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战斗争论析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日战争以其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着华夏大地。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国佛教界有哪些抗战言论和爱国义举?原本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为何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加深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进一步了解与认识。
    一、从佛学理论和佛教教义的角度阐述爱国救亡的道理
止恶、向善、遏制欲望是众多佛教宗派共同探讨的问题,也是中国佛教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迅速沦于敌手。在国难当头之际,著名高僧太虚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指出:日本侵略者强占中国东北,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之基础。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其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通告全国佛教徒,倡议举行护国道场,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他还致函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注意努力,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共同制止日本
军阀侵华暴行[1](P144)。著名居士欧阳渐也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2](P898)
。
    1932年3月18日,太虚痛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一文,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此外,他多次呼吁日本佛教界行动起来, 阻止日本军队向外侵略扩张。在《致日本佛教徒电》中,太虚要求日本佛教联合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信佛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弭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
    如果说在局部抗战初期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尚寄希望的话,那么,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1938年,太虚撰文指出:“抗战之目的在使日本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在他看来,“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中国抗战,乃是以战争“止息战争”,其本质是自卫战争。为了激励全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太虚极力鼓吹佛菩萨的降魔精神。他说:“大乘法中,充分表示降魔精神的为密宗。”“在密宗中,皆现起武装威猛金刚之相,以甚强威力,降伏烦恼,止息恶行,成就善行功德,摧折恶魔势力。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而发金刚威猛之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3](P318)
。他还强调佛学所言的“布施”、“法施”、“无畏施”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在《出钱劳军与布施》一文中,他写道: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逐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4]。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位领袖人物,太虚法师不仅大力宣扬抗日降魔精神,而且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指出:“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
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由此充分体现出佛门中人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由上可知,中国佛教界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面对外敌入侵,生灵涂炭,三宝遭劫的险恶局势,许多有识之士从佛学理论和佛教教义的角度,阐述了佛界的抗战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大多是以佛学话语来阐述抗战道理,但恰到好处地使佛法观念与抗战救国思想融会贯通,对于进行爱国救亡宣传,动员佛教徒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组织僧侣救护队、举办法会,救死扶伤,追悼亡者,激励生者
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以及开展救济难民工作,是抗日战争中佛教界最受民众敬佩的爱国壮举。1933年,日军占榆关,侵热河,不断蚕食华北地区。太虚法师遂与普仁、普勇、普德等商议,拟组建“青年佛教护国团”。同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5](P195)。1937年7月,卢沟桥畔的枪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6日,太虚在庐山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佛教徒,“均应本佛慈悲”,“修持佛法”,“止息凶恶,克保人类和平”;开展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者等工作;向民众介绍防空防毒等常识[5](P229)。这些主张有助于推动佛教界人士全面深入地开展救国斗争。
    与此同时,圆瑛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人士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庙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其奋不顾身救死扶伤的事迹每日均见诸报端,家喻户晓,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出家人如此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对激励上海军民英勇抗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除了组织救护队开展战地救护外,佛教界还在安置救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早在西安事变后不久,黄涵之、屈映光等居士就组织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
)。时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的赵朴初居士,以慈联会常务委员的身份,驻会办公,负责收容救济难民的工作。“八一三”事变的次日,日本飞机轰炸上海,难民人数激增。赵朴初迅即设立了10多处临时收容所,安顿难民。随后,上海佛教会又在慈联会下成立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设立了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多达50万人次[6](P321)。鉴于上海战事日益扩大,伤员不断增多,申城佛教界又设立一所佛教医院,专门收容战场伤病员。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人[7](P939)。足见其工作成绩之斐然。
    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出于为死难同胞做善事的心愿,1938年春,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8](P237)。
举办法会,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是抗战时期佛教界开展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华北地区为局部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祭祀抗战忠魂。之后,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举行法会。1936年5月,76岁高龄的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为申城佛教界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印光在沪期间,每日说法两小时,万众聆听,盛极一时。他还倡议并以身作则献金救灾护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略,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释能海主坛修法。之后,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3月,屈映光等人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以佛教特有的方式告慰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追悼死难同胞[9](P275)。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10](P83)。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上述这些法会由于同抗日救亡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因而不仅具有追念亡人寄托哀思的作用,而且产生了激励生者努力抗战的效果,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三、义务反顾地直接投入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
组织抗日佛教组织和抗日武装,捐献金钱,并利用佛教国际性的特点,走出国门,发动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开展宗教外交,是战时中国佛教界抗日救亡的突出表现。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下,佛教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各种抗日佛教组织,如山西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湖南佛教救国后援会等。1939年4月,中国佛教会广西省佛教会在桂林成立,其成立宣言称:“吾人正宜趁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站在第一条战线上,一现我佛威德。”充分表达了广大佛陀弟子团结御侮,志在抗日的心声。
