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从美国天主教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演变看今日的中国教会

   编者按：面对当今圣召危机及挑战，《信德周报》特邀本报特约评论员甘保禄就此主题撰写《从美国天主教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演变看今日的中国教会》长文。限于篇幅所限，本报以摘要刊登，信德网以全文发表，以飨本报广大读者与信德网各界网友。希望该文为男女修道人与度奉献生活者有所启发。在此衷心感谢作者甘保禄的辛勤写作及慷慨奉献。——“信德”谨识

前言

    在天主教会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股承前启后、顺应时代需要的力量和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便是千千万万的神职人员及男女修道者们，而造就和培养这些神职人员和修道者们的机构则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如果把耶稣和他的十二位宗徒看成是第一所修道院的话，那么，其后的一系列修院不过是对它的不断发展与改进而已。然而，这一发展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它经历了历史、政治、社会、宗教等因素多方面的影响与冲击。今天的天主教修道院内的生活与运作方式不但与两千年前在加里肋亚湖边的那所十三人“小修院”大相径庭，而且与第三世纪末出现在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旷野中的隐居士们（如圣安多尼）、中古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各地的隐修院（如本笃会、克吕尼会、加而默落会）、十六世纪后出现的以传教为宗旨的修会会院（如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圣言会）都有天壤之别——尽管都是耶稣的弟子，尽管有些修院的名称依然如故。
    本文主要以美国天主教神职及修道生活为例，通过回顾其辉煌的历史，剖析现今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的前景而对它作以较客观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今日的中国教会予以反思，以期为中国教会，尤其是神职和修道生活，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启示。虽然按照天主教会的法典名称及传统称谓，教区神职人员并不能和男女修会会士一样被列入“修道者”的行列，但在中文翻译的习惯中，人们常常将二者通称为修道者。鉴于此，本文在这两方面虽会有所分述，但不会做严格的区分。
 

一、过去和现在

    美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那时，一些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探险者们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同他们的传统与文化一起带到了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但由于先前到达的基督新教教徒们对天主教徒的敌视和隔离，美国的天主教会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直到1790年当若翰·卡罗（John Carrol）被罗马教宗庇约六世提升为美国第一位主教后，其状况才有了显著的改善。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第一所天主教男修道院，圣玛利亚修院，于1791年在马立兰州的巴尔提摩（Baltimore）得以成立，而三十年后，第一所女修院，仁爱修女会，也相应出现。这标志着美国天主教会对培养修道人士的觉悟与重视。
    自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大量的天主教移民从欧洲各国的涌入，特别是德国和爱尔兰移民[1]，美国天主教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再加上二十世纪初来自意大利和东欧各国的天主教移民，天主教会已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社会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其服务社会、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则是兴办教育机构与慈善事业。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对神父、修士和修女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此，天主教修道院，不论是隶属于一个教区还是某个修会，都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了。
    普遍说来，当时为培养神职人员的修院分为小修院和大修院两个档次。准备加入神职的修生一般自十三、四岁起进入小修院，除接受与普通中学生一样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教育外，还接受基础的灵修、圣经及教理方面的陶成。之后，愿意继续修道生活的修生进入大修院攻读两年以上的哲学和四年以上的神学。而对许多主要用来培养修士或修女的修院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修士和修女并不需要特殊而漫长的神哲学学习，但要接受为服务团体和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职业训练，如音乐、美术、缝纫、医疗保健等。修院内日常的生活与工作，在“神贫、贞洁和服从三愿”以及其它明确详细的院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面对络绎不绝的新成员，修院的规矩也变得日益严格，许多被认为是没有“圣召”的新成员或者自行离开，或者由长上辞退，另谋出路。而那些被断定是具有“圣召”的成员则或者晋升为神父，或者誓发永愿而成为终生修士、修女，准备为教会的神圣使命奉献毕生的精力。
 

