：太虚：《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15

这种灵修态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革命，因为在那时，占据灵修主导地位的，是天主的判官和公义形象，是避恶、克苦和补赎的观念。

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说法，科学只是“范式”的学问。一个人提出理论，后人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不断完善；如果发现了一个更优的模型的话，就用这个新模型取而代之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