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一、抗日大动员，回族民众共赴国难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族人民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游行示威。9月27日西安召开了近七万人参加的反日救国大会，回族群众与各界爱国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对日宣战。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等人倡议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在陕中共地下党员、回族人士刘格平积极领导陕西回族参加抗日，于当年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在幸闻回族将军吴松林率领的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一旅在嫩江桥保卫战中，首战告捷，重挫日寇的消息后，国人群情振奋，各地掀起支援东北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运动。
1931年10月中旬，青海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先组织起学生抗日义勇队。发表了“一师学生抗日义勇队成立宣言”。随后，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省立蒙藏简易师范学校学生组成学生抗日队；省回教促进会附设中学学生组成学生抗日敢死队。西宁县立十三所高级小学学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或后援队；民和县、乐都县、互助县、大通县、贵德县、湟源县、化隆县、循化县等县立四十七所高级小学的学生，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各中、小学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10月28日，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福神庙成立。11月3日，西宁各学校的抗日义勇军在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宣读誓词，散发告全省群众和青年书，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抗日的态度。国民党将领马步芳以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身份到场监誓。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办了一份《学生抗日旬刊》。旬刊内容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还联合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并分赴街头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
1932年1月25日，回族创办的闻名全国的《月华》杂志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率先表明了中国穆斯林坚定的抗日立场，在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鼓舞民族的精神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海回族穆斯林本着“爱国是正信的一部分”的圣训,以各种形式积极抗日，十几座清真寺的阿訇利用星期五“聚礼”的机会,向教胞积极宣传抗日,号召教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5年12月，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先后3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京著名回族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领导北京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同胞。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同时举行了中华武术大赛，依此展示了回族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战决心。
在抗日前沿的中原大地，冀中回民提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不久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散居的回族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起来进行罢课、罢工，发表抗日宣言。围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26路军中的回族战士鉴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而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西北回民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地处东北抗日前线的回族群众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回族民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红军送粮送草，回族青年积极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北平回民组织起“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电告全国同胞“鉴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他们组织战地服务团、看护队、捐资队，给前线战士购买食品送衣送药，在平津地区汇成了一条民族抗日的洪流。
    1938年2月，全国回民抗日群众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协会向全国回胞发表的抗日救亡宣言中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黍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行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仰且为宗教之辱。” 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发表了《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提出国难当头之际，回回穆斯林的使命是：“提示回民救国途径，发动回民抗战力量，完成回民救国任务”。[3]协会一成立，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两湖、云南、广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均相继成立回协分会。各地回族青年还成立了“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教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及战地服务工作。湖北回族爱国实业家陈经畲，办起难民救济所6处，接收战区难民，解决其吃住困难。上海的哈德成教长四处奔走，组织人力，先后成立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及太仓路清真寺第二难民收容所，积极为难民筹募粮食、被服及生活用品。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在祖国边陲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德高望重的马良骏大阿訇四处奔走讲演，号召教民踊跃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全疆回族积极捐款，购买飞机一架，支援政府抗战。  