             2006年美国祝圣新铎场面

     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美国社会所遭受到的经济萧条，再加上来自欧洲各国移民及其后裔们的客观需要，当时的天主教会所创办的如堂区、学校、医院等机构，都起到了十分实际而又广受欢迎的作用，不但带给人们归属感，解决子女求学和接受信仰培育的日常需要，而且在救死扶伤、助弱济贫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截止1960年，美国天主教会已有堂区16,896个、大学265所、中学2,433所、小学10,372所。而服务于各种机构中的神父有53,796人、修士10,473、修女168,527。与此同时，美国教会还向世界其它地方派遣了大量的男女修会会士，以同样的精神服务全球教会和社会。据美国教会历史学家德烈斯修女的研究，在同一时期，美国天主教会派往海外的修会会士们多达6,872人[2]。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不论是从学识还是从技能方面来说，他们都堪称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和中流砥柱。由于大多数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们的热心服务与忘我奉献，他们为教会，甚至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备受青睐。反过来，上述成绩和贡献也推动了神职及修道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同一时期，美国天主教会有修院525所，其中教区修院96所，修会修院429所，共有男女修生39,896人[3]。美国天主教会的修院生活在如此良好的氛围中可以说达到了其黄金时代。然而，当历史的车轮碾入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后，美国天主教会各个修院中却呈现出了一番萧条景象。在一所所美丽幽雅的天主教修道院内，往日那充满生机、忙碌不停的修道生活变得越来越安静了。许多曾容纳并培养过成百上千的修生和修女的修道院在今日所面对的只是一种“门前冷落鞍马稀” 的场面，而经营管理诸多修院的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们业已逼近退休甚至归天的阶段。造成这种情形的直接原因不仅是由于缺乏生源，也是由于许多已经晋升神职或誓发永愿的修士、修女们在过去几十年中自行还俗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修院的生存延续便发生了严重的挑战与危机。在八、九十年代，关停并转修院的现象已不再是件新奇的事情。要想对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如下的这些统计数字便是最好的描述：
  

年代 不同圣召	1960	1970	1980	1992	1999	2009
神父	53,796	59,192	53,621	52,277	47,210	40,271
修士	10,473	11,623	7,941	6,603	5,970	4,650
修女	168,527	160,931	126,517	99,337	84,023	57,113
修生	39,896	28,819	13,226	6,454	4,826	5,247
修院	525	501	344	235	192	258[4]
终生执事	--	--	4,093	10,384	12,675	17,436
平信徒	40,871,302	47,872,089	49,812,178	58,267,424	62,018,436	68,293,869

二、美国修院生活衰退的原因

1、社会与文化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天主教会修院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与各个时期的历史、经济及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给宗教生活从总体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家庭的发展和建设上面，“多子多富”的思想可以说比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称，在战后几年内出生的美国儿童多达七千万以上。而这个被人戏称为“子女繁盛”（Baby Boomers）的一代在二十年后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六十年代在新当选的美国第一位天主教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但要问你能为她做什么 ”[5]的热情激励下拉开了序幕，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和向往。然而，这样的好景在一系列活生生的悲惨现实面前很快便化成了乌有。
    正当美国人民还在盼望早日从越南战场上传来捷报时，肯尼迪总统在枪手的子弹下死于非命。还未等人们从悲痛与惊愕中恢复过来，各大城市中此起彼伏的骚乱、美国军人在异国它乡被人残杀或残杀无辜的形象、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总统候选人罗勃特·肯尼迪遭枪杀的悲剧、政客们镇压学生示威并玩弄民心的丑恶伎俩等等，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美国社会陷入了迷茫和混乱之中。及至尼可松上任后，随着美军从越南战场上的撤退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人似乎可以从过去几年的噩梦中获得解脱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叱吒风云的尼可松会在“水门事件”的丑闻中于1974年8月狼狈辞职的下场……惯以民主自由而自豪的美国人在此时可以说是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民主自由在今后还会继续管用吗？解决异见和纠纷的方式是要通过在国会或法庭上公开辩论呢还是要诉诸暴力呢？经选举产生的领袖人物还值得信赖吗？如果这些困惑在成年人的头脑中已经变得有形可见了的话，在天真、纯朴的青年人心中则更是如云似雾、疑虑重重。反映在具体的生活现象中，美国青年一代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乃是精神生活的颓废、对传统观念与价值体系的反感和对未来理想的匮乏。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不要信赖三十岁以上的人！”
     随着七十年代后期经济、文化、科技、物质生活的快速发展与提高，美国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片繁荣稳定的景象。这一方面变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力改善和受教育机会的普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多元化的新“思想”和新“主义”中，其中对天主教修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个人主义、性解放思想和消费主义。鉴于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存在价值高于其它一切所有，过去那种崇尚为教会、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牺牲的观念被视为已经过时，而性解放则要求人们抛弃传统伦理道德对性生活与性享受的束缚，消费主义又赤裸裸的宣讲金钱万能的纯物质主义论调。所有这一切均与天主教修院中所宣发的神贫、贞节与服从三愿背道而驰、格格不入。面对这些世俗的诱惑，一个人如果没有像耶稣在旷野里三退魔诱那样的精神和勇气，修院生活自然不会成为其生活的选择。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上述社会文化大气候的影响下，建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上的美国天主教修院如何能不受致命的打击呢？


