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哲学家的点金术

 

    哲学是抽象的。在常人眼里哲学家常常是怪异的。哲学家经常想的是些常人不曾想的抽象问题，直到把自己想疯为止，就像尼采那样。
    宗教是神圣的。宗教学家大多是圣洁的。宗教学家经常做的是些悲天悯人的关爱事情，直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就像德肋撒修女那样。
    从古至今，哲学家与宗教学家常常是针锋相对的，哲学家们批判宗教学家的虔诚迷信，宗教家们不屑哲学家的冥思无为。普通大众则嘲笑哲学家的空想和宗教学家的不切实际。
    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二者合为一身，这是可能的吗？
    乔治·麦克林，就是一个充满宗教情怀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富于哲学思辨的宗教学家。每个有缘跟他结交的人，都不能不被他的信、望、爱所感染，从而自觉开发内心深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他有点石成金的神功。

一

    1988年春，一封国际电报飞到我的手中，麦克林教授邀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意外、不解、兴奋的同时，跑东跑西，层层打申请报告。
    收到这样一封电报很是意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出国潮波涛汹涌，但对于出生和成长在北方农村的我来说，那是奢望。早年高考时英语还只作参考分，也就放弃未考。上大学时英语是必修课，但每周两次课，下了课把书本往书桌里一塞，直到下次课才会翻出来。为了考研究生，只得突击背单词，但基本不管读音的正确，反正以后只是阅读英文书刊，自己明白意思就行了。读研究生期间不少同学摩拳擦掌，准备出国，我不是其中的一个。生长在华北大平原上，从小就想离家远行，总想看看外边的大世界，但是却未敢做出国的梦。收到这封电报，怎能不觉意外？而且，电报总是用来告急的。忘了那是几月收到的电报了，邀请9月去开会。那时要出国，手续怎么也得办上几个月，的确很急。
    不解的是，怎么选择了我。偶遇麦克林教授是1987年夏天，在北大。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跟哲学家们开会，主题是“人与自然”。那时我刚从南开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宗教学，特别是基督教。南开同室同学朱国均则分配到北大，教当代西方哲学。通过他，我便偶然地去旁听了这个研讨会。那真是偶然的不能再偶然了。刚来到北京生活，想的是熟悉环境，结交同行，准备秋季的课程。没有急事可做，顺便去听听吧，因为大会的主题挺有点哲学的缥缈味道。躲在后排，认真地听，但没听懂多少。休息时跟国内前辈和老外们闲聊，提到希望了解基督教，因为要教基督教课程，可是却对基督教知之甚少。乔治·麦克林听到了，就说：“你跟我同行的哥哥爱德华聊聊吧，他对基督教非常了解。”我便拉上老同学，一起去看爱德华。爱德华讲话声音圆润，非常好听，可我没听懂多少。但是他讲话时神采飞扬的魅力，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过后，朱国均说，这老头，简直他就是上帝似的。
    爱德华回美后不久寄来一套他的讲课录音带。这下好了，听不懂就反复听，然后跟老同学切磋，看理解的是不是相同。每盘录音带开头都是首非常好听的圣歌，听之令人神清气爽，灵魂升腾。后来在讲课时，提了自己的录音机给学生们放，他们也说这歌怎么这么好听。教学得到帮助，所以写信感谢爱德华。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因为英文太差。又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收到了这封电报。至今，我仍然没弄明白，乔治·麦克林为什么选择了邀请我。
    但无论如何，那是令人兴奋的，因为费用全包，机会难得。系里支持，学校也支持，申请报告交到国家教委，几经等候，结果却是不批准。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教委为什么不批准。托人打听，据说是因为我太年轻了，才二十五六岁，怎有资格参加国际会议？无论批示结果是什么，都是不容争辩的。我泄气地告知乔治·麦克林，不能去了。他则问，如果邀请你只是作为访问学者来做一年的研究呢？去学习学习以便回来更好地教学，不好吗？
    试试吧。半年多以后，批准了。

