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福传的先驱

摘要：富尔顿·希恩总主教发挥天主所赐予的神恩，面对时代的浪潮，善用新生的传媒工具，以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为锚点，用平凡的语言，剖析社会思潮，将教会的信仰真理从教堂的讲台带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他充满福音精神的生命活力源自每天在圣体前一个小时的“守圣时”和对普世福传与关爱贫困者的慷慨奉献。他的卓越精神得到了千万人的称颂和天主以奇迹给予的见证，即将被教会册封为“真福品”，也为当代的福传者和牧者提供了积极善用每一个新工具，灵活更新，走进人群福传的新启示。

关键词：富尔顿·希恩，善用传媒，圣时祈祷，关爱大众，真福品。

引  言

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伴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现代大众媒体——尤其是无线电广播与电视网，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塑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景观。在那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原本被边缘化、常被视为移民宗教的美国天主教会，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黄金崛起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富尔顿·希恩总主教（Archbishop Fulton John Sheen）脱颖而出。他不仅敏锐地善用了大众传媒的媒介力量，更以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方式，将古老的教堂宣道传统带入了摩登时代的每个家庭的“客厅”。

希恩总主教在历史上的核心地位，绝非简单的“明星牧者”所能概括。他是大众媒体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位电视传教巨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黄金档期，他身披主教红袍、外罩黑色斗篷，凭借一方简单的黑板和无懈可击的雄辩口才，在收视率上与当时最红的世俗综艺天王正面交锋，创下了每周吸引数千万人观看的收视神话。然而，在荧幕光环之下，希恩更拥有多重的卓越身份：他是一位严谨的、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一位充满激情的布道家，以及一位将数百万美元稿酬与爱心捐款悉数奉献给全球贫困地区的慈善家。他的一生，跨越了学术象牙塔、讲道坛与好莱坞式的演播厅，展现了极其罕见的多面才华与圣德。

本文的主旨，在于深入探讨希恩总主教如何将深厚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神学与哲学，同最前沿的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完美融合。在冷战阴影罩顶、技术实用主义盛行以及世俗化浪潮初现的二十世纪中叶，希恩总主教没有将大众媒体视为“魔鬼的工具”而加以排斥，反而将其转化为“新福传”的阵地和工具。他巧妙地利用世俗社会的公共话语，探讨人的焦虑、婚姻、自由与战争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心理与精神危机，从而在现代世俗化浪潮中，彻底重塑了天主教在主流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证明了天主教信仰不仅没有与现代世界脱节，反而能为现代人的灵魂困境提供最深刻的帮助与升华。

一、早期成长与知识奠基：从伊利诺伊到鲁汶

1895年5月8日，富尔顿·希恩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帕索（El Paso）的一个虔诚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作为四个儿子中的长子，他在中西部肥沃的农田与保守的社区环境中长大。这种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天主教家庭环境，不仅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也让他从小浸润在纯正的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之中。

少年时期的希恩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演说天赋与聪慧。他在圣玛利亚学校就读时，就因嗓音洪亮、口齿伶俐而在学校的戏剧与演讲中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他的圣召在孩提时代便已初显。在一次担任辅祭员时，他不小心碰倒了祭台上的圣爵，当时的主教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预言他未来会去欧洲的鲁汶大学深造并成为一名神父。

高中毕业后，希恩进入了圣保禄修道院接受系统性的灵修、神学与牧灵训练。在修院期间，他不仅克己修德，表现出对圣体的极度虔敬，更在同辈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他每日坚持进行一小时的守“圣时”祈祷，这一灵修习惯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成为他日后讲道时源源不断的精神泉源。1919年9月20日，希恩正式被祝圣为神父，开启了他传奇的圣职生涯。

晋铎后的希恩并未立即投入堂区牧职，他惊人的学术天赋使其被保送至美国天主教大学（CUA）继续深造。在华盛顿，他迅速展现出在哲学与神学领域的巨大学术潜力。然而，真正奠定他一生知识高度的，是他随后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留学经历。