2、教会自身的因素
    就在这一系列混乱多变的社会因素的困扰下，美国天主教会也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一起感触到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的革新力度。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让一些新鲜空气进来”的思想指导下，天主教会在神学灵修、圣事礼仪、福传工作等方面都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改进。大会所讨论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涉及到教会自身的身份问题、礼仪改革、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陶成纲要以及与现代世界对话等等的热门话题。如果说那些曾参与该会议的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们所经受到的只是一种新鲜感和激情的话，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所体验并目睹到的则是一番番悲喜交加的现实：天主教会一方面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而另一方面所流露出来的却是神职和修会生活的“圣召危机”。这种危机与“梵二”的新精神也不无关系 。
（1）教会观念的澄清与转变
    “梵二”首当其冲的文件是《教会宪章》，该文件从神学的高度对天主教会在人间的定位和身份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除了继续肯定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外，此文件在对教会和天国的关系问题上却有新的看法，那便是把教会由过去那种误认为就是天国本身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让她独立但却更加自由地成为天国在人间的一个象征、一个 代言人、一种有形可见的工具，而不再是天国的全部所有。正如该宪章所说：“教会……接受了宣布基督及天主之国，以及在各民族中建立的使命，而成为天国在人间的幼芽和开端”（5）[6]。然而，“教会在自己的怀抱中，却有罪人，教会是圣的，同时却常需要洁炼，不断地实行补赎，追求革新”（8）。
除此之外，“梵二”在对教会与人类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亦有新的认识和看法。一转昔日那种认为教会乃是与世俗世界界限分明的“天主之城”的观念，“梵二”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样论述道：“我们这时代的……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和焦虑……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结”（1）。
    这一系列有关教会神学的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和实际效果却是相当深远的。首先，虽然教会与世俗世界不能混为一谈，但在天国的愿景内，二者却密切地联结在了一起。鉴于此，一个人选择神职或修会生活的目的就不是为了与世俗红尘断绝关系，而应该是更加积极有效地融入社会、服务人群。但修院的高深围墙、修道者们长大的披肩会衣和沉静严峻的面孔，却往往又给人一种试图与大千世界割席断交的印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自然会令人重新思考神职与修会生活在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如果天国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的话，她的临在与权威将绝不仅限于某个教会和种族，甚至那个来世的“天堂”境界；相反地，其临在与权威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再则，如果教会也需要不断地被加以洁炼和革新，那么她在任何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模式和状态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此说来，不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其它的教会，都应当对其传教方式和指导思想加以改变和调整。换言之，今后的传教士们将不再是以一种“斗士” 的形象出现在“外邦人”面前，为地上的教会开疆拓土；其传教工作的成绩不在于所归化的信众人数的多少，也不在于所建立的堂区和学校的数目，却在于如何在不同信仰和文化传统中，通过平等友好的对话和交流来发现并传播天国的临在，并且与所有具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一道努力使之变得更加有形可见——正义、和平、仁爱、喜乐等，因为“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圣神内的喜乐”（罗14: 17）。然而，这一观念和方向的转变也给许多曾为传教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神职人员和修士、修女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难道我们以往的努力和心血都白费了吗？
（2）司祭观念和成圣使命的澄清与转变
    除了对教会身份和传教工作所做的阐述以外，“梵二”在司祭观念和基督徒成圣的使命方面也做出了深度的检讨和反省，而在这两方面的新理论对修道生活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受信众甚至社会各阶的尊重和仰慕，与他们为人类社会在精神生活和其它领域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正如世界上其它的团体和个人一样，过分的荣誉和赞颂自然会导致骄傲自大的情绪与作风，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种陷阱之中。尤其是自十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的身份和重要性被不断地颂扬和夸大，“神权”二字与他们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并在属于司祭地位的独特生活和服务中得到了强化，如做弥撒、听告解、送终傅等。而绝大多数的平信徒们，甚至属于非神职阶层的修士、修女们，只是被动地从神职人员那里领受圣事和降福，接受他们的领导与培育。