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福希恩对AI时代福传的启示

引 言

2026年9月24日，在美国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富尔顿·希恩总主教（Fulton J. Sheen）将被册封为“真福品”，成为基督徒师法的圣人。真福希恩的一生不仅在圣德上虔诚圣善，祈祷爱人，而且在利用当代新兴的工具积极传福音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真福希恩在时代的巨变中勇敢切入，善用广播和电视，将主耶稣和祂的福音带给处于各种困扰和迷茫中的人们。希恩总主教的敏锐辨别，积极投入，灵活使用大众传媒传扬福音的精神，为处于今天人工智能（AI）时代的牧者和基督徒在及时善用各种现代传媒工具传扬福音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与社会变革。广播进入千家万户，电视开始成为新的大众媒介，传统的公共生活和文化传播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对于当时的天主教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转折点上，富尔顿·希恩总主教（Fulton J. Sheen）开始走向美国公众的视野。

他没有把广播和电视看作与教会传统相对立的东西，也没有满足于把原有的讲道简单搬到新的媒介上。相反，他认真研究这些新媒介的语言和规律，以新的表达方式传播永恒的真理，使福音进入那些传统堂区生活难以触及的家庭和公共空间。

从广播到电视，从课堂到演播室，从学术著作到大众传播，希恩一生所面对的其实始终是同一个问题：当时代的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时，教会怎样继续与人相遇？

这一问题，在今天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2026年5月，教宗良十四世颁布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通谕《伟大的人类》（Magnifica Humanitas）。通谕指出，技术并不是天然与人对立的力量，科技进步本身能够改善人的生活、促进发展；但技术从来不是目的。真正需要辨别的，是技术将把人带向哪里，是否有助于维护人的尊严、自由、责任、关系和共同的善。教宗特别提醒，人工智能能够模拟人的某些智能功能，却没有人的身体经验，也不会真正经历爱、友谊、责任和关系；因此，技术能力的增长，不能取代人的成长，更不能取代人的判断和责任。

从这个角度回望希恩，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值得今天重新认识，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电视时代的传教明星”，更因为他留下了一种面对技术变革的态度：拥抱新的传播工具，却不把工具当成目的；进入新的传播空间，却始终把人的灵魂放在传播的中心。

这或许正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重新纪念这位多媒体福传先驱的意义。

一、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传播

1895年5月8日，富尔顿·希恩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帕索的一个虔诚天主教家庭。1919年9月20日，他晋铎，随后开始了兼具学术、牧灵与传播特色的圣职生涯。

希恩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他始终没有把信仰与理性、学术与牧灵、教会传统与现代社会割裂开来。

晋铎后，他先赴美国天主教大学深造，随后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哲学。鲁汶的学术训练使他深受圣托马斯·阿奎纳哲学传统影响，也奠定了他一生思想表达的基础。回国后，他长期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哲学与神学，并出版了大量著作。

这段经历对于理解希恩日后的媒体事业十分重要。

他并不是一个偶然走红的电视人物。站在镜头前的那位主教，背后是一名经过严格哲学和神学训练的学者。他面对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以简单口号回应，而是试图从人的理性、自由、道德、爱情、家庭、社会和终极意义等问题出发，将信仰带入现代人的思想世界。

也正因为如此，当广播和电视出现时，希恩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渠道”。他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一个新的福传天地。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线电广播迅速普及。1926年，希恩已经开始接触广播；1930年，他加入《天主教时光》（The Catholic Hour），此后长期通过无线电向全美听众讲话。这个节目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广播之一。

对于希恩来说，广播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神父能够“被更多人听见”，而是让教会第一次能够进入大量没有走进教堂的人们的生活空间。

广播没有祭台，没有圣像，没有教堂建筑，甚至看不见讲道者的面孔。它只剩下声音。

于是，希恩必须重新思考：当传统的宗教传播条件被剥离之后，究竟什么能够留下？

答案最终仍然是人的思想、声音和生命见证。

他没有简单重复教堂里的讲道，而是根据广播的特点调整表达方式，把哲学和神学问题转化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问题，从人的经验进入信仰，从家庭、婚姻、孤独、道德、自由、战争等问题，进而进入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他面对的，不只是天主教徒，而是一个社会，所有的人。