当时的鲁汶大学是全球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哲学复兴的圣地。希恩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以极大的热情钻研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哲学体系。1923年，希恩以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毕业。他不仅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更荣获了鲁汶大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圣神奖（Agrégé en philosophie）。希恩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美国人。他的博士论文因其深刻的洞察力，同时斩获了著名的梅西埃枢机奖（Cardinal Mercier Prize）。这段欧洲留学的经历，不仅极大地开阔了希恩的国际视野，更让他掌握了严谨的经院哲学思辨利器，使他日后面对世俗学术界的挑战时，总能游刃有余、一针见血。

1925年，希恩发表了他的里程碑式学术著作《现代世界中的天主与智能》（God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极其雄辩的论证，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不可知论与实用主义哲学。他指出，现代思想家试图将“天主”降格为人类经验的产物或一种进化的力量，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阉割人类的理性。

1926年起，希恩开始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哲学与神学。这一时期的希恩，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西方知识界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将目光投向了现代主义、无神论以及科学唯物主义。希恩坚信，信仰与理性（Faith and Reason）绝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运用托马斯主义哲学证明，唯有承认一个超越的、绝对的天主，人类的理性和现代科学才能找到其最终的逻辑根基。他对唯物主义的早期批判，不仅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更在冷战爆发前，就已经从哲学高度为美国天主教会构建了一套坚实的信仰防御线，预示了他日后作为“真理捍卫者”的社会角色。

二、广播时代的先声：《天主教时光》（1930–1950）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无线电广播技术在美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迅速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天主教全国男青年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atholic Men）与国家广播公司（NBC）达成合作，试图推出一个面向全国的宗教电台节目。1930年3月2日，《天主教时光》（The Catholic Hour）正式开播。当时任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教授的富尔顿·希恩神父受邀担任该节目的主讲人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个节目会彻底改变美国宗教传播的历史走向。

希恩神父的加入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早已在地方广播中展现出惊人的口才。在全美反天主教情绪依然暗流涌动的时代，希恩深知这个国家级广播平台的重要性。他不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堂讲道搬上电台，而是精心设计了一种适应无线电媒介特性的全新传播叙事。在国家广播公司的支持下，《天主教时光》的覆盖网从最初的22家联播电台，迅速扩张到巅峰时期的100多家，成为全美广播史上最长寿、最具影响力的宗教节目之一。

希恩在电波中展现出的最大奇迹，在于他卓越的声音魅力以及跨越教派鸿沟的沟通能力。他的声音醇厚、磁性且富有戏剧性的抑扬顿挫，能够通过无线电波产生一种近乎面对面交流的亲密感。更重要的是，希恩在节目中刻意避免使用晦涩的天主教内部术语或进行带有攻击性的教派辩论，而是选择从普遍的人性、道德、以及理性的角度出发，由浅入深，徐徐道来。

这种独特的讲道策略产生了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吸引力。希恩不仅是在对天主教徒讲话，他更是在对所有寻找真理的美国人讲话。在《天主教时光》收到的数以万计的听众来信中，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新教徒、犹太教徒以及无神论者。他将复杂的经院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等新学科相结合，探讨现代人共同面临的孤独、诱惑与灵魂救赎。通过无线电波，希恩不仅打破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天主教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更悄然将天主教的价值观编织进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之中。

《天主教时光》风靡全美的二十年，恰逢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两个时期，即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与19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社会普遍陷入恐慌、绝望与信仰危机时，希恩的声音成为了数百万美国人心灵的避风港与道德航标。在大萧条时期，当人们在物质匮乏和失业中挣扎时，希恩在广播中大声疾呼，提醒美国人“财富的匮乏不能导致灵魂的贫瘠”。他严厉批评了导致经济崩溃的贪婪掠夺，同时也极力安抚那些痛苦的心灵，引导人们在苦难中发现超然的精神价值。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全球时，希恩的讲坛变成了反对极权主义、捍卫人之尊严的舆论阵地。他不仅在精神上慰藉那些将孩子送往战场的美国父母，更从道德与神学的高度，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体无完肤的剖析与批判。他告诉公众，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基本尊严的“精神之战”。通过在这些历史关键节点的发声，希恩将自己和天主教会的形象，牢牢树立为整个美国社会的精神导师与正义化身。

