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弥撒

写在前面
    可敬的范路易神父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但神父的音容笑貌还是经常浮现在大家眼前，神父的谆谆教导依然在大家的耳边回响，神父的形象已经深深地镶嵌在大家记忆的屏幕上。教友们聚在一起谈论最多、最广的话题，还是范神父在教会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不忘初心，不怕坐牢，牢记使命，勇敢地站出来走乡串户，一个一个地寻找失散的羊群，努力恢复在困境中挣扎的天主的教会的一宗宗、一件件感人至深的往事。

范路易神父生前赠给教友的圣书

    范神父的老同学、集宁教区德高望重的刘世功主教对范神父的传教精神赞不绝口，多次说过：“范神父1950年晋铎时正赶上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但这并没有减低他的传教心火，不怕困难，不怕辛苦。始终有那么一股顽强拼搏的‘劲儿’。这股劲儿，他坚持了60多年；这股劲儿也兑现了他被祝圣为神父时向天主的承诺。因此，我们称他为‘内蒙善牧’一点不为过。”
    巴盟教区杜江主教称赞他“奉献一生，堪为楷模”。呼和浩特教区孟青禄主教、宁夏教区李晶主教在他活着的时候都称他是教会的“宝”。

范路易神父每本赠书都有题字和印章

    现将这位“塞外善牧”——范神父文革时期来包头传教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作为神父去世一周年的纪念！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参与过多次激动人心的弥撒，但给我触动最大、最难忘的是“十年浩劫”中一次特殊情况下的弥撒。那次感恩圣祭，不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那时的情景，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抹去，像影片一样不断重演。

范路易神父向教友们推介圣书

神秘使者 传来喜讯

    1972年夏天，那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浩劫丝毫没有出现结束的迹象。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和各个宗教。中国天主教是其中的重灾区，受冲击、受迫害，几乎遭受灭顶之灾。1972年，已经是文革第六个年头了，历经苦难的包头教会、乃至中国教会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教友们在痛苦中挣扎着、盼望着、等待着天主的救援。
    一天，一位因保护自己的童贞，多年来远避包头农村、原籍为张家口蔚县的韩志洁贞女，给我的爱人带来了一个喜讯：有位叫范路易的神父，从乌盟四子王旗被遣送回他的故乡——包头土右旗任三窑子村接受劳改。因为该村大多数是教友，所以对神父管制不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更有趣的是当地学校恢复上课（学校曾经全部停课闹革命），却缺乏教师，大队看范神父上过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就让还戴着“牛鬼蛇神”帽子的神父到学校教课。这样，一个劳改犯就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乡村的人民教师。教师的职务给了这位“死不悔改的”天主教神父重出江湖的机会。神父利用周末学校放假的机会，悄悄地在村里看望教友，安慰教友，鼓励教友坚守信德；后来神父又慢慢向附近村庄寻找教友；过了一段时间，神父又想到更远一些的包头市里去。可是，神父1950年晋铎后大部分时间在东后山——四子王旗一带传教，对包头情况不了解，对包头教友不很熟悉，他们的状况如何？背弃了信仰没有？还有多少人盼望回到天主的怀抱？
    神父不满足在本村和附近村庄恢复教会，想着去更多的地方寻找失散羊群的愿望，韩贞女是知晓的。贞女担心万一神父贸然去包头，找错了人，造成严重的后果。于是韩贞女向神父介绍了我爱人的情况。我爱人在医院工作，韩贞女在来包头买药时有了来往，韩贞女和来自河北省宁晋县的宁爱臣贞女以眼科大夫的身份走奉献基督之路。一来二去她们知道了我爱人的教友身份和坚守信仰的态度。在那苦难的日子，这两位贞女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她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矢志不渝、坚持信仰、坚守贞洁的榜样给我们巨大的影响。她们说：“相信天主，天主教只会壮大绝不会被消灭。不要害怕，只管信。黑暗终究会过去，也许前面就是曙光，圣教一定会广扬。天主爱我们，也一定会管我们。”
    她们的榜样确实令人敬佩，也令很多人不解，什么年代了——还守贞？她们不管别人怎么看，坚持在广阔的土默川平原的大小村庄上一边行医治病，一边按照耶稣指引的方向，跟随耶稣，同时也在默默地寻找失散的耶稣基督的羊群，传播着信仰。

1950年在北京晋铎

    范神父被遣送回乡后，认识了来任三窑子村行医治病的贞女们。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坚守、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方向使这几位天主的忠贞儿女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也一起互相鼓励着为福音的传播，为教会的恢复努力奔波。韩贞女向范神父介绍了我爱人的情况后，范神父便同意先见见韩贞女提到的这位可靠的教友。

