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骑的摩托车也是肥乡老家教友给赞助的。我就任成安县本堂后，首先落实教产，为教会争得十万元和九亩大得地皮，随即就奠基重建成安教堂。虽然手头拮据，但是，青少年圣召的不断增多，是我内心最大的欣慰。

德兰姊妹更是着急的不得了，但她又苦于不了解老家天主教南充教区神职人员的情况。情急之下，她想到了河北“信德”，通过河北“信德”的神父，德兰姊妹才好不容易与四川南充教区的教区长陈功鳌神父取得了联系。

你们明天就回到老家去！我们低头沉默，心想：没事儿了干上个街有什么？又没有正式开学，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后来才知道，神学院与社会大学不同，许多规矩是要守的。我们知道，发怒的一定是刘景和主教。

今天还在家里，明天就能回到老家。”过去我对母亲的感叹不太注意，更没有深刻的感受，自以为这只是老人的唠叨。其实，在这朴实的话语里，流露出了母亲很知足的平常心，真正体验到了生命的珍贵和上苍的祝福。

一见面后，我便惊喜地认出其中一位修女是我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在老家认识了的那位———那时候她还是个腼腆寡言的少女呢。

1958年，在外漂泊了近40年的两湖总修院，不得不投奔老家———花园山。1960年，“牧人”自身难保，“羊群”先后离散，总修院与湖北省联合中修院一同关闭。

如果继续沿着历史倒推上去的话，明朝末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徐光启在老家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同时他也极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徒。

曾听一教友说，她们老家地处偏僻农村，路况不好，神父行圣事很辛苦，骑摩托车到处跑。一次因教友热忱招待劝酒，神父在回堂半路上摔成重伤。

老家原来是个大家族，祖父与二伯公两支分别信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两个支派都枝繁叶茂，加以现代化发展，子孙四处迁徙，到了我们这一代不相闻问了，更何况我信的又和他不一样。亲人相见当然还是非常熟络。

但须把户口从老家迁到大连。在主的助佑下，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办成了。一次，饭桌上她问我：“姥爷，户口办的咋这么快呀？”我说：“主要是天主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