一种其实是违背福音教导的“神权文化”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然而，“梵二”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在没有否认神职人员的特殊使命的前提下，对每个基督徒在领洗时所获得的“普通司祭职”做了明确的肯定与强调。《教会宪章》如是说：“主基督——由人间被选拔的大司祭，把新的民族‘变成了国家，成为事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因为凡是领过洗的人们，都借着重生及圣神的傅油，经祝圣成为精神的圣殿和神圣的司祭”（10）。至于神职人员的司祭身份和作用，该宪章冠以“公务司祭”的称呼并强调认为其作用在于与“普通司祭”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分享基督的同一司祭职”（10）。但不论是由于“公务”也罢还是“不同”也好，神职人员并不因此而更加神圣和超然；相反，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其神圣性和超然性来自各人的修养与天赐的恩宠。关于这一点，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2年所发表的《我要赐给你们牧者》的通谕中也有明确的阐述：“实在说来，公务司祭职以其本身来说，并不意谓比平信徒的普通司祭职的圣德更高；藉公务司祭职，基督在圣神内赐给司铎一个特殊的恩宠，使他们能够协助天主子民，忠实而圆满地执行他们所接受的普通司祭职”（17）。
   如果对司祭观念所做的澄清和转变只影响到了神职圣召的话，在成圣使命上所做的反省则影响到了整个的修道圣召。天主教会内“神权文化”的延伸乃是对修道生活的神圣化。不论是教会自身的实践还是在大多数人的传统思想中，修道生活被看作是比平信徒的生活更崇高、更圣洁。因此，每一个修道者都应该修炼“圣德”，而平信徒则只需要遵守“天主十诫”和“教会四规”。然而，针对这一错误观念，“梵二”对所有基督徒的成圣使命做了强调与说明：“所以人人都明白，任何身份与地位的所有基督徒，都被号召走向基督生活的饱和点及爱德的成全境界……在各种生活形式与职位上，众人都修炼同一圣德” （《教会宪章》 41-42）。
    面对上述有关司祭身份和成圣使命的观念转变，一个人如果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神圣性”与“超然性”上，他怎能不对这种生活失去兴趣呢？
（3）平信徒角色的提升
    随着对教会观、司祭观与成圣使命的澄清和转变，平信徒们在教会生活和福传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被给予了高度肯定与号召。“梵二”的《教友传教法令》这样说：“事实上，人口的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密切，不仅扩大了教友从事传教事业的领域——大部分工作只有教友可以做——，而且也激起了新的问题，要求他们重大的责任感和热忱”（1）。事实也证明，在“梵二”以后的几十年中，平信徒们为天主教会的更新和发展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带来了可喜的收获。这种形势本应该推动神职和修会生活更上一层楼，但正如上述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尽管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和已婚终生执事们的数目在不断地增长，独身神职和修会圣召的数量却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比例失调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随着平信徒们在社会和教会各领域内发挥的更大作用，以前只有受过良好培育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才能胜任的社会服务及福传工作，如今已不再是他们的专利了。这种状况带给某些人的也许是消极的失落感，但带给另外一些人的却是更多的生活选择——一个人可以献身社会服务和福传工作，但不一定要晋升神职或加入修会。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能不说，在神职和修会圣召所面临的危机下面，也正在酝酿着新的机遇。
     综上所述，由于天主教会自身对其在人间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对神职和修道生活所做的重新思考与反省，给“梵二”以后的神学领域带来了许多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尽管也带来了更加兴奋的前景。对于那些在思想上尚未有充分准备的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们来说，其效果不亚于一场扫荡一切的暴风骤雨，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迷茫和困惑：如果传教的目的不再是让教外人领洗加入教会，从而在死后获升天堂，那我们还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去奉献一生吗？如果修道生活并不比一般信众的生活更高尚，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本来就已经够挑战了的信仰生活上多添一份负担呢？修道难道只是为了逃避现实或自命清高吗？面对这些问题，不但青年人会对修道生活望而生畏，就连已经修道多年的老一辈们，也不得不重新估价自己的初衷到底是否正确。那些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当初进修院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父母亲友们的期望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自然要主动地离开了，从而引发了今日所看到的“圣召危机”。再加上这些年来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媒体对天主教神职和修会人士所做的大量负面报道与宣传，特别是性丑闻和其它腐败现象，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形象无疑地被笼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然而，有挑战就有回应。近年来，在暴风骤雨后清醒过来的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一边重新构造得以憩身立命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一边也在整理旧日的宝藏和家当，看什么是应当彻底丢弃的，什么是应当加以珍惜和利用的。在美国的许多天主教修道院中，一些充满希望的新气象也正在不断酝酿之中。下文将就目前有代表性的几位天主教神学家兼修道者们所作的一些反思，做以简要的概述，并对所谓的修院“新气象”加以观察。