这正是希恩媒体福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没有因为进入大众媒体，就降低信仰的思想高度；也没有因为坚持信仰传统，就拒绝现代人的语言。

他所做的，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

二、当电视成为新的“讲台”

1951年6月11日，希恩在罗马晋牧，成为纽约总教区辅理主教。次年，他开始主持电视节目《生命值得活》（Life Is Worth Living）。1952年至1957年间，这档节目在美国黄金时段播出，最高峰时每周观众达到约3000万人。1953年，希恩凭借节目获得艾美奖。

今天回看这些数字，很容易把希恩理解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物”。

但如果只看到收视率，就恰恰错过了希恩最重要的地方。

电视与广播不同。广播依靠声音建立联系，电视则要求传播者面对镜头、面对视觉空间。希恩敏锐地意识到，电视不是“带画面的广播”，而是一种新的传播语言。

他的节目没有复杂的布景，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视觉包装。镜头前主要是他本人、一张写字台和一块黑板。他通过站立、行走、板书、手势和眼神控制节目节奏，用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建立起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非常早期、却极其成熟的媒介意识。

希恩没有试图把自己变成娱乐明星，而是利用电视所赋予他的亲近感，让一个原本抽象的神学问题变成一个具体的人正在面对的问题。

他谈爱情，也谈孤独；谈婚姻，也谈责任；谈自由，也谈极权；谈财富，也谈贫穷；谈现代文明，也不断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节目能够突破单纯的宗教圈层。

希恩的传播并不是把“更多天主教内容”送进电视，而是把天主教对于人的理解带进了公共文化空间。

这两者看似相近，实际上完全不同。

前者关注的是传播数量，后者关注的是传播究竟改变了什么。

希恩的答案很明确：如果传播只是制造更多观看者，却没有帮助人更认真地面对真理、自由、责任和生命，那么传播本身并没有完成它真正的使命。

这也使他的媒体实践与今天的数字传播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

今天，我们拥有远远超过希恩时代的传播能力。一条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抵达全球；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算法能够分析用户兴趣，甚至帮助我们预测一个人可能愿意看到什么。

我们的“传播能力”已经发生了巨大飞跃。

但一个问题也因此更加尖锐：

传播得更快，是否意味着人理解得更深？

看见更多，是否意味着认识更多？

获得更多答案，是否意味着提出了更好的问题？

技术能够缩短信息抵达人的时间，却无法替人完成思考；能够模拟人的表达，却不能替人承担表达背后的责任；能够生成越来越逼真的内容，却不能因此获得人的生命经验。

教宗良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中正是从这里提醒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教育和人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与真实世界相遇，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可以帮助人，却不能让人放弃提问、判断和思考。

这其实也是希恩留给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真正值得学习的，是他面对新技术时的判断

希恩最值得今天纪念的地方，并不是“他很早就用了广播和电视”。

因为单纯使用新技术，本身并不值得称为先驱。

真正重要的是：面对一种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新技术，他知道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不能改变。

广播改变了传播的距离，却没有改变福音的内容。

电视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却没有改变人的尊严。

新的媒介改变了人与信息相遇的方式，却没有改变教会面对人的基本使命。

这其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分寸感。

希恩没有要求电视适应教堂的旧有表达方式，而是主动学习电视；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为了迎合电视而牺牲信仰的思想深度。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判断”。

面对今天的人工智能，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判断。

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教会整理资料、翻译文本、制作视觉内容、处理大量信息，也能够帮助福传者触及过去难以触及的人群。这些能力值得认真研究，也值得积极使用。

但“能够使用”与“应该怎样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教宗良十四世在通谕中指出，人工智能的使用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当技术进入影响人的领域，就会涉及自由、机会、责任、隐私和人的尊严；因此，对 AI 的真正回应不能只是追求效率，还必须建立责任、监督和伦理判断。

