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风范在 睿音懿言永相传

一，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人生总有那么多的抱憾，尤其是在你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默默站在背后支持你、无条件地做你的朋友的人，永远会在你寻求支持的时候为你等候——这次的抱憾无关友谊的背叛，而只和岁月、衰老、肉身的离去有关。尹玮玲（Evelyn）和白大诚（Jim）在Aging和leadership的主题讲座中曾言，要在知性上认识衰老之事实，学习letting go，接受放手。他们也是如此坦然地行动着：2010年在吉姆膝部手术之后，为了防止血栓，放弃了长途飞行；2016年从居住了几十年、离圣母大学校园不远的树木成荫的独立屋，搬去了圣十字架养老中心的独立公寓……他们的生活、事业和他们的外表一样，总是那么从容和优雅，即使是面对衰老，即便是面对死亡。

确实，人生就是学习死亡的课堂，生活就是接受死亡的演练场，死亡只是通往另一世界之门，然而当11月陶老师告知尹玮玲生病离开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怅然若失，至今仍未能释怀。“如彼翰林鸟 ，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当想到吉姆形单影只的凄婉时，更有“睿音永矣，谁箴余阙”的哀恸。

2019年8月初，我们接到陶老师的来信，告知尹玮玲有癌症，随后在吉姆的消息里说，癌细胞没有扩散，准备安排手术。想到我的父亲前一年也做过类似的手术，术后生龙活虎，应该问题不大。9月1日我和儿子在芬兰，收到消息说尹玮玲在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动了手术，切除了左肺下叶，手术是在South Bend memorial 医院进行的，三天后就出院了，主刀医生Michael Steinberg说手术很成功，癌细胞切除得很干净，不需要化疗等后续，护士也说，81岁老人有这么好的身体，是罕见的——吉姆说得对，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对尹玮玲的印象，她总是那么肩平背直、挺拔颀长，似乎连感冒都很少，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2020年7月，吉姆给我来信，说他们的新书出版了，准备寄给我一本。我竟然以为那只是一封简单的索要地址的来信，……事后想想，那时尹玮玲已经深受癌症折磨，吉姆是给我一个问候的机会，然而，我竟然错过了。陶老师8月底说她和先生从芝加哥赶去看尹玮玲和吉姆，她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果然发来的照片令人心碎，尹玮玲的眼神不再如从前的那么清澈锐利了。11月17日收到了吉姆简短的来信，告知尹玮玲前一天早晨去世，死于癌症。他仍用一贯的方式补充说：“在癌症发作之前的时光是静谧美好的，我们都很好，很多人关心着我们。我的爱给你和你的家庭。”——如此坦然和彻底。

二，哲人卷舒 博而不繁

怀特海夫妇最早到访复旦的时间已经记不得了，他们的来访和United Board（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基金董事会）的支持有关。从1998年开始，他们不定期到访我们哲学系，也许我们在1998年到千禧年间就曾见过面。但他们固定到复旦讲学是在2001年，之后每年秋季都会来上海（其中2002年是在浙江大学），直至2005年我们赴美，他们来复旦的申请大多都是由我负责安排。工作笔记里还有我为他们2005年秋季讲课的经费、护照和住宿安排的申请。2004年之后，他们和社会学系的范丽珠老师领导的团队合作，开启了另一个学术交流新模式。2008年最后一次来我系里讲学，他们的邀请也是我们学院发出的，大约是2010年之后，医生要求他们不再做长途旅行，他们放弃了中国之旅。

1999年复旦宗教学专业成立，2000年开始招生，但那时该专业只有两位专职教师，缺少师资和相应的资源。United Board的中国部的负责人Anne Ofstedal女士（2012年突然过世）对国内高校的新兴人文专业非常支持，得知我们的困境之后，介绍了他们两位来帮助。尹玮玲和吉姆利用海外的学术资源，在各方面为我们专业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帮助，在宗教专业师资短缺的情况下，兼任了大量的课程。每年秋季学期，都会来上海3个月，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宗教学开设课程。

 从不全的记录里，我看到，2001年秋季学期为宗教学本科生开设宗教和伦理，研究生专业外语，2003年为本科生讲基督教思想史，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上教牧心理学，2004年宗教社会学理论，并在研究生班中讲授宗教社会学，2005年上宗教心理学和研究生班的宗教社会学研讨班。2008年教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文化诠释学。（2000年和2002年没有记录。）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就是2003-2005年基督教研究中心应上海基督教两会的委托，开设的为期两年的教牧人员培训班。他们专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两人合开的教牧心理学，俘获了那批牧者和传道人的心，不少牧者说他们是“神仙眷侣”：两人总是那么节制、默契、心有灵犀，没有多余的动作和闲话。作为他们的课堂翻译，我感觉他们不是妇唱夫随，而是相得益彰：吉姆负责理论创新，把学术界最前沿的新观点、哲学神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中西比较的视野来支持自己的体系，并用融贯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而尹玮玲则从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补充和推进。两人的讲课非常接地气，深受大家的喜爱。

