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璋喜欢把卧室的前窗打开，而孙熄妇则愿意让他打开后窗，因为开前窗客厅来客人时有时会有一股老人味，而且冬天也会冷。有一次，许萍莉回家后，见爷爷把前窗打开了，就对他说：“把前窗关上，打开后窗。”

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食堂开面馆，很忙。开始婆婆不支持我的学习，当婆婆看到我的改变时，她的态度由不赞成转为了支持。在公交车上，以前我总是抢座，现在即使坐下了，我也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更需要坐位的人。

紧接着，宗神父又协助老修女恢复了“圣母会”和“耶稣圣心会”，并开办了“望会院”和“初学院”。在老主教主持教务期间，共恢复修建教堂40多座，满足了当时教友们的宗教生活需求。

我们很容易为教会的发展和福传事业做很多计划、想很多策略、做很多宣传，我们可以开很多决策会、研讨会，我们可以写很多报告，绞尽脑汁地讨论、思考不同的方案，然而，如果没有圣神的生命、引导和圣化，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内在被圣神改变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这样一个研讨会，非常希望能看到中梵交谈，这需要时间，但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德，信德能带给我们信心。

1990年代中期，当时的黄炳章神父也曾应邀到罗湖探望家乡的教友们，在其家中或到其他堂区为教友们举行弥撒。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甘俊邱神父曾应邀利用寒暑假去宝安和龙岗等地帮忙服务或过瞻礼。

中国取消了那么多行政管理机构，从一级部到七级部、轻工部、化工部都取消了，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混乱，中国制定了很多跟经济相关的法律，完善了关于经济的法律，开放了经济市场，中国的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只有因着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生活楷模，这样才能使教育事业真正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

（例如福传培育、慕道班、名乐和西乐两班乐队的组建等）在接待室，休息之时王神父和我们神父谈论起朝圣路线，王神父告诉我们去往太原总堂的路段都在修路，我们的大车不好进出，他电话又通知了当地的教友开小车，他亲自一起陪伴我们到太原总堂参观

其实，雷鸣远神父在1916年天津老西开事件中已点燃教会本地化的熊熊大火。雷鸣远神父虽因这个原因被法国遣使会调到宁波，但由他所起的影响，不断激励后来人为他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继续奋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