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 对话 接纳 共融

——教会法专家蒋剑秋神父访谈

    编者按：2007年4月15日下午，中国数座大修院的客座教授、来自台湾的教会法学者、年近八旬的蒋剑秋神父莅临“信德”参观访问。借此机会，“信德”记者对蒋神父作了一次简短的访谈。以下是访谈内容，记者简称“记”，蒋剑秋神父简称“蒋”。

蒋剑秋神父简历：
    1928年7月3日出生于湖北沙市。曾在意大利罗马额我略大学就读，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在罗马传信大学就读，获得教会法硕士学位。1953年晋铎。1958-1968年在台湾教会从事牧灵和教学工作。1968-1975年，到老挝教会服务，也是边在中学任教边从事牧灵工作。1975-1979年，又回到台湾，在《教友生活周刊》做编辑，同时还在台湾的天主教大专同学会做辅导。1979年，到美国纽约教区一个华人中心负责牧灵事务。1991年来中国大陆教会各大修院教授教会法至今。

蒋剑秋神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记：请谈谈您在海外教会的牧灵经验。
    蒋：1958-1968年我在台湾教会从事牧灵和教学工作。实际上教书的工作比较多，一般都是在中学教书的同时又兼职传教牧灵工作。那里的学校很大，有3000多学生的小学和初中很常见。
    1968-1975年，我到老挝教会服务，也是边在中学任教边从事牧灵工作。
    1975-1979年，我又回到台湾，在《教友生活周刊》做编辑，同时我还在台湾的天主教大专同学会做辅导司铎。在台湾每一所大专院校都有天主教同学会，我就在那里为大学生们做弥撒，讲道理，作灵修辅导。每年同学会的干部还要开会、培训两次，好让学生们更好的度信仰生活。
    1979年，我到美国纽约教区做牧灵工作，在那里有一个华人中心，主要服务对象是华侨，同时也为当地的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服务。因为我曾到西班牙读书，所以跟当地的西班牙人沟通比较方便。我在美国那边工作已经20多年了，积累了很多的牧灵经验。在美国，当地教会的牧灵工作有一定的计划，这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我很多的牧灵方面的经验都是从他们那边学来的。这些牧灵经验为我从事教会法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但对我来讲，不管是在台湾、老挝还是美国，我的工作对象大都是中国人和海外华人。
   
    记：您到大陆教会修院任教已经十几年了？请谈谈您对这些修院的印象？
    蒋：我从1991年到现在一直在大陆工作，在全国各大修院教书。除了内蒙古、四川和山东没有去过，其他的大修院都去过了。只要有人邀请我，我就会安排时间。我主要是讲教会法。其中修会法，即修女会如何处理好与教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在国内尤其需要。
    我觉得国内教会在修女培训方面力度应该加强，目前，在北京、西安、太原都有了修女培育中心，但我觉得还有加强的必要。修女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堂区牧灵方面的贡献很大，所以，提升她们的综合素质是当务之急。
    国内教会重新开放之后，各大修院也先后成立，我1991年刚开始来到国内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教科书和教学人员方面比较缺乏。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的教材和师资方面已经相当不错。经过20年的发展，国内大修院在这两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各大修院目前的硬件建设不错，软件建设也在加强，这很好。
    我觉得各大修院的神师一向很缺乏，如果修院里的神师缺乏的话，修生的灵修生活就没有保证。所以我认为目前修院里面加强神师的培训最为紧要。有很多修院的神师都还很年轻，缺乏经验，更需要加强培训。
   