三、电视时代的巅峰：《生命值得活》（1952–1957）

随着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的普及，美国步入了视觉媒体的黄金时代。1951年6月11日希恩被祝圣为纽约总教区辅理主教。1952年2月12日，富尔顿·希恩主教在杜蒙电视网（DuMont Television Network）开启了一档名为《生命值得活》（Life is Worth Living）的全新电视节目。令人惊叹的是，电视台将其安排在每周二晚上的黄金时段——这个时段正面对撞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德士古星剧场》（Texaco Star Theater）。后者的主持人是当时被誉为“电视先生”的世俗综艺天王米尔顿·伯利（Milton Berle），其实播收视率曾一度高达80%，几乎无人敢面对其锋芒。

然而，这场看似“达味与哥肋雅”（撒上17:1-54）式的对决，却创造了美国电视史上的最大奇迹。身披主教红袍的希恩，凭借其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迅速吸引了全美观众的目光，其收视人数在短时间内飙升至每周近3000万人。全美媒体开始津津乐道于“米尔顿叔叔”与“福尔顿叔叔”的无烟大战。甚至连米尔顿·伯利本人也幽默地调侃道：“他（希恩）也有更优秀的编剧——玛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 1953年，希恩主教击败了包括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在内的众多好莱坞巨星，荣获了第五届艾美奖“最杰出电视人物”奖。在领奖时，他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感言：“感谢我的四位编剧——玛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

《生命值得活》的空前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恩总主教对电视这一视觉媒介的精湛驾驭，他开创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电视舞台美学。在长达半小时的节目中，没有提词器，没有讲稿，甚至没有复杂的转场。镜头里只有希恩主教一人，他身着威严的天主教主教袍，外罩长长的紫红色披风。他那双深邃、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镜头，仿佛透过屏幕正在注视着每一位坐在客厅里的观众的灵魂。他的舞台道具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写字台和一方黑板。希恩在演讲过程中会随时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画出哲学图表或写下关键词。当他走向另一侧时，台下的工作人员会迅速将黑板擦干净。希恩幽默地在节目中称这是一位“隐形天使”在帮他擦黑板，这一亲民而机智的举动成为了节目的标志性特色。他那充满戏剧张力的肢体语言、完美的语速控制，以及将严肃话题点缀以美式幽默的能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讲座升华为了一种极具观赏性的视觉艺术。

如果说独特的舞台美学是《生命值得活》的外在吸引力，那么其适应众人的普世性的话语体系则是留住千万听众的核心所在。希恩总主教深知，在世俗的商业电视网上，不能把节目变成纯粹的天主教教理宣讲。因此，他高明地将圣托马斯·阿奎纳深奥的经院哲学，以日常用语，转化为现代人切身关注的日常议题。他探讨的主题极其广泛，涵盖了战后人们普遍面临的焦虑、孤独、婚姻危机、青少年的迷茫，以及自由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他从人类共通的心理困境出发，层层剥茧，最后引导出形而上学的真理与天主的爱。他向全美观众证明，古老的信仰并不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心理学对立的陈腐教条，反而是能够医治现代文明精神危病的唯一良药。希恩主教成功地拆毁了天主教与世俗世界之间的藩篱，在冷战初期物欲横流、核阴影罩顶的美国社会中，为跨越教派的所有人类灵魂，提供了一座坚实且充满温情、理性与希望的灯塔。

四、先知式的洞察：谴责极端践行公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冷战对峙的愈演愈烈，麦卡锡主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美国。在这一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期，富尔顿·希恩总主教成为了全美反抗物质主义最具知识深度的声音。然而，与当时政客们歇斯底里的政治恐吓不同，希恩的严厉批判是完全建立在神学、哲学和对人之尊严的捍卫之上的。他指出，物质主义的最大谬误不在于其经济，而在于其对人类自由灵魂的剥夺，将人异化为了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

同时，希恩也同样将极其犀利的批判锋芒对准了极端的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希恩敏锐地洞察到，战后美国社会的极度富裕中正孕育着另一种形式的灵魂腐蚀。他曾多次在节目与著作中警示美国公众：资本主义与物质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它们都将“物质的满足”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希恩指出，一个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无限制的资本贪婪所奴役的社会，虽然在形式上声称信仰天主，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过着破坏信仰的“实际无神论”（Practical Atheism）生活。他大声疾呼，西方文明如果丧失了其赖以立国的基督教道德根基，盲目崇拜财富与技术实用主义，那么其最终从内部崩溃的速度，将不亚于那些被极权统治的国家。这种超越党派、直击现代文明沉疴的双向批判，彰显了他作为公教会牧者的超然与纯粹。