 三、在反省中的新气象

    在诸多对修道生活在今日世界中的存在和发展所做的神学反省中，我认为撒德辣·施讷德修女在她的《新酒囊：对今日修道生活的新构想》一书中所做的反省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7]。
    施讷德认为，修道生活首先是一种运动而不仅是一种或多种机构的组合。作为一种运动，它要求参与该运动的成员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视野来团结并激励他们。同时，作为一种运动，它给予每个成员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和自发性：有些成员可能是发起者和推动者，有些则是追随者和拥护者；有些愿意全力以赴，而有些则愿意献出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有些愿意以身相许，而有些则愿意寄予物质和才能的协助。
    其次，使修道者们团结一致并不断地寄予他们热情和力量的，当是对人类生活中那种不可或缺的宗教情愫的追求与渴望，从而达到个人与超然现实的亲密融合。这种追求与渴望不仅在天主教会内存在，在其它各个不同的宗教传统中也源远流长、有形可见。最后，人类如果只是为了简单地生存延续下去的话，并不需要音乐、美术、文学和哲学等等的奢侈品。然而，在衣食住行得以满全后，人类天生的本性则渴望得到精神生活的滋养，于是，音乐家、美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们遂应用而生。他们被艺术和知识之美所强烈吸引并为之献身，从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来，而且也肩负起了保存和发展人类精神遗产的光荣职责。而修道者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在酷爱超性事物的热火催迫下，修道者们以人类生存的超性层次为他们的主要顾虑，并因此而度一种更能帮助他们彻底地追求这种超性事物的生活，即使是独身、贫穷和服从也在所不辞。借着他们与众不同但不是超人一等的生活，修道者们在现世生活中扮演起了为无形——但却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事物做有形见证的角色，恰似洗者若翰当年以“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的身份而做了耶稣的前驱（若1: 23）。但是，正如艺术家会因自己的才能而成为社会中的特殊阶级，并因此而操纵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修道者们，如果不自我警觉的话，也会成为与现实隔离、自以为是的特殊阶级，或者成为“温室中的花朵”。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但不能对社会有所助益，反而会给它带来消极的破坏作用。
    在对天主教修道者们宣发的“三愿”所做的神学反省中，神学家唐纳德·赛涅耳神父在《修道生活的圣经基础》一文中这样结论说：“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三愿在成圣的召叫中找到了其精髓和内容。服从是虔恭地聆听天主的声音；神贫是从财物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好能响应天主的召叫并保证没有人缺乏什么；而贞节则是为信仰的热火铺路并为耶稣的新家庭变得自由”[8]。赛涅耳同时也强调说这三愿所要求的东西并不单单是为修道者们所保留的，而是为每一个基督徒，只是修道者们活出他们誓愿的场合与方式跟其他人的有所不同而已；而且，只有当一个人在内心中对这些誓愿和规矩欣然接纳了以后，其生活才会有意义，否则只是牵强附会、逢场作戏而已。
    在新的神学思想指导下，今日的美国天主教修道院中的生活方式已与“梵二”以前的大不一样。最明显的转变是今日的修院已经从旧日的“围墙”中走了出来，几乎每一个修院的陶成项目中都把修生的全面人格发展列在了首要的位置。这不但表现在修院生活向外在世界的多面开放，而且也表现在修院内部的大力改革和更新。修院积极鼓励甚至要求每个修生都必须在接受陶成期间有足够的社会实践，如访问垂危病患者、照顾无家可归者、与平信徒们定期做圣经分享以及其它服务性质的工作。昔日修院内几乎都是由修道者们一手承担了的工作，如教授、行政管理、伙食、维修等，今日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被平信徒甚至非信徒们接管了。修生们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灵修导师，其范围已不局限于神职人员和其他的修道者们，而可以是一位有资质的平信徒。在修生和修生之间，在修生和长上之间，甚至在修院之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提倡。修生们定期与有关长上举行团体活动和聚会，公开平等地商讨修院和团体中的各项事务并借此机会来加深彼此的友谊与了解。
