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要信主之人脱离社会的传统文化，不食人间烟火，和非信徒划清界限，完全把中国人的传统放在一边。那样还如何传福音，且会被别人视为另类。耶稣和众使徒为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

抵达澳门后，他又到广州，并为自己起了一个相当符合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名字——郎世宁。

1679年，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国家把清明节定为公众假期，并不是要我们恢复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落后的封建礼仪，而是要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的社会。

他还认为，波兰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了限制，天主教徒成了二等公民，否定天主教会的传统文化使波兰丧失了民族财富。

当日在场的林村公立黄福鏊纪念学校校长林禄荣忆述，“曾荫权一言一谈，令人感受到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家庭和谐的珍惜，家庭防线做得好，社会上好多问题自然可以解决，好开心曾先生正是一个重视家庭的领袖。”

中国传统文化及台湾的新文化也影响着我们对三愿的领悟与执行，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很需要我们自己人重新来探讨。

而在我们东方儒家传统文化习俗中，高龄老人的葬礼既要体现对逝去长者的哀思，又要表达对长者“福寿双全”圆满人生的感念。

因为传统文化的土地没有受到伤害，很强，基督教代替不了。日本的神道教，大和民族的魂在那里代替不了。同理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民间的信仰很活跃，佛教就在这个沃土上生长起来了，生长出四大山，都出高僧。

本地化需要教会不断发展自身的礼仪表达，尽可能吸纳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藏，使之能满足中国信友的情感需要，也使基督信仰不被视为异质者、外来者，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具有更大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