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落满一生善用天主的智慧，断案如神，政策公平，并且将圣殿建成，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然而，撒落满晚年有对天主不敬的地方，违反了盟约。

由于我国政策原因，上世纪80、90年代始，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可能是当今圣召奇缺的原因之一。笔者知悉有些有志修道的独生子女就是因为担心父母将来的赡养问题而放弃圣召，实属可惜。

中国的基督徒被迫走向了严厉禁教政策下的生活，直到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谕旨正式解禁天主教；中国的老百姓也被迫重回闭关锁国下的生活，直到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痛苦下国门重新打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张家树主教等从长远考虑，把培养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作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也就是说，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落实。根据中国国情，教会可以拾遗补缺，做那些政府没有精力做、或者没有想到，社会又有需求的事。

原来，雷鸣远神父当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三军华北战地督导团团长，在华北战场从事医疗救护、民众动员、媒体宣传等抗战工作。

正如所有对病人所作医疗上的干预，所有针对人类胚胎而施行的医疗措施亦属合法，若这些措施尊重其生命和完整，避免引起不相称的冒险，而且以治疗和改善胚胎的健康状况或其个体生存为目的。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用三句话来描述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宗教管理，积极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如何理解这三句话，国家和地方宗教部门都有过具体解释。

我特别想到那在教育、医疗、商业、政治和财务金融，以及在其它多种领域服务的平信徒。基督需要你们的投身与见证。你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让任何事──无论是困难或不理解──使你们放弃而不传扬基督的福音。

[4]教会变成了医疗机关，个别人到那里去治病。对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基督教个人主义就是这样确立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拯救个别人，但不关心生活的创造，不关注社会生活和宇宙生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