    鉴于服从是“虔恭地聆听天主的声音”，不论是长上也好还是灵修导师也罢，都在努力地变成帮助修生更好地聆听天主声音的媒介和工具，而不是传达天主旨意的御令官。至于各修院之间，过去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也已在广泛的合作中逐渐地消失了。在今天的美国天主教会中，只为一个教区或一个修会培养修生的修院已所剩无几。绝大多数的修院，尤其是神学院，都是由好几个教区和修会联办的，而且其招生对象也包括愿意得到神学造诣的平信徒和其它教派的人士。这几年来，许多修会都要求其初学生们参与一个新兴的陶成项目——跨团体初学院（Inter-Community Novitiate），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与其它修会的直接接触，以及许多由一个修会无法提供的讲习班和研讨会，而增加修生对修道生活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在这样一种较为轻松自由的气氛中，许多修生都能够更好地为自己的“圣召”负责，努力发现最适合本人理想的修道神恩和环境，或者是婚姻生活。
    随着美国天主教会对修院生活的不断反省与革新，其修生的面貌和来源也呈现出了一些令人特别关注的现象。首先，几乎所有的修院中，修生的来源越来越国际化，昔日那种纯粹的盎格伦-撒克逊肤色和面孔今日已被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的不同肤色和面孔所取代。修院里不时会传来许多不同的语言，致使不少的修院不得不制定出“官方用语”制度，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以前许多美国人连想都不想的外国节日现在却变成了一些修院的“官方节日”而加以庆祝，且吸引了不少的地方居民前来观赏并参与。其次，修生的年龄结构也与过去大不一样。过去那种十三、四岁入小修院、十八岁入大修院、二十五岁晋升神父或誓发终生愿的蓝图已被彻底打破，今日所看到的却是父辈、子辈、甚至孙辈的人共同入修院、共同晋升神父或发愿的现象，而至于传统的那种小修院现在已不存在。与此同时，过去那些宏伟壮观的修院建筑也随着人数的减少而要么改作它用，要么被出售或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经济实用的小修院和会院，以满足团体日常生活需要和开展具体的牧灵福传活动为原则。最后，修生本身的资历和素质亦有显著的上升。这一点可以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则由于斯坦福大学的招生主任兼财务助理罗伯特·柯讷理（Robert Kinally）主动辞去他十分吃香的职位，以便在一个社会问题令人头疼的城市中作一名天主教神父，而刊登的头版新闻报道中略见一斑。该报道称，自从天主教修院近年来对招生标准做了相应的调整后，不但修生的平均年龄出现了很大的上升趋势，而且修生的学历和社会阅历也有明显的上升。一个具体的例子便是设在麻撒诸塞州威斯滕（Weston）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修道院”。该修院自从向天主教大龄男子们开放以来，修生人数出现持续增加的势头，其中有许多大夫、律师和其他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在当年包括柯讷理在内的二十个新生中，有三个内科大夫、一个大学行政主管、三个中学校长、一个学监和一个空军大学的导师。而在此二十人中，其中有七位乃是失去妻子的鳏夫[9]。尽管有不少的人对这一现象仍持有一种怀疑观望的态度，但由于这些“老修生”们所拥有的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不但大大缩短了在修院受教育的时间，而且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也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忍有余，他们所得到的欢迎和好评却比“童子军”出身的修生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当今中国教会的神职及修道生活

