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的消逝

辅仁大学旧址。图／郭逢晨水粉画作品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清华从此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北大自此脱胎换骨，秉承了民间办学的私立大学自此成为绝响，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名盛一时的教会大学自此也销声匿迹。
    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称“院系调整”。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在这场对中国当代教育影响深远的“院系调整”运动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迄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这一年与辅仁一同消失于这一年的“教会大学”，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让人如雷贯耳的校名，曾经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尖水平。
 
无解的问题
    1948年秋，北平学生石椿年报考了辅仁大学经济系，他记得，面试环节中，经济系主任赵锡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题，然后特别问起了他对校园中学生游行活动的态度。
    国共战事正酣，政治斗争的痕迹亦出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这令每个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罗马天主教廷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来到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拜访了其主要负责人周扬。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芮歌尼试图从周扬口中探听一下，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辅仁这所教会大学的态度，从当时留下的文字记录看，这位美国人的口吻可谓客气而谨慎。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处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扬答：“一般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件事实本身就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这段具有“定调”色彩的答复中，周扬提出了一个所有教会学校都面临的敏感问题。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发出在华举办大学的谕令, 并且全权委托美国“本笃会”负责。依教廷和“本笃会”的本意，他们自然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高涨，不论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还是后来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
    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办初期，辅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学生与神父之间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学几年下来，连那些穿黑袍的外国人是谁都不认得。
    因此，不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辅仁大学都凭借着其积极的“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不过，当新时代来临，过去的经验已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
    6月30日，芮歌尼对周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能否视为选修课程？”
    周扬的答复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
    芮歌尼追问：“关于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说是否也当作选课？”
    周扬说：“社会科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应当列为大学必修课。”
 
政治的影子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于京城的顺口溜是：“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暗指其学风之严谨。
    1930年4月，辅仁大学教务长刘半农对学生讲话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个考生来投考他主讲的国文系一年级，因为该生“程度太差”，刘半农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级去了。这位学生很不服气，走了。几天后，当刘半农经过某大学门前，看见校门上的榜单，这位学生竟然列本科国文系第一名。可见，“本校以前招生程度，并不算很低。”
    “严进严出”是辅仁大学的一大特色。过去，各大学没有统考试题，都是自主招生，辅仁大学除了基本的笔试之外，还要举行面试，确定考生的确具备一定的学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们进入辅大的过程都如履薄冰。
    根据辅大教务处规定，一年有四次严格的考试，随堂小考更是不计其数。课堂风纪也抓得极严，石椿年上高中时，来辅大旁听课程，曾亲眼见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查堂”，没来听课的学生均被记录在案。他认为，“这里是个读书的地方”。
    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辅大自建校以来，始终竭力设法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沈兼士、刘半农、萨本铁、范文澜、启功等声誉卓著的学者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踪影。
    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 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 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为此，北平解放之后，学校已经开始对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局部调整。《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学校又规定，当年的毕业生“凡未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应根据实际情况补修补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试题”部分。一共二十道简答，题目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等等。
    石椿年觉得，这个时候“辅仁读书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师生也不注重研究学问了”。

 
接管辅仁
    1950年7月，罗马天主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致信陈垣，提出来年教会拨给的经费将按月份付，一年14.4万美元，并且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第二，教会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同时提出解聘五名教师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教会与学校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后，教会越来越体会到众矢之的的滋味。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一个月，由中共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教员会，便向校长陈垣和教会代表芮歌尼明确提出，“今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
    教会对此做出了让步，除了在人事上减少教士比例，还相继取消了《公教学》、《公教史》等几门课程。如前所述，芮歌尼还曾专门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随着学校政治活动越来越多，教会显然已经失去了信心。导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五名教员的解聘问题，据芮歌尼方面的说法，这五人都是从事“极端反教会”行为的人。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同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国际形势的骤然紧张，也导致了中国加快了清除英美文化的步子。按照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的说法，现在就是要“集中火力,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 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芮歌尼与校方的正面冲突，可谓撞到了枪口上。
    收到来信后，陈垣和校务委员会直接请示教育部，随即对芮歌尼的要求予以驳回。
    7月27日，芮歌尼又一次致信陈垣，表示可以放弃人事聘任否决权，但依旧坚持解聘五名教员。“我相信我敬爱的校长有权答应这些条件，并我希望为学校的利益，您可以尽早使用这个权力”，但再次遭到拒绝。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在这起风波中，陈垣的态度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事实上，陈垣与教会在过去很长的岁月中，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替美国本笃会，掌管了辅仁大学的事务，凭着德国人的出面，在抗战期间，未迁校的辅大不但可以不悬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还吸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知名学者执教，声势大涨，这不能不说是陈垣与教会合作的一段黄金时期。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接办辅仁大学（原天主教会办）大会。图／fotoe