希恩总主教对社会公义的践行，绝非停留在口头上的布道，而是直接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全球慈善行动。1950年至1966年期间，他被任命为宗座万民福音部美国分支机构的总监。这是一个负责管理全美天主教全球传教与扶贫事业的核心岗位。在长达十六年的任期内，希恩展现出了其宏大的全球视野。他坚信，公教会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西方的财富，而在于对全球最贫困、最边缘化人群的关怀。希恩巧妙地将自己通过电视、广播和超过60部著作所获得的所有丰厚稿酬、电视通告费以及数以亿计的教友捐款，悉数投入到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区、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建设中。在世界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全球化”的时代，希恩就已经通过他的传播网络，在欧美的富裕信友与亚非拉的贫困兄弟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爱的纽带。他创办了《传教》（Mission）杂志，并创立了“世界传教玫瑰经”，用五种颜色的念珠代表五个大洲，呼吁西方信友打破孤立主义，去关注全球的社会公义与人道危机。这一时期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了公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外传教推动者之一。

五、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与晚年牧职

20世纪60年代初，天主教会迎来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Vatican II, 1962–1965）。作为当时全球最具知名度与公信力的主教之一，富尔顿·希恩全程参与了这场教会的盛会。在罗马，希恩总主教不仅作为美国主教团的重要智囊，更凭借其数十年来驾驭大众媒体的独到经验，在大会关于现代传播媒介的讨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积极参与了有关《大众传播工具法令》的起草与辩论。希恩在会议上力陈，现代媒体绝非教会应当警惕的世俗污染，而是天主在现代赐予人类、用以宣讲福音的“新讲台”。同时，在关于教会传教活动的《教友传教工作法令》的讨论中，他凭借多年担任全美万民福音部总监的丰富经验，强烈呼吁教会应当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多元文化、面向全球的本地化“新福传”策略。他在梵二会议中的前瞻性视野，深深地影响了战后天主教会向现代世界开放的步伐。

1966年，梵二会议结束后不久，教宗保禄六世任命希恩为纽约州罗切斯特教区（Diocese of Rochester）正权主教。从镁光灯聚焦的全国媒体中心，来到具体的地方教区主持教务，此时的希恩已经71岁高龄了，而他所面对的，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60年代末——民权运动高涨、反战游行席卷、传统权威瓦解。在罗切斯特任职期间，希恩主教以极大的热忱尝试将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落实到地方牧灵实践中。为了响应平权与反贫困运动，他打破常规，积极投身内城黑人社区的社会公义事业。他甚至曾试图将一座堂区的财产直接捐赠给联邦反贫困计划，用以改善贫民窟的住房条件。这一极具激进色彩的举动在当时相对保守的教区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震动。同时，他在教区内设立了由平信友和神父共同组成的“牧职评议会”，打破了传统的教阶隔离。尽管这些前卫的社会与牧灵试验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现实阻力，并最终促使他在1969年将到达主教法定退休年龄时辞去正权主教职务，但这些尝试无疑彰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勇于自我革新的圣德与担当。

1969年卸任罗切斯特主教后，希恩被教宗保禄六世授予纽波特领衔总主教（Titular Archbishop of Newport）的荣誉头衔，并选择回到纽约隐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虽然身体每况愈下，遭受着严重心脏病的折磨，但他从未停下宣讲福音的脚步。他在纽约的一间小公寓里过着近乎隐修士般的生活，继续撰写了多部反思生命与基督信仰的灵修杰作，包括他的自传《瓦器中的宝藏》（Treasure in Clay）。

1979年10月，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美国纽约圣帕特里克主教座堂。在万众瞩目中，这位新当选的教宗走到轮椅上的希恩总主教面前，紧紧地拥抱了他，并对他说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历史性评价：“你写得好，讲得好！你是教会忠实的儿子！”同年12月9日，富尔顿·希恩总主教在他纽约公寓的私人小堂里，正对着他一生热爱、每日朝拜的圣体和祭台，平静地回归天家，享年84岁。他用一生毫无保留的宣讲，充分发挥了天主赐予的天赋，完成了天主召叫他的传教使命，为大众媒体时代留下了最美丽的圣德见证。