范路易神父与修女院恢复后的第一批修女合影

    当韩贞女来包头买药时住在我们家，和我爱人聊起了教会、信仰等一些问题时，贞女就趁机将以上情况说了出来，并且说：“你们要愿意见神父，我可以引见。”当时，包头教堂1966年10月就被封，堂院被一所学校占领，圣殿成了学校的大礼堂，本堂神父南瑞光还俗，集体宗教生活早就被迫中断，教友们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参与弥撒了，心情都很苦闷迷茫。现在忽然听说有机会可以见到神父了，我爱人既感到惊讶，又充满了喜悦。惊讶的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还有神父敢于站出来，难道他不怕风险吗？他不怕被抓起来批斗坐牢吗？喜悦的是这么多年没有神父的喂养，现在又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代表、又可以回到基督的羊栈。那时刻心里还有怀疑和不安，怀疑是不是会来一位真正的神父，因为当时内蒙古的神父主教大部分已经结婚还俗，给教友立下了坏榜样。这位范路易神父是否和他们一样？但是，对天主的信赖和对回归基督羊栈的渴望，战胜了恐惧和不安。她立即对这位贞女说：“愿意见神父！”
    过了几天，我爱人正在工作单位值班，忽然有人找她，来人约60岁左右，中等身材，头发蓬乱，衣衫破旧，足登一双手工纳帮子布鞋，一双白粗布袜子，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不时警觉地左顾右盼(当时神父也有些紧张)，自称从任三窑子来的。难道这就是久盼的神父吗？这与她心目中的神父形象差距太大了。当时单位里驻有军宣队、工宣队，社会还笼罩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中。因此，她尽管企盼神父，但并没有对来人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害怕认错人，引出祸端。来人见她表情冷淡，语言敷衍，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转身离去了。后来听说那天神父无处安身在火车站候车室坐了一宿。韩贞女再次见到我爱人时不解地问：“你们不是盼望见神父吗？怎么神父来了，反而迟疑呢？”我爱人就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和担心。贞女又详细介绍了神父的情况以及她们对神父的印象说：“范神父在辅仁大学毕业，1950年晋铎。文革中被批斗、游街、殴打，被关了好长时间，受尽了各种刑罚，始终坚持信仰，矢志不渝，确实是位好神父，你们尽管放心。”我爱人后悔慢待了神父。赶忙和贞女约定，请神父再来。为稳妥起见，我爱人把一块上海表交给贞女，让神父下次来时拿上这块表就保险了。