课前课后，只要有问题或请求，学生的一个电邮，准能得到他们及时的回复。不少学生都说，他们得到了怀特海的关心，帮助修改了论文，或者写申请海外学校的推荐信。我们第一届宗教学的学生芦欢得知尹玮玲去世之后，写给我说：“他们给我们教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在五教上课。当时五教教室很小，设施也挺陈旧的，他们给人感觉很和蔼可亲，每次都很认真地备课，很热情地跟我们交流。我03年去意大利读书离开了上海，但之后我和他们也一直通过电邮保持着联系。期间我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写提案（proposal），还发给尹玮玲，请她帮我作参谋，她细致地看过，给了很多意见，除了内容，还有语法。后来听说他们有事要来意大利罗马，我们相约见面，我记得好像吃了pizza，聊了一些近况，相谈甚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们。”

2001或2003年的秋天，他们在复旦的邵逸夫楼还举行过一天的研讨会（seminar），邀请了从北大、民院、人大、浙大和复旦的十来位年轻学者，他们均为从事基督宗教研究、刚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大家坐而论道，分享各自研究的课题和方向、面临的需求，对刚开始事业的我们，那是无形的鼓励。对于怀特海夫妇而言，那场秋季的团聚正是他们提携鼓励后进的又一次尝试。

我在New Theology Review发表论文，也是经吉姆的修改下推荐过去的，这是我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让我有了更大的学术自信。在我的邮箱中，我还能看到他们更多的无私帮助：2010年帮助联系圣母大学出版社书籍翻译授权，2013年帮助北京一位研究天主教音乐的青年学者寻找并联系做访问学者的指导教师，2016年撰写金主教百年的纪念文集论文，并推荐邀请相关作者……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热情，甚至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他们在那一头总是毫无怨言、永远在线……

三，廉深简洁 义薄云天

怀特海夫妇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约定每周五晚上在我家里聚餐见面。聊聊一周的状况，回应各自的问题。他们平时有非常严格的作息安排，早睡早起，记得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11点钟左右给他们去电话，吉姆回答电话的声音，俨然是被我惊醒的。（那天我还给远在纽约的Anne Ofstedal去了一个电话，她说自己上班的uptown离双子座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能感受到紧张的氛围，大家都在关注事态如何发展。）平时我们早晨起床的时间，他们也许已经完成了一日的写作任务。尹玮玲说，在家里如果累了，她会去和面做面包，或者做家务调节自己。他们的生活节俭，衣服总是那么几套，没有美国人那种时常更新或花枝招展的装束，但总是熨烫整齐、搭配考究，符合身份。由于吉姆的腿不能走远路，在上海时，我会开车带他们出去转转，但他们对大多数游玩的邀请，敬谢不敏，显然，几乎每年出版一部书的安排，没有自律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在南本德的额外一年，是一个恩赐。2005-2006年我在耶鲁做访问学者，怀特海夫妇将附近圣玛利亚学院（Saint Mary College）灵修学中心主任Kathleen Dolphin博士介绍给我们，Kathleen博士是童贞圣母献堂会的修女，博士论文是关于荷兰神学家谢列贝克斯（Edward Schillebeeckx，或译成：史勒拜克斯）的实践神学研究，Kathleen博士邀请我在2006年春天到Saint Mary College去做一个月的驻校访问学者。那时我已经申请到了下一年去圣母大学访问一年的资助（当然圣母大学的几个联系的导师是怀特海介绍的），因此，我们就计划趁此机会把儿子将要就学的幼儿园落实好，于是2005年3月30日，我们开着那辆1994年的Toyota Corona二手车出发了，在宾夕法尼亚州遭遇初雪；下午3点，离匹兹堡半小时车程左右的高速上，车子滑飞出路面，跌落在右边路旁的隔离沟里。由于恶劣天气，手机信号极差，路过的两位善良的卡车司机，发现我们遇险，刹车足足将近500米后停下折回，用他们的手机帮助我们联络911。得到外界援助后，我们第一个想到通知的还是怀特海夫妇。次日，怀特海夫妇就从南本德车行租了一辆Van，来到匹兹堡郊外的医院，看望了还在留观中的我的先生，又联系拖车公司，把我们的行李从报废的汽车里取出装好。天色已晚，他们自己联系了小旅馆住下。第二日又开车近6个小时把我们送到南本德。