陕西回族于1938年9月13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日寇，还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1938年9月23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在西安召开的这次盛会，并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救亡团体的成立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同情、并援助中国的抗战。”1938年11月23日，日军在回民开斋节期间以清真寺为目标，对西安回民的野蛮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激起了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给陕北购买粮食驮骡六七千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陕西的日用物资极为短缺，陕西的回族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战区采购物资，以解陕西市场的燃眉之急。1942年春，陕西回族商人存放在安徽蚌埠太平街清真寺的物资被日本宪兵发现，日寇不仅抢走了全部货物，而且逮捕了该寺的阿訇、乡老及西安回民商人三十余人。陕西回族抗日爱国知名人士马正卿，在“9•18”事变爆发后，把他创办的回民图书馆更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他在图书馆门前公开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与进步人士景梅九（《国风日报》社长）等创办《出路》周刊，与《西京日报》的郭英夫、《西京平报》的李志亭等人积极合作发表战斗檄文，鼓舞民众的抗日激情；还与回族社区的贤达共同组织成立了“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并担任“陕西省回民防空宣传服务团”的团长。
甘肃兰州回族民众在杨静仁、吴鸿宾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静仁是出生于兰州的回族，他联合回族青年以“伊斯兰学会”名义秘密成立了甘肃回族青年抗日进步组织，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举办座谈会，出墙报、办小报、发传单，大大激发了广大回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出版《回声》杂志，积极宣传抗战。之后又在兰州、榆中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
在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共产党员马寅，通过教学讲课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亡思想，发展沙里士等回族青年入党，赴延安参加革命。地下党员吴鸿宾、杨静仁、马思义、张杰、沈遐熙在平凉和西海固进行宣传。固原回民终于在1941年四月起义，义军在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延安，进入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回民抗日武装——回民骑兵旅，为祖国的光复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平凉著名阿訇穆忠阳、马鸣鹤、郭志善、丁占学等阿訇在重大宗教活动场合和回族的重大节日大讲：“抗日救国是穆斯林信仰的组成部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南原蔡登霄阿訇，时任甘肃正宁县五顷原龙嘴子清真寺教长，以清真寺为活动点，与刘志丹、解浩儒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同进行革命活动，于1932年3月，在正宁五顷原建立了回民支队，同时成立了红色政权。蔡阿訇多次掩护中共中央领导。1940年，延安清真寺建成后任教长，多次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在抗战期间，他在陇东讲经传教，积极号召广大回族群众到延安去，到革命根据去，到抗日第一线去。由于蔡阿訇的宣传动员，平凉大寨乡、康庄乡的许多回族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如平凉回族青年王明军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后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选拔为中共中央空军司令部首批飞行员。平凉许多回族商人，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组成马帮，出入在陕北的山坡峡谷中，把丝绸、布匹、盐茶、面粉、印刷文具等急需物资源源不断的驮运到抗日根据地。回族商人地下党员丁信真，多次率领回族商队，出生入死，把物资驮运到老区，在民间留下了“丁胆大走红区”的美谈。解放后丁信真任平凉副市长。
在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1879—1955)秉承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号召回族穆斯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中，他用汉文和阿拉伯文撰写了一篇题为《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的抗日檄文[4]：文中写到：
“亲爱的回教同胞们：
在这“长期抗战”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处在后方的教胞应作一种精神之战——就是给国家和前线将士们作一种胜利的祈祷。这种祈祷就是总裁说的：‘我们的抗战精神重于物质，要以我们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物质。’ 也就是《卖克图布》经上所说的‘无形之战胜于有形之战；精神之战胜于物质之战。’昔日，穆圣为教战争时，曾以一般贫弱的迁士们(由麦加随圣人迁到麦地那的教胞)作这种“祈祷胜利”的活动，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我们‘被压迫继而被侵害者，施以同样报复，定得真主之襄助’(二二：60)。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鄙人用阿文作了一篇《胜利祈祷词》，并且译成中文，希望全国各地的阿訇们，把它教授给后方的教胞，同他们在每日五番拜后，念这篇祈祷词，同心诚意向真主哀祷吾国胜利，殄灭日寇!这就是我们教胞们为国家尽的一点责任。现在把这篇祈祷词写在后面，望大家向主祈祷，以冀胜利早日降临。