对于教会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更基本的原则：

可以让 AI 帮助我们传播，却不能让 AI 替我们承担福传者的责任；可以让机器提高效率，却不能让效率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可以借助算法寻找“更多的人”，却不能因此忘记我们最终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这或许正是希恩今天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最有价值的地方。

他所面对的是广播和电视，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互联网、短视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

媒介完全不同。

问题却高度相似：

当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传播时，人是否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传播？

四、技术可以扩大声音，却不能代替生命

希恩一生还有一个容易被“媒体明星”身份遮蔽的侧面。

在聚光灯之外，他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灵修生活。从修道院开始，他每天进行一小时的圣时祈祷，并长期坚持。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也特别记载了这一灵修传统。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希恩的媒体事业并不是建立在媒体本身之上。

他的声音来自一个比声音更深的地方。

从祈祷的泉源中，他获得了灵感与力量，敏锐与实践。

他的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够持续产生影响，并不仅仅因为他会使用黑板、会讲故事、会控制镜头，更因为在镜头之外，他有一个不断被信仰、祈祷、学术和牧灵经验塑造的人。

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值得重新思考的一点。

今天，机器能够迅速模仿一个人的文字风格，生成漂亮的图片，制作完整的视频，甚至模拟人的声音。未来，这种能力还会继续增强。

可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从来不只存在于“他能够生产什么内容”。

人的成长发生在时间里，发生在关系里，发生在选择里，也发生在承担责任、经历痛苦、认识自己的过程中。

一个机器可以写出关于爱的话，却不会经历爱；

可以生成关于希望的文字，却不会在绝望中坚持；

可以整理关于信仰的资料，却不会跪在圣体前祈祷；

可以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却不能替这个人承担他所说的话。

因此，AI时代最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是人在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工具之后，却越来越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教宗良十四世在通谕中对此有非常清楚的判断：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的某些智能功能，但并不具备人的身体经验、关系经验，也不知道爱、友谊、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技术的进步必须与人的道德、社会和精神成长同步，否则就可能出现“能力增加而人的成长没有增加”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恩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回答。

技术可以成为人的放大器，但不能成为人的替代品。

希恩借助广播和电视，把自己的声音扩大了千万倍；但他首先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信仰、学术、祈祷和牧灵。

所以，他留下的并不是一套“如何成为媒体明星”的方法，而是一种更深的传播观：

先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然后才决定要用怎样的媒介去讲话。

五、从“使用新技术”到“判断新技术”

希恩后来还承担了更加广阔的传教使命。1950年至1966年，他担任美国天主教海外传教事业的总负责人，将媒体影响力与全球传教、慈善和援助事业联系起来。有关资料显示，他通过广播、电视、著作以及传教事业，将美国信友的关注和资源引向世界各地的传教地区。

这说明，他对于媒体的理解从来不是“让自己出名”。

媒体只是工具。

真正的目标，是人与人的连接，是福音的传播，是对贫困者和边缘者的关怀，是让已经拥有资源的人看见那些自己看不见的人。

这与今天教会思考数字技术的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教宗良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中反复强调，技术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尊严、共同的善、团结、正义和对弱小者的保护为尺度；面对数字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平台和技术机构的现实，也需要警惕新的依赖、排斥和不平等。

这意味着，AI时代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技术至上”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因为害怕技术而退回传统媒介的教会。

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进入新技术，又有能力对新技术作出判断的教会。

希恩面对广播和电视时，没有问：“这种东西是不是世俗的？”

他更实际地问：“这种新的工具可以怎样服务人的需要？怎样让福音与现代人相遇？”

今天，我们同样不能只问：“AI能不能用于福传？”

更应该问：

它把人带向了哪里？

它是否帮助人更接近真理？

是否使人的思考更加深入？

是否帮助人与人建立真实的关系？

是否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

是否让那些原本没有声音的人获得更多表达的机会？

还是仅仅让我们生产更多内容、追逐更多流量、获得更多点击？

这就是从“使用技术”走向“判断技术”。

而这种判断，本身就是教会在AI时代必须重新学习的能力。

六、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理解一位“媒体先驱”

