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发表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运动之初，且尚未获得列强外交承认之先，因此，其外交意义颇为重大，而鉴于教宗在欧美世界的广泛道德和精神影响，这一表态必然对在华有着重大利益的各国列强产生极大的震撼心理和示范效应，从而迫使其重新思考和定位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