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铎年里，我们更应该配合神父的牧灵工作，也督促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友在网上作管理，加大福传力度，吸引青年朋友到教堂来参观。带领中年教友实行一对一的福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去实行爱德的功夫。

因为天主只把今日的事赐给我们管理。“主啊！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参阅玛6：9-13；或天主经）。

天主的邀请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事，因为中国自汉朝以后，所形成的传统的家长制教育和管理，很少能让孩子和下属意识到有被尊重的尊严。我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命令，然后被动地去实行。

这种主次颠倒、轻重乱位的做法，不仅让主教神父们身上的“神气”减弱，而且将教会团体“降格”为一个“公司”，进而以普通公司的运作方法管理教会团体内的各个机构。

我们现代人在“对与错”面前做出了偏差选择，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即，（1）相对主义、（2）家长制管理和（3）群体压力。

从司铎人数与天主教徒人数的比例来分析，每位司铎负责牧养管理的教友人数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理想的情况时，各地区司铎的比例应与天主教徒的比例相一致。

意识到主耶稣的临在，我们就会以敬畏的心善待主耶稣，善待自己，善用我们的时间和管理的才能和财物等。第三，善待每天以不同形式，特别以软弱的兄弟姐妹们的形象，来到我们身边的主耶稣基督。

20世纪非常著名的多明我会灵修学家欧迈安神父这样理解圣十字架若望所代表的加尔默罗会的否定式神学和祈祷：圣十字若望的基本神学是：天主是一切，而受造物是虚无。

宗教学家何光沪不只把宗教视为文化现象，还把这一观点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在人类超越自身超越自然，趋向永恒趋向无限时，就有了关于神或上帝的观点和信仰，而这种观点和信仰的体系就是宗教。

这么做的原因源自陈神父2000年管理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时，教友们对他的误会。“这两个地方，前一两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教友们强烈地想把神父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