夜深人静，神圣弥撒
    又过了一些日子，范神父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包头，仍然是那副庄稼人的打扮，仍然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这次去的是我岳父家。神父一进门就说：“我带来了基督的平安和问候。”并且掏出作为信物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岳父母全家和我紧紧地握着神父的手，大家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失散了的羊群，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牧人，大家心里都充满了感恩和无比的愉悦、高兴，天主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的岳父母是河北河间县的老教友，1956年为支援包头建设，举家迁到草原钢城。他们年轻时生活在信仰氛围非常好的献县教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很多教会道理，但由于从小打下的信仰根基，信德很牢固。教堂被封闭六年多，无法进堂，也无法见到神父，但是他们坚信天主教绝不会被消灭。他们在单位老老实实做人，回家悄悄地念经祈祷，现在，终于又见到神父了。这些可怜的没有牧人的羊，在黑夜漫漫中，又见到了自己的牧人，他们怎不充满喜乐，充满感恩呢？
    神父是个急性子，不顾从乡下骑自行车150里的疲劳，坐在土炕上就讲开了道理。神父有一双睿智的眼睛和聪慧的头脑，讲起道理来滔滔不绝。耶稣的圣言，神父的教诲，像一股股暖流，流入我们久旱、干涸的心田。我在聆听讲道时，也在暗地观察这位天主派来的人，神父两眼放射出睿智的光芒，炯炯有神；耳朵特别大，有时还忽闪忽闪的；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神父吸烟，一根接一根的。以后熟了，他向我说抽烟是为提神。夜深了，喧闹的城市早已万籁俱寂，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神父忽然停止讲道理，问：
    “你们想望弥撒吗？”一句话把我们问愣了。做弥撒得在教堂，教堂现在仍被封闭，去哪里参与弥撒呀？神父似乎看穿了我们的心思，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家里就可以举行弥撒圣祭。”大家都很兴奋，马上进行了准备。神父让我把门关好，把窗帘拉紧，又用一床棉被挡住，害怕声音传出去，引起邻居们怀疑。让我岳母找出一块洁净的白布铺在屋内大柜上当作祭台；没有大苦像，神父掏出念珠放在祭台上；没有面饼，神父让在锅里烙了一张小薄饼，再剪成小块块，即是面饼；神父自带一小瓶葡萄酒；没有圣爵和圣盘，就用水杯和菜盘代替；没有祭衣，但好在神父有领带。在进行简单的准备以后，神父到里屋听神工，岳父母、妻和我依次办了告解。
    一台最简朴但又最庄重、最振奋人心的感恩弥撒开始了。岳父用颤抖的手点燃了祭台上的蜡烛，神父用低沉的声音念着听不懂的拉丁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弥撒规程。几位参礼者都跪伏在天主台前，全身心地投入到祭献天主的大礼中。没有鲜花、没有音乐、没有唱经班，甚至没有辅祭人员，但我感到了天主的临在，心中感到无比轻松和喜乐。在以后的日子里，读到圣咏39：2时，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的：“我热切诚恳地期待了上主，他便垂顾了我的哀诉。他把我从祸坑与泥污中救出，放我在磐石上，稳定我的脚步。”
    神父简短的讲道提醒我们要感谢仁慈的天主满全了我们的意愿，使我们回到了基督的羊栈。弥撒虽然简短，但却是那样的庄严、神圣，那样的让人心潮澎拜、热血沸腾。我们都恭恭敬敬地领了圣体，所有的人领圣体时眼里都含着热泪，这是感恩的泪，也是忏悔的泪。我是怀着感恩和复杂、忐忑的心情参与这台感恩祭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感慨万千。由于受文革冲击和影响，尽管从小领洗奉教，但因为长期没有牧人的喂养，把天主扔在了一边。早晚课经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尽管母亲几乎天天提醒：“要时时依靠天主，事事不要忘了念经祈祷。”但心灵仍然麻木冷淡，犯罪成了家常便饭。我是一个罪人，但我们的好天主没有舍弃我！
    长期以来，教会“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后，便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峻岭中迷了路，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没有人去寻，没有人去找。为此，牧者啊！听天主的话罢！”（则34：3-7）今天，我们的好天主俯听了我们的祈祷，派遣范路易神父寻找我们，领回我们，包扎我们，抚养我们。我们在感恩的同时，也在真心悔恨自己的罪过。但是，以后的路是什么样子，还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验，一切都是未知数。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注入了新的力量。不管前进道路上有多大的风浪，还会出现多么大的考验，我们都不会被摒绝于他的慈爱、照顾之外。也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陪伴我们，天主圣神一定会引领我们。
    范神父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欢喜、盼望，也带来了牵挂和不安。如何保证神父的安全呢？岳父母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神父当过我的老师，见了神父一律称呼老师。果然，一次神父来家里不久，街道主任和治安员就来盘问，并告诉我们以后来了人要报告，如果住宿还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文革结束后，街道治安员没事干了，和我岳父说：“你们家老来人，派出所曾经到你单位调查，一问说你是贫下中农，又是工人阶级，政治上可靠，以后才没有再注意你。”范神父，那个“老师”的称呼，一直在包头教友中延续了十几年。

