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沧桑花园山 世纪风云修道院

    2003年10月18日，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在武昌花园山举行20周年校庆。武汉教区董光清主教主礼，两位主教襄礼，一百多位神父共祭，千余教友恭与弥撒。经声琅琅，歌声嘹亮，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上主对今日修道院之降福。    “天赐圣召纳志士，献身福传，古老中华得喜讯；    主赏宏恩选贤能，全心事主，千年神州闻佳音。”    学院大楼两侧悬挂的巨幅对联，高屋建瓴，是20年办院宏旨之精辟总结。笔者作为一个上世纪40—50年代，曾在花园山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修道者。教会遭厄时，我与其共患难；教会复苏时，我一度在这里供职，见证了修道院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而今上主的葡萄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惜我功亏一篑，未能获得铎品神恩，然有幸参加此次盛会，目睹教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我心足矣，同时也唤起了我对“花园山”的怀念！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花园山为什么在武汉如此有名？就在于此山历史上就是一座不同凡响的名山。史志记载：“花园山原名崇府山，清朝乾隆年间，有刘姓居士，在山上建起花园，并由其后人绘制《崇岗枕秀》图，收入《江城画册》，从此便名此山为花园山。山址辖地10亩，四周风貌，十分壮观：”地踞岗峦，门临空翠，凤凰翼然而右抱，黄鹤（蛇山）翩然而左翔，高观大别（龟山），拱立相向，凭高四望，疏畅洞达，近则大江环流如带，芳洲（鹦鹉洲）之春草如袍，远则夏口武昌，七泽三湘，当日群友角逐之场，骚客行吟之地而若隐若现，怀愧于耳目之前…”。园内奇花异草，四时缤纷，尤其山门那副楹联更令人叫绝：   “抱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檐前帆影度遥空。”  
    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还不如说是天主圣意的安排。清朝末年，国门开放，西方文明逐渐传入中国，中国文明也逐渐传入大洋彼岸，东西交流，帆影遥空，互惠互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神州大地又一次迎来了基督的光明，花园山在武汉几乎成为天主教的代名词。这里有古罗马式天主教堂（1891），有闻名遐迩的育婴堂（1928），有“春满杏林”的圣若瑟医院（1928），还有天文台（1931）和崇正书院。这崇正书院就是湖北地区历代修道院之摇篮。   
    崇正书院在清同治九年（1870）由意大利籍鄂东代牧区明位笃主教（Msgr.Eustachius Zanoli)所创办，属大修院性质，意籍教士李文秀（Msgr.Joseph Rizzolati)在此任教50余年，培育中国神父40多人，有“教区之母”的美誉。1921年崇正书院扩建为两湖（湖南、湖北）总修院，次年迁到荆州，1928年又迁回汉口（今解放大道）。1947-1949年，山东济南和山西太原两所大修院“南下”与两湖总修院合办，全国解放前夕，一度迁到澳门，旋又返回，1951年院址被征用，只好迁至当时幸存的水厂（张公堤）天主堂。1958年，在外漂泊了近40年的两湖总修院，不得不投奔老家———花园山。1960年，“牧人”自身难保，“羊群”先后离散，总修院与湖北省联合中修院一同关闭。花园山自1870年创办的修道院，经历了改朝换代，政治风云，历史劫难，艰难地度过了90余载的坎坷岁月！
    今天的中南神哲学院应该说是历史上花园山修道院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办修道院是天主教的传统，天主教会要发展壮大，福传事业要发扬光大，神职人员是唯一不可缺少的桥梁和支柱。尤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修道院停办30余年，国籍神职人员折损过半，幸存者或年事已高，或体弱多病，真可谓“庄稼多，工人少”。福传事业处于低谷，教会有识之士，莫不为此担忧。   
    进入8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迎来了复苏的曙光。1980年全国天主教第三届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重新开办修道院。武昌中南神哲学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海南）是1983年10月开办的，当初仍命名为“武昌修道院”，院址还是在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花园山天主堂院内。以董光清主教（原两湖神哲学院之长）为首的老前辈们，重新担起培育神职人员的使命，克服资金不足、生活简朴、师资缺乏，没有教材等一系列困难，在乱石岗上，野草丛中，荒凉凋敝的山坡上，安营扎寨，逐渐恢复了生机。经过20年的努力，修道院从艰难的童年走出来，步入活跃的少年，目前正值青春年华，先后培育出近200名神职人员，其中有两位神父晋升为主教。
    而今的中南神哲学院，在全国修道院中可谓小有名气，新的教学大楼，耸立山顶。修生专用圣堂、清心祈祷室、大礼堂、图书馆、电脑室、医务室、外宾接待室、运动场等一系列教堂，神修、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艰苦的二十年换来了丰收的喜悦，人们在庆祝这二十周年的时候，自然要感念那曾为花园山修道院做过贡献的老前辈们，自然要追忆这二十年前的三个、四个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