    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正确认识了“戒杀生”与“杀敌”的问题,认为佛教徒固然反对杀生,但是在日本法西斯恶魔涂炭生灵时,如果容忍、甚至劝导不杀人,那只是听任日军屠戮更多的无辜苍生。对此,弘一法师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战时不少僧侣武装起来,奋勇杀敌。如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又如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僧侣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主动为抗日部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还派人参加地方武装,开展反“扫荡”斗争。

    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根据中国佛教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会特推理事长圆瑛赴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筹募捐款,以期使救护团获得必要的财力,“发挥救护工作之效能”[13](P35)。1937年10月,圆瑛携徒弟明 赴南洋募集捐款。他们先到新加坡,与当地华民政务司和总商会取得联系,通过华侨领袖胡文虎等人发动华侨,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协助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募捐委员会,开展筹募工作[14](P36)。为了募集经费,圆瑛至各地讲经,同时向海外侨胞介绍祖国抗战情况。后又在吉隆坡总商会的配合下,组织了第二募捐委员会,在槟榔屿组织了第三募捐委员会。经过一番努力,共募得国币3.24万元[15](P37),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1938年秋,圆瑛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是年冬天再次到槟榔屿等地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16](P133),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
31利用佛教国际性的特点,走出国门,开展宗教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提出过重要的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界利用宗教特点,开展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作抗日保卫民族的宣传”,……而且还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唤起和联合各国民众,一致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称:迭据各方报告,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17](P39)。有鉴于此,社会部拟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开展抗战宣传,弘扬中华文化,揭露敌方阴谋,“藉收国民外交之功效”[17](P39)。当时,社会部拟定了该团12条工作内容,主要是开展各方面的宣传工作,“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18](P39)。由此可见,国民党中央对佛教访问团出访是十分重视的,就其工作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布置。从1939年11月底到次年5月4日,以太虚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通过与各国佛教界人士、政府官员和各界民众的广泛接触和会谈,争取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经过访问团的宣传工作,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19](P42),为祖国抗战增添了物质力量。
    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释乐观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
鬼”[20](P32)。该计划很快得到当局批准。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有5名队员,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他们在访问缅甸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总之,抗战时期佛教界有声有色的宗教外交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中国佛教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原因
    按理说,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是不会参与抗争外来侵略的。然而实际情况正恰恰相反。中国佛教徒之所以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大乘菩萨道精神———普渡众生和反抗压迫的传统,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的历史因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其固有的思想文化日益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中国佛教尽管宗派漫衍,分歧众多,但其共有的特色就是大乘菩萨道精神———普渡众生,主张用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财力去救助弱者,即使“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也要“喜济众难”,决不退却。佛教教义从“为己”向“为他”的这种转化,无疑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步。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佛教曾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具的原因。佛教僧侣富有抗击强暴、伸张正义的优良传统。辛亥革命前后,太虚、屈映光等佛界勇士曾参加和资助过革命,一些佛教徒还组织了僧军、救护队,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尤其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以“人间佛教”为中心的佛教改革运动,皈依佛法不仅仅为个人修行解脱,而且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已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共识。抗战军兴,中华佛门弟子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救国护教之热情,“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21](P224)
,甚至从戎杀敌。显然,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文化演化的结果,也是大乘佛教积极入世,注重利益社会人群之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凸显。
    其次,中国佛教界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这是佛教徒奋起抗战的内在动力。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岌岌可危,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激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在许多场合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如1933年2月,太虚在一次题为《学佛先从做人起》的演讲中指出:有国家和军队,就可以抵御外敌入侵,弥除奸逆内乱,“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我们“要报答国家恩,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在今日众敌围攻的中国,我们中国的国民,英勇的将士,慷慨的豪杰,应在众敌环攻之时,一致奋起”[22](P234)。在抗战岁月中,弘一法师也时常向缁素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1937年10月,他在厦门告诫当地青年僧侣:“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饮的是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若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在此前后,他大书字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23](P506)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诚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使命感,广大佛教徒与海内外炎黄子孙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战大军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再次,日本佛教界的大部分教派追随军国主义,助纣为虐,是促使中国佛教界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的外在因素。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佛教自传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现出极强的“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到国家、贵族的支持和扶助。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24](P79)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佛教界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等等,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最令中国佛教界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竟然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是为了实现“八 一宇”①的理想,对日本国内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佛教宗派则予以迫害和镇压,严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面对日本多数佛教组织和教徒离经叛道,支持并参与侵华战争的严酷现实,中国佛教界不能不感到遗憾和痛心,他们愤然而起,持法怒吼,毅然肩负起护法救国的历史重任,以自己的言行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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