二

    1989年1月18日，我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晚上10点多，乔治·麦克林教授亲自到机场迎接。接到他的“家”住下。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楼下底层餐厅用餐，面对摆在厨房窗口上的牛奶、面包、cereals，全都陌生，不知从哪里下手，窘迫不已。而面对用餐的人，则仿佛仍在梦中：美国人、南美人、印度人、非洲人、苏联人（那时还不能细分，其实他们是格鲁吉亚人、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麦克林的“家人”则是清一色的中老年男人，原来都是同一个修会的天主教神父！直到那个时刻，才算明白，却仍懵懵懂懂。当时想，要是告诉新婚妻子说，我住进了修道院，她该做何感想？！
    研讨会的形式是新奇的。每个星期只有一个下午正式开会，二十来个人围坐在一个不很大的长桌周围，每次由一两个参加会议的学者宣读文章，然后提问和讨论，时间充裕。即使谈不完，可以在饭桌上和晚上继续谈。其他时间各自从事自己的研究、阅读、写作，以及彼此随意的交谈。每个学者来到时都在心中装着自己国家自己社会中的最大问题，可其他国家的学者关注的总有不同。我们能相互理解吗？我们能相互学到什么？十个星期的研讨会下来，吃在一起、谈在一起、乐在一起。彼此认识渐渐深入，自己的思想视野在各国学者的问答中也就渐渐拓宽。
    来后了解到，我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参加麦克林教授组织的每年两期的系列研讨会。那年春天会议的主题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听了其他学者的发言和讨论，总会有些想法。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人的地位，也有所思考。在同学好友间可以就这种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却感到无从下笔。总感到每个问题都是那么复杂，难以理出头绪。更有辩证法的堕落思维搅扰，自己跟自己就辩论个没完没了。再加上英语水平的局限，就更是一筹莫展了。麦克林教授就缓缓地说，先写下你当下的思考吧，可以边写边想，可以在讨论中予以完善。
    幸好，麦克林还邀请了一位已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来参加会议。他是学英文的，我就用中文写个提纲，他帮忙翻译成英文。可是，我们两人为每一句话不断地辩论，我说东，他就说西；他说东，我就说西。常常高声争吵，真怕有人误会我们两个中国人是在为私事吵架。很久以后想想，我们虽然确实有观点上的分歧，但是主要作祟的还是那个堕落的辩证思维。多年熏陶，已经成为习惯性思维定式了。那种思维定势，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彼此频出高招，打得难解难分，引人入胜。从森林打到雪原，从山上斗到山下，从陆地战到水中。打来打去，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最初是为了什么开战，却总要一决胜负，置对方于死地。就是说，无论是怎样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即使最后辩论的问题跟最初的问题几乎没有关系了，但还是要竭尽全力把对方驳倒。正方和反方可以随时互换，目标则都是一个赢。经过了多年的自觉努力，才终于解除魔咒，得到释放。如今时而遇到被这魔咒束缚着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令人唏嘘。祈愿这加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魔咒彻底破裂！
    杨凤岗： 现任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

三

    1989年，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4月至6月，国内出现了混乱，恨不得立即回到亲人、朋友、同事、自己的学生之中。在京的妻子说，你回来又有何用！于是只能天天读报纸、反复看电视。两个多月下来，体重减了十多磅，英语水平却明显见长。秋季来临时，一系列的巧遇，麦克林教授的协助，我转为研究生，开始攻读社会学博士。
    开学了，统计学让我这个本来学哲学的人发怵，更难应付的是课业中大量的阅读和每星期都要写的文章。麦克林自己忙得毫无闲暇，却说，我来帮你修改语句文法。就这样，一个学年，每个星期至少一篇文章，篇篇他都修改，从未误时。
    在国内时，也接触过非常勤奋的学者，孜孜不倦、专心治学、硕果累累，令我敬佩。可是，认识了乔治·麦克林，才知道人可以勤奋到什么地步。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一直在工作，而且在吃饭睡觉中似乎仍在工作！跟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几乎每次都会成为一次认真的哲学讨论会。他从不滔滔不绝地讲说，总是不断地问你：“What do you think?”用继续的追问把你带到哲学层面的思考。每次周游世界回来，有了时差，从没看他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工作，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有一次，那位同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留学生，向他诉说因为离婚而有的烦恼，以致影响工作和学习。麦克林回答说，有烦恼时，何不去学习和工作？事后同胞对我说，他不理解感情的事情！而麦克林却说，工作是我的良药，哪有时间去烦恼？
    麦克林并不是个古板的工作机器。闲谈时，他常常会趁你不备幽默一下。请他吃顿家做中餐，他会吃得津津有味，啧啧不已。哥哥爱德华每年都会从康州来看他，那年秋天我们就一起去听了场音乐会，还去了个公园赏花。回来后爱德华说，以前乔治每个月都会去听场音乐会的，可现在他却有干不完的工作。国际访问学者来时常会送给乔治·麦克林一件民族特色礼物。我来时送了件唐三彩。转年马年，他知道了那天是中国新年，高高兴兴过来恭贺新年，并端过来那件骏马唐三彩，让我哭笑不得。哥哥爱德华说，他现在每年送弟弟乔治一件黑色衬衫。以前送别的，他都转手送给了别人。可是这黑衬衫，别人不要，只有他自己留着穿。
    在我为国事、家事、个人事，事事烦心时，他常引用美国一个黑人政治家的名言说：Keep hope alive!  Keep hope alive!  他以永恒的乐观鼓励我，也不停地鼓励着周围的人。在他办公室的小黑板上，不知哪个中国学者留下了一行粉笔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黑板其余部分涂抹了无数遍，可这行中文字却留在那里好久好久。乔治·麦克林，是个抓住了中国文化精髓的人。
    参加研讨会的国际学者来自五大洲。麦克林的足迹也踏遍五大洲。他每年都要出去主持召开一系列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冷战时期他一次次地去苏联东欧，在南美政治动荡时期他走遍中南美洲，在文明对峙冲突时他进入穆斯林世界。他还去落后的非洲国家，去被人遗忘的中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带去关爱和鼓励，寻找其哲学家思想家，共同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为的是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不相信战争、对立、强权政治。他相信人类的未来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彼此理解、彼此欣赏。他相信上帝的创造是丰富多彩的，上帝要我们享受这多彩的世界、多彩的民族、多彩的文化，享受上帝对于每一个个人的关爱。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呢？渐渐地，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所信仰的上帝是个超验的上帝，是个爱的上帝。对于这样一个上帝的信仰，让他能够不断超越———超越家庭、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哲学、超越宗教、超越一切人间的壁垒，用上帝所赐的博爱、理解和微笑来面对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他的关爱像春风，总是轻柔和缓；他的鼓励像春雨，总是润物无声。不知不觉中，让人心情平静了，思维兴奋了，对于未来的希望被提起了。
    受到过他关爱和鼓励的世界各地学者难计其数，其中中国学者和学生也已很多。这种关爱和鼓励，感染了一位本来对于哲学毫无兴趣的中国女子，竟然变得跟他一样地投身到这个普世关爱的哲学事业当中。这就是胡叶平女士。胡叶平是妻子在读研究生期间的同室同学，人称大姐。她当过兵，大学学英语，研究生学中共党史。但她对于灵性的东西颇有兴趣。有一年乔治·麦克林到北京开会，我们托他找她带点东西。回来后麦克林对我和妻子说，见到胡叶平，她如此地安详，就象圣母玛丽亚那样散发着一圈安详的光。后来，胡叶平应邀来到华盛顿，逐渐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如今，她也随从麦克林去印度、去非洲、去中亚、去中东，在世界各地奔波不已，乐此不疲。她跟各国学者联系，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会议。参加系列研讨会的各国学者来到华盛顿，都由她安排、协调每个人的食宿。常常夜以继日地编辑文稿、印刷书籍。本来学历史的她现在读起了哲学，竟然读得津津有味，每有开悟，常会兴奋异常。对旧友新知，总是无限地接纳、宽恕、关爱。这就是那个本来对哲学毫无兴趣的大姐吗？何时有了如此远大的理想？是什么力量使她的心胸博大到足以装下整个世界？同样是那个创造宇宙和人类、关爱世上所有人的上帝吗？

