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这些正统思想的士大夫在了解了耶稣会士的思想和理论后，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许大受甚至认为这些传教士是西方国家的间谍，在澳门他们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戴，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勾结。

我爱人在医院工作，韩贞女在来包头买药时有了来往，韩贞女和来自河北省宁晋县的宁爱臣贞女以眼科大夫的身份走奉献基督之路。一来二去她们知道了我爱人的教友身份和坚守信仰的态度。

我还有胃、胆等等很多地方的疾病。大夫告诉我只要我呆在一个地方，对这个地方适应了，这样病情就会逐渐好起来。但天主给我的召叫就是到处跑。

我说没用药，昨天下午望了一回弥撒就好了，他动员我拍了一张片子，十七位大夫每人在机子上都看过了，一致否定了崔主任的诊断结果，他莫名其妙地说：我干了三十年从没看错过呀！

那么，从中国士大夫的角度，受到了“天学”的哪些影响？首先，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人通过“地图”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端。

但是16-17世纪西方天主教改革时期特有的心态、虔敬、文化和制度构建于整个教父传统和中世纪西欧的文化之上，是中国的士大夫难以理解的。

该修院自从向天主教大龄男子们开放以来，修生人数出现持续增加的势头，其中有许多大夫、律师和其他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

当时中国人都信仰上帝，但周公规定，只有最高统治者可以祭祀上帝（不王不禘），诸侯大夫不准祭，老百姓就更不准了。这种不平等的宗教制度使得人民同上帝疏远，这就是信仰荒芜最早的制度根源。

因此人们总是回避说“死”这个不吉利的字眼，明明白白的死也不忍说出口，而是转弯绕圈地用雅语婉辞替代，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徐光启是上海第一个教友，他是明末著名的士大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我们的信仰受惠于他，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