真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使我们的国家永存，使我们的抗战胜利，消灭我们的敌人。求你在敌人侵略城市，杀害人民种种残暴行为上，护佑我们。求你差遣狂风，使他们的飞机跌落郊野，使他们的兵舰沉於海洋，使他们的士兵厌战，使他们的经济崩溃。求你降天灾惩罚於他们！真主啊，求你赏准我们的祈祷！阿敏！”[5]

虎嵩山阿訇《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影印件
这篇被全国穆斯林广为传诵的抗战祈祷词，以穆斯林特有的方式，极大地鼓舞了回族穆斯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国必胜的信念。他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6]，在他任校长的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爱国属于信仰，穆斯林应热爱祖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家哪还有宗教。”[7]他指导学生每周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宣传抗战。支持学生利用课外活动轮流到集市上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唱抗日歌曲——《穆斯林进行曲》：“我们爱教更爱国，青年穆斯林勇敢前进，把侵略者进攻打回去……。”[8]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回族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各地回族团体利用报刊、杂志、书籍、通讯广播、电影戏剧、书法绘画、诗歌音乐、街头演说、张贴标语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通过舆论呼吁，唤起民众投身抗战。这时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出版的《正道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出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和《回教文化》，四川重庆回族创办的《回民言论》，甘肃伊斯兰学会创办的《回声》，上海回族创办的《绿旗》，以及一些回族上层爱国人士创办的《回教大众》、《月华》、《回族青年月报》等，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对唤醒民众爱国意识，扩大抗日救亡的影响，加速抗战胜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疆回族教长马良骏以 70 高龄四处讲演，号召教民勇敢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抗战期间，回族人民还谱写出一首《中国穆士林进行曲》，到处传唱：
“我们爱教，更爱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侵略者进攻，把他打回去！侵略者进攻，大家起来拼！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我们用热血捍卫祖国，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
    上海回族文化界爱国人士通过办报刊、开书店,发表正义呼声,宣传抗日救国。回族爱国文人杨玉书主办《绿旗》杂志,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诱降阴谋,宣传抗日救国。他在《告上海回教青年》一文指出:“《孟子》天降大任一章,与文天祥之《正气歌》,可视为吾回教青年之金科玉律焉。”该杂志还发表了《回教民族英雄——左宝贵》、《介绍一位为国争光的武术大家王子平》等文章,从而唤起回族同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申报》总主编、回族著名爱国人士伍特公先生(解放以后曾任上海民委副主任),在上海“孤岛时期”,撰写过多篇社评,鞭挞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8月7日《申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社评《回教与抗战》,称“中国今日之抗战精神,于回教教义尤相贯通”,文章号召回族同胞遵奉教义,一致抗战。此文“一经发表,必触敌伪之怒,然先生绝不为之介意,后又陆续在报中发表抗战社评多篇,因是果于1940年7月1日由南京汪伪政权下令通缉”,被列入黑名单。当时租界捕房屈从于日伪势力的淫威而不愿再保障其安全。报馆同仁则力劝其离沪赴港,暂避凶焰。伍特公先生不肯,隐藏在其叔父沙善余家中,并与沙善余等人在险恶的环境下仍从事抗战活动。
上海回族人士哈德成、达浦生、沙善余、伍特公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办事机构设在浙江路清真寺内。他们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徐汇区清真别墅(即当时日晖清真寺)、蒲柏路小坟山、劳勃生路(今长春路)梅劳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兴公所、青莲街敦化小学等7个回民难民收容所,共收容3000余人,解决了难民的衣、食、住等,还向难民们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为抗日这个总目标服务。回族人士马天英多方募捐,在小沙渡营造了数十排平民屋,并建造了一所学校和一座清真寺(即现在的沪西清真寺),解决了一批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回民的住食问题。哈德成阿訇利用在各地清真寺的影响和关系,出据证明介绍了回族青年奔赴解放区。上海沦陷后,日寇素知哈德成阿訇在回族中的威望,威胁利诱,妄图使他就范,为其所用,但哈德成阿訇决然离开上海,经安徽至陕西、重庆等地,到达云南。在途中,哈德成阿訇应邀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同时号召国内回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日伪继而又企图“聘请”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买俊三阿訇出任伪职,买阿訇举家离开上海,出走内地,以示不当民族败类的浩然正气。
回族人士马吉第,曾任河南地方旅长、陆军十五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安徽省代主席等官职,1937年初离任并寓居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捐献一万银元支援抗战。汪精卫伪政府多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均被其拒绝。
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数回族儿女走向了抗日的主战场，用他们的生命书写了一篇篇精忠报国的英雄史诗。在河北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保南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定县“抗日动员会回民部”、文安县“回民抗日挺进军”、安国“回民抗日自卫军”、献县“回民抗日义勇队”、“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任丘“抗日动员会回民部”、“任丘回民抗日救国会”、“八路军冀中区回民教导总队”、“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冀中伊斯兰教抗日先锋队”、“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冀东军区回民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丘、河间、肃宁、献县 “回民抗日救国会”。
