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以色列民族与天主立约的历史，天主首先向他们伸出援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赐予盟约，呼唤他们成为祂的选民。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天主的纯粹的爱与拣选。

通过这个慈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主耶稣邀请我们摆脱民族的仇恨、历史的成见、个人的误会，看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近人，就是天主“化了妆”来到我们身边。

他的爱，超越了民族、宗教、社会地位乃至历史恩怨的界限。他所付出的，不仅是物质的帮助，更是发自内心的怜悯和无私的牺牲。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相遇文化，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热衷于想要见面、寻找接触点、建立桥梁、规划涉及每个人的事情”（FT216）”。

[2]在这个背景上，欧洲继续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文明进程，同时，经过反罗马公教会千年教权及其在世俗世界已经结构化和制度化了的伦理秩序或曰道统为外部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13-16世纪）、理性主义思潮（17世纪

首先，圣言降生的奥迹本身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教会和她的礼仪要使自己适应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

不同文化的民族还会给感恩祭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在近代，由于被误导的创造性和对礼节的反对情绪，滥用感恩祭的事件时有发生，教会因此确立了举行感恩祭的规范。任何人都不得低估此一交托在我们手中的奥迹。

何教授不无遗憾的继续说到：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

这位德裔教宗的决定显现了德意志民族大思想家和哲人特有的信念和意志，其历史性迅速被世界一流政治家们所领悟和确认。教宗在2005年4月19日被选举为教宗时，本人正好在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