那时他们已经是66、67岁的老人。

2006年春季的那一个月，我们没有车，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夫妇送我们出门，或者他们带我们出去吃饭，“长城”曾经是我们光顾多次的中国餐厅。这年夏季我们终于在南本德住下了。车子是金先生送的，不少家居用品是怀特海夫妇送的。每周我们仍然会小聚一次，除非他们出门讲课访学。大部分时间他们来我家吃中餐，我们煮的任何中国菜式，他们都觉得好吃，虽然他们胃口不大，吃得不多，但让我们很有成就感。吉姆喜欢吃中餐，他说自己在韩国三年，从来没有喜欢过泡菜。吉姆在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所毕业，主修中国宗教，终身对中国宗教兴趣不改，爱屋及乌，中国菜亦是他的最爱。他们每次来的时候，尹玮玲总会带来她亲手烘焙的长方体小面包，用锡箔纸包着。面包是用很小的模具烤出来的，只有手掌那么长，手工揉面，很结实，但孩子不喜欢吃，我们开始也觉得口味清淡、口感过硬，但是慢慢地喜欢上了那种面粉本有的甜味。大的节日则是我们到他家，比如复活节或特殊的日子。他们的主菜很简单：蒜蓉刀豆或花椰菜伴培根、主食是意大利面或一种肉饼蛋挞，有时配以尹玮玲的面包。餐后一般是超市买的蛋糕配咖啡或茶，有时则是冰激淋。

从圣母大学邮局那个出入口往北走，离圣母大学开车不到5分钟，有一片小森林——橡树园村，在丁字路的尽头，那栋有四室两厅的一层小房子就是他们夫妇的家。他们在那里应该至少住了30多年。面对马路一侧的朝北房间，是两人的书房、厕所、客厅和车库，而朝南一边的，则是他们的卧室、客房和厨房。客厅的窗户很大，门开在客厅，走进房子，窗明几净，杂物很少，墙上的中国画是这个客厅的一个醒目特征。

这个小房子前后院都长满了高高的橡树，夏天荫翳蔽日。到了秋天，就比较麻烦，要扫落叶，特别是后院有一棵高大的枫树，落叶很多。冬天还要铲雪，上了年纪，体力活就不行了。他们曾经让邻居家的儿子帮助做小时工，那个儿子一直住在父母家，智力不高，父母相继离世后，有一天，警车呼啸而至，把这个男青年带走了。他的哥哥事后告诉他们说，警察从弟弟住处搜出非法拥有的枪支。这把怀特海夫妇吓得够呛，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男孩，居然会有这样的嗜好，而且因为平时没法深度沟通，也不知道他用枪做了什么。

2017年我们从美西一直穿越到美东，当然还要专程去南本德看望他们。吉姆写信告诉我们，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圣十字架修会办的养老中心，住在槐树园。那日下午，我们下了高速后，右转右转再右转，直奔他们住的槐树园，不到10分钟就到了他们家。他们的住宅还是照例地窗明几净，客厅悬挂着范老师送的中国画，壁炉上方有几件中国的装饰。原来他们已经无法打理原来的独立屋，而养老中心有专人负责室内外的卫生清理、花园修剪，还有食堂，可以购买不同的伙食套票。

四，鹤发童心 遗音犹在

当初，我们在圣母大学进修时，住在圣母大学东边米沙沃卡市（Mishawaka）的胡桃木小区内，那里居住较多的是墨西哥和南美人、非裔美国人，以及寄居的学生。我们的两居室在小区尽头，一日凌晨，楼下墨西哥人的家发出持续剧烈的敲门声，确实让我们紧张了一阵。因此，怀特海夫妇每周五晚上的来访，给了我们很大的安定感。那也是我家大儿子Ivan最开心的时刻。这时，尹玮玲就成了白奶奶，吉姆就成了白爷爷。白爷爷负责帮助解决我们大人各种关于西方社会、学校网络以及思想、学习上的问题。说实在的，同尹玮玲和吉姆聊天，是很舒服的事，因为他们擅长倾听，非常专注，吉姆不时迸出的一句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他们不喜家长里短地说三道四，对我们的分享总能剥离枝蔓，直奔并升华出主题。但周五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白奶奶专心地陪Ivan说话、游玩。

我想这是大多数人没有见过的尹玮玲：这时候，那个腰板永远挺直、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的尹玮玲不见了，她和一个不到五岁的中国孩子，躲进铺着宽大的桌布的餐桌下，开着小汽车，进行着各种奇幻的历险。我的儿子对这一段人生，有着深刻的记忆（另见他的文章）。

其实，我的儿子还是忘记了很多：白奶奶坐在地上给他读儿童读物，白奶奶认真听他讲述自己在巨大的白纸上所“设计”的停车场；白奶奶陪他捉迷藏，常常看见他露在窗帘外边的脚，或者撅在箱子外边的屁股，但就是装着没有发现；白奶奶还答应他，等他长大了，来圣母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那个车库（garage）让给他，因为那天他是那么痴迷她家的那个车库……

2017年我们带着儿子故地重游，重拾记忆，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7月14日周五下午4点左右我们抵达南本德，直奔他们的寓所，他们早已备好了茶和果汁，以及送给我们的他们新出版的书。我们约好周日在圣玛利亚学院内的圣堂参与弥撒后，到他们养老中心的餐厅共进午餐并深聊。午餐后，虽是盛夏，但天空碧蓝，温度怡人，我们在养老中心内天鹅遨游的湖边散步……最后，在对下一次重逢的期待中挥手道别。

礼记有云：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如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我们远隔重洋，没有尽到最后的礼数，然你们的义德高行，兰桂有芬，清晖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