四

      我虽然转读社会学，但是关注的一直是宗教问题。而麦克林的鼓励和教导，总是引导我关注更大的社会问题、更广的文化问题、更深的哲学问题。出国5年半以后，1994年第一次回国，跟随麦克林等人从南到北开了几个学术会议。在跟国内学者以及普通人的交流中，发现中国社会和学界都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市场经济被确定为改革的方向，而道德滑坡也成为难以遏止的趋势。有些人文学者为市场经济欢呼论证，有些人文学者则“走向边缘”做起了旁观批判者，或者进入纯纯的象牙塔求个心静。在市场经济和文化道德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寻找到一个适度的张力呢？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之间，是否能有适当的张力呢？比较古今中外，我们是否应该吸收西方经受了现代化洗礼而依然得以保持道德水平的信仰体系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关于“张力”观念的文章。
      麦克林教授跟我反复讨论，诘问我为什么要强调张力呢？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更注重和谐吗？的确，和谐、合一是好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对于这些我都寻求过，思考过。但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所遭遇的挑战，让一些中国学者认识到，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语）。人文学者们在20世纪自始至终进行了各样的尝试，结果还在争辩不已。作为社会学博士生，在思考文化问题时，我就另辟蹊径，到社会群体中去发现实际情况、去检验人文学者的理论。
      为了进行这个文化研究，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北美华人基督徒。作为中国人，他们秉承着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作为美国居民或公民，他们吸收接纳着美国的社会文化；而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样对待这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间文化的呢？基督教常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才体会到，虽然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但西方文化中的非基督教因素也很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俗文化反对基督教，致使非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大大发扬。作一个基督徒和作一个自由开放的当代美国人，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现代华人移民是在这个时期来到美国的。在我们把基督教当成西方文化、当成洋教时，我们曾经断言“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认同和基督教认同好像水火不容。美国虽然是个移民社会，但是中国人却曾经遭受特别排斥，不许成为美国公民。就是说，中国人认同和美国人认同，同样是不能兼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策才逐渐调整。那么，这些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华人移民，为什么会皈信基督教？皈信以后是否就放弃了中华文化？他们还保留中华文化吗？保留中华文化的哪些因素？他们认同美国社会吗？他们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哪些因素？他们又是如何融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诸多因素的呢？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后来发表为《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直译书名应为《北美华人基督徒：皈信·同化·复合认同》）。这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其背后动力是我对于文化问题的长期关注，对于人生和哲学问题的长期探讨。而我之所以能够对文化和哲学问题继续关注和探讨，跟麦克林教授的帮助、鼓励、指导、引导是分不开的。
      乔治·麦克林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那样的谦卑、平易，跟他接触相处，你很难觉察出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哲学家、活动家，倒像是个慈祥、和蔼的长者。他对于年轻人充满温柔，近乎溺爱，甚至是个听任使唤的仆人。他是个圣哲。他的存在，他的言行，令我不得不去认识他所信奉的上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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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凤岗： 河北沧县人。1982年获河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1987年获南开大学哲学硕士，1997年获美国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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