1940年后,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区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提供了方便和支援。安徽蚌埠回民约有500多人,成群结队搞贩运,将敌占区工业品巧妙地运至五河县境四铺等回民聚居处,转往皖东、苏北等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安庆回民有一、二百人贩运敌占区物资,一部分走西路沿皖河至怀宁县江镇,一部分出北门至龙山脚下的宣家店,两地游击区、根据地军民通过这些途径得到他们紧缺的物资。定远县回民多是肩挑、驴驮，翻山越岭，把紧缺军需物资运到新四军手中,张云逸副军长称他们是“半抗战”,赞誉他们为抗日救国出了力。嘉山县横山乡、固镇县任桥集是回民聚居地,在抗战时为津浦铁路东、西段两个地下交通要道,这里的回民亦为掩护中共地下交通人员、新四军伤员、筹集根据地资金和物品,付出了不少代价。定远回族人民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1937年,二龙回族自发组织了抗日“红枪会”,入会人数达千人,并成立了6个自卫队。 1941年,日伪军联合对皖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当敌人进入到周家和时,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扫荡。1942年，二龙回民青年自卫队改编扩大为一支独立的回民武装队伍，1943年又组建清真营,下设两个连,90%以上系回民,由张绍文担任营长,二龙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之义(回族)担任政治教导员，清真营多次袭击敌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为正规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1944年春,清真一连、二连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先后拔除了5个日伪军碉堡,俘敌100多人,击毙敌人数十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945年秋,皖东新四军主力奉命北上,清真营一连受命在珠龙桥阻击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付出极大代价,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使新四军顺利转移。
在河南南阳，回族抗日救国协会正式成立,水子立(1885-1970)任会长,石桥绅士李平甫任副会长。是年冬,在水子立先生领导下,李平甫在石桥组建了“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中共早期党员沈荣田、沈虎田兄弟俩(南阳回族人),都先后来石桥对队员们进行过军事训练。1941年农历正月初八下午,日军约6000余人由博望西渡白河进攻石桥。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配合国军阻击日军,战斗中队员胡振德、丁玉如等牺牲。正月初九,日军向镇平进军,石桥“回教战地服务队”在镇平杏花山下伏击日军,打死日军150余人,孙连仲将军授予他们“共赴国难,为国争光”锦旗一面,当时南阳的《前锋报》刊登了他们杀敌的战绩。
在江苏六合县，回族武铁肩(1897—1967,生前曾为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积极组织竹镇商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商民抗敌协会理事会”,自任抗敌协会理事长,积极带动群众捐粮、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及医药用品支援抗日。回族蒋长泰富甲江南，积极动员子媳、女儿,赶制丝绵背心分送抗日将士,其妻杨氏变卖金饰以助军用。竹镇清真寺阿訇李叔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了“回民抗日独立游击大队”,配合新四军五支队主力,战斗在津浦东南段地区,打击日寇,牵制顽军,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湖南，回族爱国人士刘达三、高生俊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湖南分会”，次年在邵阳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会邵阳分会”，推举马遵范为理事长，律师马图为总干事，并选出10多名在邵阳回族中有影响的人物为理事。“分会”从成立至1944年秋邵阳沦陷的五年里，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在回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另一方面组织回民为抗战士兵和难民募捐寒衣，解决食宿，为部分难民介绍工作、寻找职业，还捐款购买飞机等。此外，“分会”还为抗日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回民青年入伍抗战，并组织回民与入侵邵阳的日寇殊死斗争。
在四川，回族的爱国志士成立了“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向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唐梦吉是阆中回民首富之子，1938年春，他来到陕北延安，要求加入红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他参加了抗日青年训练班，组织派他重返阆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回到阆中后，唐梦吉出资订购了《新华日报》等多种进步报刊和抗日宣传资料，创办了“战时书店”，广泛宣传抗日主张，他先后建立了3个党支部，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之后，唐梦吉被迫转至重庆，他利用与白崇禧的关系，在重庆组织了“回民救国会”，奔走于重庆回民之中，很快就建立起“重庆回民救国会”，坚持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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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 白崇禧《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载《西北回民正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
[4] 参见《中国穆斯林·纪念虎嵩山大阿訇归真50周年专辑》，2005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
[5] 马明文阿訇提供。
[6] 冶正纲：《宁夏伊赫瓦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7] 李 仁：《虎嵩山与宁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载《阿拉伯世界》，1989年第2期。
[8] 李仁：《虎嵩山与宁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载《阿拉伯世界》，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