    就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陈垣对于教会的态度还算相当客气。当时，由于教会人事逐步退出校务，学校组织了一个临时校政会议暂时管理。据陈垣本人后来讲，有一次开会时，出席的除学校行政负责人，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代表芮歌尼和一个修女。按照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须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应出席两人，实际出席四人。有人对此提出意见，陈垣认为这是故意挑拨矛盾，拂袖而去。回家以后，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
    另据辅仁校友李世瑜说，那时的陈垣对于教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本人曾亲眼看见陈垣上午很早起来到教堂看弥撒，晚上看降福，还专程去找神父谈话。
    同时，陈垣也找来了《西行漫记》、《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看，他在当时的书信中表示，“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

1942年4月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在返校节运动会上的演讲。资料图片

    一方面是时代交替中的一种圆融姿态，另一方面，在与新政权的接触中自觉、真诚地服膺于新的思想，从此，人们可以看到陈垣在1949年后几乎每逢重大事件都会在党报上有所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教会与校方的冲突中，陈垣代表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意见。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以此为契机，我国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序幕也就此拉开，到当年年底，全国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达20所。
    西方思想也被逐步肃清，石椿年所在的经济系不再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转而讲《资本论》。“原来的教材废了，也没有新的，有的老师就自己编点、印点讲义，就对付了。”1951年，经济系全体同学赴广西下乡，参加土改，学业自此中断。
    石椿年说，自己“没有完完整整地学一本书”。
 
辅仁的消逝
    1952年，在酝酿成熟后，院系调整正式被提上了日程。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计划，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5月，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小组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二者集中力量，在师生中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显然，这两个运动，为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期间，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他表示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 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 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 帝国主义就通过我, 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这种全面的自我否定，被《人民日报》称赞为“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辅仁大学一些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例如，“教育系主任欧阳湘，讲教师的修养以‘仪容、声音、情绪、品格、学识’为五大标准。讲中学教育方针时，竟讲了美国的和蒋匪的而不讲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方针。”
    “有的教师则在‘纯技术’、‘超政治’的牌子下面，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如经济系主任赵锡禹，通过‘企业管理’这门课程，毫无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教给学生。中文系教授叶苍芩以颓废感伤的文学，去‘教育’学生，使一些学生受了很坏的影响。”
    对于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学生，学校惩罚严厉。1952年7月，校方专门开会讨论了贸易专修科的牛长民、佟辽两人的问题。牛长民“三反时有时不来，有时中途退席回家……污蔑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是根据孔夫子来的’”，此外“不相信《人民日报》，对中国电影不满，床头上挂着美国明星照片”；佟辽“抗拒三反，时常不来，拒绝小组讨论”，“‘忠诚老实’没交代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等等。经合议，校方决定对此二人予以开除。
    经历了几次思想“洗澡”的师生，对于接下来进行的院系调整，即便是涉及人事变动这样的敏感问题，大都也能表示服从组织。
    例如，“三反运动”中表现良好的数学系主任刘景芳曾在院系调整中表示，对于组织安排某位教师当教学系主任，“从工作能力上讲我不服，但若政府从全面考虑觉得他做合适，我也没意见。”
    在教学调整中，最大的特点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构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1948级教育系学生、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稼回忆，当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顾问组，还有一个头，校长要听这个头的。”
    苏联人的权威体现在学校各个角落，王振稼回忆道，那时“建幼儿园，不是木质地板的，苏联专家说不行，拆了它，要建木质地板的，有一点不听他的，简报一上去，这就不得了”。
    一些专业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腰斩。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留下来的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一些同学对此有所不满，认为“早知道还不如学俄语”，但几乎没有人质疑“全盘照搬”，“那个时候就觉得苏联是老大哥，中苏签订了条约，关系密切。”王振稼说。
    这样，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大陆消失。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天主教廷在台湾实现辅仁大学复校，迄今已经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