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天主教堂：被阳光激活的记忆

　　裹着几个世纪的风尘，如今的上海留下了太多大大小小的教堂。

　　《圣经。创世纪》中说，在宇宙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包括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上帝及其“道”。

　　常人很难想象那种没有时空存在的场景。作为信仰的一个具体载体，神秘和不可知的力量最容易从教堂建筑本身去感受。徐家汇天主教堂在1910年建成，这里也是天主教如今在整个江南布道的中心。已经存在了将近百年的这间教堂，周围杂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上海西南的一个商业中心。教堂自然也早就被现代化的楼群所包围了。但，即便是这样，徐家汇天主教堂依然用它的方式保持了它的体面和姿态。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设计者试图通过两座约60米高的钟楼以及矗立的尖顶十字架，拉近与上帝的距离。抬头仰望，那半空中的十字架，凝重而坚决地伸展，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感悟，这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建筑面孔便能迅速地和一旁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反差。

　　教堂一直静静地守候在世俗社会的中心，敞开自己的大门，为人类某种不可言说的精神皈依预留好一个出口。12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去，一群虔诚的教徒像往昔一样，等在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门外。在一座和教堂年纪一样长的花园里，这群人在刻着天使与众神的石雕下，轻轻地走动，显得特别的安详。

　　就在我的情绪正为这繁复的细节而缠绕的时候，门开了，心形拱门，重重叠叠。眼前，64根雕花圆形束柱直冲屋顶，到达只有灵魂才能到达的高处，心下不免有些惊叹。祭台距门很远，听说是1919年复活节从巴黎运来，乃是圣母抱耶稣像，俯视全堂。正祭台后是露德圣母小祭台。后墙悬挂的宗教画是《最后的晚餐》。

　　之后，我看到了阳光，大片的透过纤细的窗棂间的五彩玻璃而进来的阳光。它们被分成一条条光柱，照在目光所及的任何地方。教堂里有了太阳的味道，空气中的尘屑在那些光芒的照射下凌空飞舞，直到将教堂里的记忆激活。

　　徐家汇天主教堂并不是上海目前尚存最老的天主教堂，在今天董家渡路和万裕街的交汇处，一所1847年的砖木结构的老教堂依然紧挨着有些破落的厂房存在。董家渡天主堂在19世纪曾是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座堂。直到20世纪初徐家汇天主堂落成后，它的地位才被取代。这两座教堂的建筑风格有着相当的不同──早先中西合璧的浮雕里有大量中国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内容，后者则已经完全地采用了西化的方式。这多少折射出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后不同时期的心境和姿态。早期的时候，西方的传教士曾被要求在华传教时尽量地中国化。后来完全西化则和上海成为了彻底的租界有关。文化的交融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平等，哪怕最初并无恶意。

　　如果继续沿着历史倒推上去的话，明朝末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徐光启在老家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同时他也极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徒。1603年，在与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后，他在南京接受洗礼而成为天主教徒。当中徐光启不仅开始研究天文学，还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利玛窦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他在北京住了10年，致力于向朝廷的官员们宣讲教义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在他之前，许多的传教士死在了海上。

　　多少是因为徐光启的缘故，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在明末清初以后就已经非常快速。即便是在清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禁教期里，偷偷的传播活动依然在地下进行。一直到天主教被重新允许在中国传播，因为徐光启而被称为徐家汇的这块地方自然成为了江南传教的中心。

　　1849年夏，黄河决口，长江泛滥，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灾民进入上海逃难，徐家汇天主堂司铎晁德莅神父在中国教友的资助下，利用教堂边上的几间破茅屋吸收了第一批12位中国逃难儿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益学校。当中便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的马相伯。教徒们在上海除了营建学堂外，一批会馆、图书馆、天文台也依附于教堂被引入进来。

　　天主教宣称，上帝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被安置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夏娃和亚当经不起蛇的引诱偷吃伊甸园里的知善恶树上的禁果，因而被驱逐出园。亚当和夏娃的罪世世代代相传，这种原罪，人类无法自救，只有忏悔。

　　是不是因为这种悲悯，以及内心中由此而生的人性的光辉构成了信仰的基础？此外的一切都不是重要的，我们就像是些菩提树上的叶子，春天而生，秋天而落，匆匆忙忙间，又是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