2026年9月24日，富尔顿·希恩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被册封为真福。教宗良十四世已经特别提到这一日期，并称希恩是一位通过广播和电视传播信仰、希望与爱的著名传教事业负责人。教宗还表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就曾接触希恩的福传，并指出他的广播曾将福音的希望带给数百万人。

这个时间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位因广播和电视而广为人知的福传者，恰恰在人工智能正在重新改变传播秩序的2026年，被教会宣布为“真福品”。

这几乎构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对话。

希恩面对的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革命。

我们面对的，则是人工智能推动的新一轮传播革命。

他面对的是“人怎样适应广播和电视”。

我们面对的是“人在拥有能够生成内容、分析信息甚至模拟人的技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继续做一个人”。

两者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人如何面对技术。

希恩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不要因为技术陌生就拒绝它。

他没有等待广播和电视变得“完全适合教会”，而是主动进入其中，学习它的语言，理解它的规律。

第二个启示，是不要因为技术强大就崇拜它。

希恩从来没有把媒介能力本身当成福传的终点。他的广播和电视最终仍然指向人的生命、人的良知、人的责任以及对天主的追寻。

第三个，也是今天最重要的启示，是技术越强大，人越需要成长。

因为当工具越来越容易使用，真正稀缺的就不再只是生产能力，而是判断力；当内容越来越容易生成，真正重要的就不再只是表达能力，而是真实性；当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真正不能丢失的，就是提出问题、辨别真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正与教宗良十四世的提醒相呼应：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不只是更快的技术进步，还需要人的教育、良知、责任和关系同步成长。教育的意义，甚至包括学会判断什么时候不应该使用 AI。

因此，纪念希恩，并不是要我们复制他的传播方式。

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用20世纪50年代的方式面对21世纪。

真正需要继承的，是他的判断力。

面对广播，他知道怎样进入；

面对电视，他知道怎样表达；

面对世俗文化，他知道怎样对话；

面对社会问题，他知道怎样坚持人的尊严；

面对自己的影响力，他知道怎样把它转化为服务；

而在一切媒体工作之外，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为什么说话。

这才是一个媒体福传先驱真正留下的遗产。

结语：媒介会改变，人的使命不会改变

富尔顿·希恩的一生，横跨了广播、电视和现代大众传播兴起的整个时代。他是学者，也是牧者；是布道家，也是作家；是大众传媒中的公众人物，也是长期守护内在灵性生活的基督徒。

他最值得后世记住的，不是曾经有多少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而是他证明了一件事情：

教会可以进入新的传播时代，而不必放弃自己的传统；

可以学习新的技术，而不必把技术当成信仰；

可以面对现代世界，而不必失去对人的深刻理解。

今天，人工智能正在把这一问题推向更深处。

从广播到电视，从互联网到短视频，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人类不断获得更强大的传播能力。媒介越来越快，信息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能够模拟人的表达。

但人的成长依然需要时间。

人的良知不能外包。

人的责任不能交给算法。

人的爱、友谊、宽恕、希望和对真理的追寻，也不能由机器代替。

因此，在AI时代重新纪念富尔顿·希恩，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也许不是“他当年用了什么技术”，而是：

当新的技术再次改变世界时，我们有没有像他一样，既敢于走进新时代，又清楚知道什么不能被时代带走？

答案最终仍然回到人。

人是天主的肖像。人是主耶稣的门徒。

技术可以让声音传得更远，却不能决定我们应该说什么；

技术可以让信息传播得更快，却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

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触及更多人，却不能代替我们真正地爱一个人、理解一个人、陪伴一个人。

对于教会而言，这或许就是希恩留给AI时代最珍贵的遗产：

媒介可以不断更新，福传的方式可以不断改变，但福传最终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良知，以及人向真理和天主开放的能力，永远不能被任何技术所取代。

这也是为什么，一位诞生于1895年的广播和电视福传先驱，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新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