    记：目前，国内修院在法典教学方面仍处在起步阶段，您认为如何才能使法典教学得到提高和深化？
    蒋：据我了解，国内现在有不少的神父们在国外念教会法。我建议这些神父们回国以后，最好去堂区做一段时间的牧灵工作，从而获得实际的牧灵工作经验。因为法典本身的条文是很死的，必须要拿实际的堂区牧灵经验来支持它。在国内我们需要的不是教条性的法典的知识，而是结合实际的牧灵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婚姻问题，做弥撒行圣事该怎样进行等等。
    我在国内教学时，主要是把教会法典与实际的牧灵经验结合起来，而且在教课时有很多的具体的例子需要跟学生们分享。
    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神父，他们在教会法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在实际的牧灵生活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我希望他们可以把教会法典的有关知识与实际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他们自己去参加牧灵工作，换句话说，他们这样做的话教学水平才会提高。
    目前在国内，很多年轻神父在修院教学，教过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他们本身就觉得很泄气，因为看着学生们在课堂上无精打采，感觉他们的课不吸引人，只有理论没有实际经验，就好像只有骨头没有肉一们。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些经验介绍给各大修院。学生们问的一些问题基本上我都遇到过，而且美国遇到的难题比国内还要多的多，因此我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法律的条文是死的，怎样灵活的去应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另外，我在教学时，很强调法典的精神。精神是活的，如果我们把法典的精神理解以后再去讲的话，听的人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实际上，法典的精神就是梵二的精神，法典受梵二的影响非常深，是从梵二文献里汲取出来的。比如对话的精神、愿所有的人都得救的精神：“人灵的得救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法典的最后一条就谈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谈教会法，不是说怎么样去处罚人，怎么去停神工，都不是，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帮人得救，去救人灵魂最重要。就因为那些人有他们的缺点和过错，才需要我们教会怎么样去用法典来帮忙他们走上正轨。真正说来，法典是纪律法，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指标、一个指南、一个方向，它指导我们最后怎样走向生命，走向基督。法典就是以很具体的方法告诉你向左，向右，就像红绿灯和斑马线一样，你知道怎么走的话，自然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也即是走向基督，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记：您在大陆教会已经服务了这么长时间，您认为目前国内教会在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请从法典的角度谈谈如何加强教会管理。
    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在管理方面有一个圣统制，就是由教宗、主教和神父们共同治理教会。在教会的治理方面，法典上说的很清楚，教宗有他的职权，主教有他的职权，教区的神父也有他的职权，但关键是怎么具体去做，这一点很重要。法典告诉我们一个方向、一个框框，但具体怎样去实行就显得非常重要。
    教宗透过他的主教团——世界主教团，教区的主教透过他的谘议会，堂区神父透过他的堂区委员会具体来领导教会，而并不是家长式的治理，家长式的管理现象不应该存在。教会要求对话，教会上司也要和属下对话，如果没有沟通的话，就会非常不利于管理。
    关于管理方面，我认为应该“上权下放”，就是说你怎么去“用人才”，而不是“用奴才”。奴才就是很听话，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这样的人大都做不了什么事。也有一些人非常有才能，但是不怎么听话，作上司的要是能领导好他的话，这才能表现出你的领导才能。能善用人才，才是真本事。我在国内发现有些地方主教和神父之间常常产生矛盾，有些人能做事，可能主教比较怕驾驭不了他，而不敢重用他；不能做事的人，可能比较听话，但是也做不成什么事。这就要求作长上的要有领导才能，如何因材而用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上司对于属下要有信心，中国有句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教任命一位神父做本堂、做副本堂或作副主教，你用他的话，你就要相信他，给他权力让他放手去做事。如果你不放手让他去做的话，他就不可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我常常跟修生们——未来的主教们、神父们——讲这个问题，也就是沟通的问题。按照法典的要求，作上司的要多听属下的，作属下的要多反应你对教会的期望、你对教会的需要、教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应该多关心教会。如果两方面都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另外作神父的，应该多听教友们的意见。主教关心神父，神父关心教友，这是法典的要求。我们都要看属下的需要是什么，不能说我以为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事实上你给的可能是大家不要的，这样你就费力不讨好了。在沟通之后，你就知道属下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这样才不会浪费我们的精力，对方也会得到他想要的。教区管理也好，堂区管理也好，都应该如此。

    记：在实际的牧灵工作中，如果神长之间、神长与教友之间出现不协调时，应该怎样面对和解决？
    蒋：我认为聆听和接纳的态度最为重要。要强调的一点是关于接纳，接纳并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不要因为别人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就马上反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在听了别人的意见以后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多沟通，多交换意见，才能达成共识。
    尤其是作上司的，更应该学习“听”，听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别人讲的好听，我们喜欢听，别人讲的不好听，我们更要听，因为“忠言逆耳”，中国这句话说的很好。属下说的话之所以很难听，那是因为他很忠实地讲给你听。他说了之后，你先不要反对他，也不要说他不好，你可以说他的想法挺好，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要先以这种接纳的态度开始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有交流的余地。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这里所说的“聆听”不是听命的意思，而是聆听对方的意见。比如说一个主教任命一位神父为本堂，这位神父就可以说：“你任命的这个地方我可以去，可是我有什么什么困难……”主教就可以说：“你有这种困难，我不知道，那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如果主教在做具体地调换有困难的话，可以对神父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人，还是需要你去那个堂区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父就需要听命。主教一定要给神父们发表意见的机会，主教、神父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现在就连我们的教宗讲话都不是“一言堂”式的，以前我们的教会是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可是现在教宗说什么，我们说算不算呢？论到信仰方面，当然算，可是说到其他方面的事情，他也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是说教宗没有权，他的权一点也没有减少，只不过在方式上改变了，成了对话的、沟通的、交流的方式。若望二十三世在推动梵二会议的时候，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对话。
　　我在美国纽约教区服务20多年，一般没有与上司产生过什么矛盾。在这里我想讲一点，现在纽约换了一个枢机主教，而原来的那个枢机主教就有一个惯例，每个星期三他都会让教区的神父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不需要预约。不论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神父们跟他谈了什么，他不是听完了就算了，而是马上交代给副主教，看看可以对神父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做些什么回应。我给主教写信报告我的情况时，他都会回信，他让你感觉到他是尊重你的。1991年我就意识到了中国大陆有教会法教学方面的需要，于是我在1994年就跟我的主教提出来，我想去大陆教会服务。他听了之后就答应我了。他认为教区的神父不是专门属于教区的，如果这个神父在教区以外可以发挥他的作用，那同样也是为教会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大公精神。在国内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教区的神父很多，而另一个教区神父很少，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神父来帮忙的话，那么前者就可以支援后者。我们作神父的要“身在教区，心在普世”。对于这一点，我认为美国教会就做得非常不错。我本人属于纽约教区，可是我的心却在普世。
   
    记：听说中梵之间一直在接触，双方正处于一个修和时期，请问您对中梵关系前景有什么看法？
    蒋：关于中梵关系，我个人当然是乐观其成，我希望中梵建交能够成功。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表示出相当的诚意，表示诚意就意味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
    目前看来，双方都有一定的诚意，希望能够早日达到建交的目标。
    另外一般的看法是，因为奥运会马上就要来了，中国这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之前可以建交——为中国来讲这是个好事。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说奥运会之前不能够建交的话，那可能又会推后一段时间。
    刚开始，台湾那边对中梵建交非常敏感，神长教友均不例外。我曾跟台湾主教们建议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如果你不讨论的话，问题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写了很多有关中梵建交的文章，起初教会刊物也不敢登。去年，有一位教廷的枢机主教到台湾去了，谈到了梵蒂冈的外交原则。我写了文章，他们就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