    不论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还是从宗教层面来看，中国天主教会的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和美国天主教会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然而，就神职和修会生活而言，美国教会所走过的道路，则对今日中国教会有许多的启示。我们不妨也先来看一组有关中国教会的统计数据：
 

年代 不同圣召（仅限国籍）	1920	1930	1948	1991	2009
神父	964	1,441	2,690	1,000	3,270
修女	2,000	2,835	5,112	2,200	5,451
大修生	656	858	524	800	628
小修生	1,650	2,732	?	?	630
平信徒	1,994,483	2,498,015	3,274,740	3,600,000	5,714,853

*1920、1930、1948年的数据取自Henrico Emmerich编写的 “Atlas Societatis Verbi Divini,” (St. Gabriel), 1952:17页；1991年的数据取自《鼎》，1991年第十一卷（总第六十六期）:38页；2009年数据取自天亚社中文网站（2009-12-24）援引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的统计结果。
 
    且不管较具争议性的平信徒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可信[10]，若只看中国神父和修女圣召的增加趋势，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在此，笔者无意忽视这一喜人现象；然而，鉴于美国修院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戏剧性演变以及这些年来本人在中国各地教会团体的见闻，我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统计数据下潜伏着的危机上来。
    众所周知，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教会也迎来了其严冬后的春天。一批从监狱和劳改农场获得释放的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重建教会生活和培养年轻圣召的艰巨任务，而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难能可贵的收获。然而，也正是在国家和教会都经历着“辞旧迎新”的过渡及转型时期，成绩和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
    首先，在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严峻而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摆在了政府和人民面前，如新旧势力角逐、经济发展失衡过热、贫富悬殊日益显著、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家庭结构破裂、青少年犯罪比率上升、艾滋病蔓延迅速等等。而且，随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悬而不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如果不是变得更加糟糕的话。其次，虽然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说已经成了百分之百的市场化，但在政治领域内却依然存在着一股相当保守的暗流[11]。这股暗流不但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而且也影响到了宗教生活的正常发展。至于天主教会内部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则又因中梵关系的波折而导致许多矛盾和混乱。
    总体来说，目前全国各地都有许多大小、新旧不等的教堂在公开地举行着正常的圣事和福传活动，而且每年也有不少的非基督徒踊跃加入教会团体。同时，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以及欧洲和美国等地的教会团体及个人，对中国大陆教会所做的参观访问、人员培训和经济物质援助，也可以用“频繁”、“大量”、“慷慨”、“无私”等字眼来形容。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还是许多血气方刚、健康活泼的青年男女以实际行动为教会所付出的奉献和投入，他们当中不乏（如上述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有志为全身心地投入福传工作而选择神职和修会圣召的人。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由于中国教会的发展经历了三十年的停顿，其目前的状况就好像是一个被强行断奶好长时间后出现营养不良症的婴儿一样。一方面，她流露出来的是对营养补给的渴望和在接受营养后的康复迹象；另一方面，她也呈现出了许多让人心痛的后遗症，如教会体制松散、神学思想和灵修观念陈旧落后、同社会生活脱节、内部矛盾此起彼伏等等。
    上述社会和教会两方面的大环境不单影响了教会整体的成长，也直接地牵制并影响到了神职和修会生活的正常培育及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新旧交替之际的困境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阶段”中，由于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所担当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教会上下对他们的认可和感激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新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自然被视为教会的希望和寄托。一时间，选择修道生活的男女青年络绎不绝。鉴于当时教会的紧迫需要，对神职和修会圣召的要求自然不是很高。于是，人数虽然在短时间内直线上升，但人员素质却被相对地忽略了。由于缺乏正规的修院环境，再加上当时对“梵二”精神的陌生，年轻一代对教会和圣召的理解不外是老一代通过言传身教而留给他们的传统的神学和灵修思想。与此同时，刚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老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本身也带着不少身心灵方面的创伤和阴影，但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治愈和整合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福传和圣召培育的工作中。他们的创伤和阴影自然又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一个个相继离世而去，新一代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过所有的重担继续往前走。但此时的社会和教会环境却已经变得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让大多数来自农村背景的年轻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不免感到捉襟见肘。尽管他们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并适应新的教会和社会环境，但先入为主的神学和灵修思想以及福传和管理模式，总是在捆绑着他们的思维和手脚，而且，沉淀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新伤旧痕又随着中年危机的到来而开始发作。久而久之，许多正当年轻有为的主教、神父和修女们要么陷入迷茫和守旧的僵局，要么为实现突破而采取许多不理智的福传和管理方式[12]。但结果却往往是更多的迷茫和乱象，使得他们疲于应付，最后导致离开神职和修会生活，甚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时有发生。这是教会的损失，更是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不幸。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最近几年来，一些从海外经过多年学习和培养的神职人员及修女们回到国内教会团体后，因很难找到让自己正常发挥理想和抱负的平台，也只好选择其它的生活及服务方式。虽然不同的人对这一现象有不同的解读，但在笔者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新旧交替之际因接轨不到位而产生的结果。

2、对神职和修道圣召的再培育缺乏整合性和方向感
    随着中国教会对“梵二”后新的神学和灵修思想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地方教会和修会团体都规模不同地开始了再培育的工作，目的是给因历史原因而留下“营养不良症” 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补充营养。目前中国教会除了有数所公开的大修院按部就班地培养神职人员和修女外，一些教区和修会团体也开设了专门的学习班，主要为修女，同时也为平信徒提供再培育的机会。除此之外，一些海外的教会团体和机构也为中国大陆的神职人员和修女们开设了短期的海外再培育计划，出钱出力满足大陆教会的需要。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必要且可贵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却是，由于许多教区和修会团体都纷纷开办性质类同的学习班，师资的短缺遂成了困扰各方的主要因素。一些学有专长的授课老师，包括笔者在内，只好马不停蹄地在各个修院、教区和修会团体间奔走，以满足各方的需要。这样一来，许多地方只能采取压缩式的密集授课方式，在短短几天内讲授正常修院中需要一个学期才能讲完的课程。如此一来，老师和学生都感到紧张疲倦不说，因为双方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分享交流，甚至没有时间消化所学的内容，也使得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笔者多次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一些学员重复参加内容相差无几的培育，或者参加一些与他们所从事的牧灵和服务工作关系不大的培育。这一方面可能是举办培育班的地方需要一定数量的学员，所以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相应的筛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某些学员只以参加培育为时尚，却不明白参加培育是为了什么和之后究竟要做什么。如果针对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再培育继续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人们不能不对其持续性和有效性表示质疑和忧虑。