范路易神父全家在解放初的合影

寻觅亡羊，建立弥撒点
    这台弥撒以后，我的心灵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地拉近了和天主的关系。是范神父的到来点燃了我的信仰，加增了我的信德。          
    弥撒后第二天，神父向我们打听他认识的几位教友的近况。他说包头城里有他的老师，叫李德信，还有他的学生梁秉忠、梁秉义、韩黎明、陈睿、李孝义等，只是这些人多年没有来往，不知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我们说：“这些人都认识，都是好教友，而且信仰坚定，没有改变。”神父仍然不太放心，让我先去见一见他们，旁敲侧击地探探他们的口气，如果信德坚固就悄悄地问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见神父。那时，神父五天教课，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找一些借口和大队请假，出来传教。
    神父走后，我找机会一个一个拜访了上面提到的人，大家都兴奋不已，都表示愿意和神父见面。曾经在原绥远教区修道院教过范神父的李德信老先生更是急不可待，两次来我家问神父来了没有。又过了一段时间，神父来了，我领着神父首先前往李老先生家。李先生和他的老伴刘白女欣喜若狂，热泪盈眶，一见神父就跪拜请安。我看见神父眼里也含着泪，降福了老两口。有一个小插曲令我终身难忘：李先生住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屋，地下根本没有坐的地方，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只能到小炕上坐。老先生让神父先上炕坐正面，神父说老师在此我怎么能先上炕坐正席呢？范神父和李老师的谦卑真让人感动。
    再以后，神父和我一起一家一家地去见上面提到的人。大家那个高兴劲儿甭提了，真好像久旱的禾苗遇上了春雨，茫茫旷野中遇到了甘泉。范神父犹如一支蜡烛，在黑夜之中照亮了教友们前面的路。神父又通过上面这些好教友，慢慢认识了一些原籍河北的教友：王子娥、范全圣、赫文计、张承恩、刘素贞、范凤仙、张玉明、范希芒、严进宅等。渐渐地神父在一些教友家建立了弥撒点。为神父和教友的安全考虑，每次弥撒前都是临时通知，而且只许二三户教友参加。
    在那些困难、紧张的日子里，范神父不辞辛苦，常年奔波，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心扑在福传救灵的大事上。在土默川的农家土炕上传扬天国的福音，在市区教友小屋内讲解信德的道理。给这些渴望基督的人们带去安慰、带去希望，也带去坚持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那时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公路，大多是乡间泥泞小路。神父天天骑着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到处跑，有时一天骑行一百多里。一个已近花甲之年的老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神父有个特点，去了谁家，很少拉家常，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讲道理或作弥撒，直到很晚。我曾经问他：“干嘛这么急着讲道理呀？”他说：“一遇教难，为什么那么多人背弃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基础不牢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你们扎下根基，信仰建在磐石上。不管今后还有多大的考验，只要基础不动摇，信仰就不会放弃。”
    是啊！神父审时度势、争分夺秒，要在人心的荒原上辛勤耕耘，撒播信德的种子。这是因为他对天主无限的忠诚和对教友们灵性生命的无限关爱，催迫着他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在神父的激励鼓舞下，教友们的信仰热情甭提多高了，教友们一听说神父来了，不管路有多远、天有多黑，也不管自己年龄有多大，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弥撒。听神父讲道理很多时候都是听到后半夜。神父说：“只要有教友听，我可以讲一宿。”
    十年浩劫结束后，天主教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前面仍有很多阻力。然而神父相信，最黑暗时期已经过去，教会的明天会很美好。范神父毅然辞掉了教师的工作，他教书，只挣工分，不挣钱。他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昆区、青山、磴口、毛其来，甚至在百里之外的固阳县、白云鄂博、石拐都建立了弥撒点。

范路易神父和包头的修女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原绥远教区（包头一带原属于绥远教区）很多身陷囹圄多年的神父陆续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他们也开始加入包头恢复教会的行列。特别是小巴拉盖的边振方神父，他被屈含冤坐监狱八年，于1974年后半年被无罪释放。他腰、腿都被打残，。但精神支柱还在，信仰坚定，方向明确，身残志不残，救人灵、传主道的初心未变。他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拄着拐棍参与到教会的恢复中。边神父和范神父联手开拓了包头教会的新局面，他们都是包头教友交口称赞的善牧。那几年来包头传教的神父还有原绥远教区的王希贤神父（后为主教）、李存哲神父（原绥远教区哲学院院长，后为主教）、（坐监狱20年的姜立人神父，后为主教）；还有达拉特旗小淖村的张克承神父、乌兰察布盟前旗的王国兴神父、三常神父（曾任大同修道院院长）、四常神父等等。但来得最早、最多的是范神父，最辛苦、影响最大的也是范神父。那时的神父们团结一心，承行主旨，不怕危险，走街串巷寻找迷失的亡羊，一户一户地送去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问候，使包头教友的信仰热情空前高涨，包头的教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我因为在邮局当过投递员，对包头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比较熟悉，穿上邮递员的绿衣服、骑上绿色的专用自行车不引人注意。也因为我对包头的教友认识得也比较多，所以神父们来包头走街串户送弥撒，很多时候都是我陪同或引领。这就使我有幸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天主的圣言、神父的教诲和参与各种教会活动，因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使我一步步地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奉献给教会。
    根据现有资料证明，40多年前的那台弥撒是1966年圣堂被迫关闭，宗教活动中断以后，包头市区内恢复最早的一台弥撒。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弹指一挥间已走过将近半个世纪。我无比感恩那台弥撒，也衷心感谢从悬崖边上把我拉回来的耶稣的使者——范路易神父。前几年和范神父谈起那台弥撒，已耄耋之年的范神父还记忆犹新。他深情地说：“那是天主圣神打发我来的，应该感谢天主，赞美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