六、对当代的启示：精神遗产与封圣进程

富尔顿·希恩总主教在离世后，其列圣品进程始终牵动着全球无数信友的心。2002年，其家乡教区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Peoria）正式开启了他的封圣审理。2012年6月28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宣布认可其具有“英雄美德”，追授其为“可敬者”（Venerable）。随后，由他转祷而产生的第一个奇迹也获得了梵蒂冈的医学与神学一致认定——2010年，一位名为詹姆斯·富尔顿（James Fulton Engstrom）的新生儿在出生后长达61分钟没有脉搏和呼吸，在父母向希恩主教连续转祷后奇迹般复活，且未留下任何大脑损伤。

尽管教宗方济各在2019年便正式承认了这一奇迹，但由于希恩主教曾任职的罗切斯特教区当时卷入了纽约州有关神职人员历史虐待案件的法律调查，为确保其档案毫无瑕疵，梵蒂冈曾一度在2019年底紧急延缓了原本定下的宣福礼。经过数年严谨的司法与教会法审查，教会最终得出结论：希恩总主教的个人履历绝对清白，不应受到任何延误。

教廷圣座正式宣布重启该项进程，并确认富尔顿·希恩总主教于2026年9月24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举行隆重的宣福大典，正式册封他为“真福品”（Blessed）。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不仅是对他个人圣德、恒常朝拜圣体之灵修深度的最高肯定，也让成千上万在冷战与媒体时代深受他启迪与安慰的信友感到欣慰，更使他成为了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与媒体时代的真福”。

希恩总主教留给后世最深远的遗产，在于他为21世纪的数字化天主教会提供了一套不可复制却极具启示性的“新福传”策略蓝图。他那跨越时代的前瞻性，在当下的互联网、短视频和自媒体时代，正散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从希恩总主教的善用媒体实践中，当代福传者和神职人员可以汲取三个启示：

第一，善用传媒，拥抱技术： 希恩主教在广播与电视诞生之初，没有采取保守和退缩的姿态，而是将其作为宣传天主的“新讲台”。面对当代的算法、网络、社交媒体和AI等新工具，教会个人和团体不应恐惧现代世俗技术的崛起，而应主动进入这些“数字大陆”的领域，将其转化为传递爱与真理的工具。

第二，消解隔阂，与人共鸣： 希恩主教的电视节目之所以能跨越教派，吸引海量的新教徒与唯物论者，是因为他擅长将深奥的神学教条转化为现代人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如，焦虑、婚姻裂痕、孤独等。这种从人性经验出发、用理性照亮信仰的传播方式，是打破信息茧房与信仰隔阂的唯一钥匙。 当代牧者和基督徒不只应关心教会内的兄弟姐妹们，更要关爱不同社会层面的人，无论种族和信仰。

第三，知行合一，圣德优先： 希恩主教在荧幕上的卓越雄辩，其内核是他每天坚持的一小时圣时祈祷，以及他博爱众人，将巨额稿酬悉数捐给全球传教扶贫事业的纯粹慈善举动。他的生命选择提醒着所有当代网络传播者：再精湛的媒体技术也无法伪造灵魂的圣善。唯有建立在坚实圣德与社会正义之上的真理宣讲，才能真正具备震撼世界的力量。

结语

富尔顿·希恩总主教的一生，是天主在二十世纪大众媒体时代赐予人类的一份独特礼物。他用声音在无线电波中驱散了大萧条与二战的阴霾，他用红袍与黑板在电视黄金档中为千万现代迷茫的灵魂重塑了生命的价值。作为学者、布道家、慈善家与教会牧者，他将理性的光芒与信仰的温情完美结合，在世俗主义的浪潮中，彻底改写了天主教的公众形象。

当我们在今天回望这位即将荣登“真福品”的主教时，他那深邃的眼神仿佛依然透过当代的数字屏幕注视着我们，正如他曾经呼吁当代的人，他也用他那标志性的洪亮声音在向每一个宣告：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技术如何变迁，只要有爱与真理在，“生命就永远值得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