3、世俗化和对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怀疑、冷漠
    世俗化给欧美各国的天主教神职和修会生活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也未能逃脱其冲击。尤其随着中国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个世纪跟着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风餐露宿、艰辛创业的时代被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随之而来的却是部分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对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的热衷。而这样的热衷自然也导致了灵性生命的萎靡和道德生活的滑坡。这些年来发生在各地教会内的丑闻就足以说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世俗化的受害者不只是天主教会，其它宗教团体的受害面和程度可能更广、更严重，但对于“小小羊群”的中国天主教会，其杀伤力却很大。
    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世俗化，给广大平信徒们带来的是失望和难过，同时也是对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怀疑和冷漠。当这种怀疑和冷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推动下演变成反神职/反修道主义。鉴于此，目前在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神职和修道生活无用论”自然就有了其滋生和成长的土壤。这样的现象反过来又打击了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热情与积极性，使得一些对修道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本来就不太正确的人们，在此美好圣召面前表现得更加望而却步。近年来各地时有发生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离职及还俗的现象，以及新圣召人数的明显下降，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了“圣召危机”在中国教会的出现，而不再只是欧美各国教会的特色。
    毋庸讳言，对上述几个方面所作的分析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和现象，但更不是要否定中国教会内一大批在各种挑战和考验下依然忠于职守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一个更加健康成熟的中国教会，需要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重建与修缮，但更重要、更紧迫的仍然是思想观念和灵修方向的重建与修缮，特别是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心灵的治愈和整合工作，则更不容淡化或忽略。如果前文有关“梵二”的论述，以及对中美两国社会和教会现象所做的比较分析，为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今日中国教会的现状，特别是为帮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善莫大焉，也是笔者的初衷。鉴于此，我们不妨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带给我们的有关教会的新观念、有关福传的新模式以及有关神职和修道圣召的新理念，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原则，把神学家兼修道者的施讷德修女和赛涅耳神父等人的反省，作为我们认真体悟的思想火花；而美国教会如今正在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则可作为我们今天借鉴的出路与途径。

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古代文人的这句名言也许就是在描述一种不懈地渴求真道、探索人生超性奥秘的执着精神，故此才会有“修道”这一含义颇深的动名词存在于中文词典中。尽管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并不是要去修一条供自己和他人行走的大道，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就是在修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之道。当然，这一过程是即“漫漫”又“修远”的，其中免不了有不少的坎坷和波折。美国的天主教修道者们所修的“道”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特色。他们经历了辉煌的过去、面临着问题缠身的现在，但也在展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中国教会的修道者们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历，似乎又是美国同道们所经所历的重演，尽管舞台背景大不一样。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所体验到的清贫但却充满激情的修道生活，就像是美国同道们在五、六十年代体验过的修道高潮期，而今天他们似乎正在经历七十年代美国同路人们所经历过的迷失和考验期。
    虽然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各领域都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两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所经受的挑战与考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正是在面对这样的共同现实，当团体和家庭观念备受质疑冷落、社会公义频遭忽视践踏、道德底线被一次次跨越的时候，天主教修道者们那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神贫、贞节和服从”的精神遂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种精神是反文化和反潮流的，但也正是在这种“反”劲中，他们为世人提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生活理想和追求，不但为“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玛4: 4）这一千古真理作证，而且也提醒人们，“天主的光荣在于一个人充满生命的活力”（早期教父依肋乃语）。无疑地，如何在美国这一政治高度民主、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多样化的天地里，又如何在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新环境中，生活出一种与众不同但不是高人一等的生活来，是摆在中美两国天主教修道者们面前的一项严峻挑战，但更多的则是希望和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并使希望成真，一方面要看中美两国教会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用基督信仰的行话来说，要看天主的意思!
 

[1]自1830-1880，由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天主教徒有1,683,791，来自德国的有606,791。见New Catholic Encyclopidia《天主教新百科全书》，卷XIV。NY: Me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7: 479。
[2]见 Angelyn Dries, The Mission Movement in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美国天主教会历史当中的福传运动》，(NY: Orbis, 1998) 274页。
[3]见The Official Catholic Directory: General Summary《天主教官方指南：总概括》, New Providence: P.J. Kenedy & Sons, 1960。
[4]为2007年时数据。
[5]肯尼迪1960年就职演说辞。
[6]所有在本文中引用的“梵二”文献均取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88。
[7]见Sandra M. Schneiders, New Wineskins: Re-imagining Religious Life Toda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6.[8]见Donald Senior,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Religious Life.” Living in the Meantime. Ed. Paul J. Philiber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55-72.
[9]见Michael Paulson, “Higher Learning: Dean trades power for the priesthood.” The Boston Globe. January 26, 2000: A1-B3.
[10]5,714,853为河北“信德”的统计数据，但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的统计，同一时期中国天主教有平信徒1,200万。见天亚社中文网站，2009-12-24。
[11]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说，这股势力乃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的结果。见http://news.cntv.cn/20120316/123306.shtml
[12]目前在各地教会时有发生的导致教会内部出现矛盾与纷争的各种“神恩”运动、“先知”现象、“去圣事论”等就是显明的例子。而导致这些乱象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一些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平信徒对教会神学、灵修和圣经知识有意无意的曲解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