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议同行，以爱为证：教宗良十四世牧灵福传的方法论与时代紧迫性探析

前言

本文以教宗良十四世的公开训导为依托，核心灵感源自其系列公开讲道，并系统引用其讲话与讲道词文献，其中2026年1月7-8日首次特别枢密会议对枢机团的讲话构成关键文献支撑。同时，本文以教宗良十四世“共议同行”牧灵方法论为核心议题，系统探讨其在继承梵二大公会议精神及前任教宗训导基础上，对“牧灵福传”时代紧迫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教宗的论述植根于圣经传统、教会训导与礼仪神学，通过首届特别枢密会议讲话及早期牧职行动，展现出对当代教会使命的深刻回应。核心要义在于阐释其将福传本质重新定义为“在共融中见证基督的吸引力”这一命题，分析“以爱为逻辑”的共议同行实践如何成为教会回应当今世界创伤与渴望的神学基础。本文将围绕：历史根基与神学溯源—共议同行的理论建构—牧灵福传的现实回应—综合分析与实践路径四大核心板块展开探讨，以期为理解当代天主教牧灵神学的发展和堂区福传实践提供微薄助力。

一、历史根基与神学溯源：教宗牧灵方法论的理论起点

教宗良十四世的牧职始于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沿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轨迹向前迈进。其牧徽格言“在唯一的天主内，我们合而为一”（In Illo uno unum）源自圣奥斯定《圣咏》第128篇讲道集。这位教会圣师曾阐释：“尽管我们基督徒人数众多，但我们在唯一的基督内是一体”，深刻揭示了教会在基督奥体中的共融本质。

上任伊始，教宗即指出教会的使命是成为“一盏照亮世界夜晚的明灯”（参玛5:14-6；谷16:15；路1:79；若1:4-9；弗5:13-14；默21:23；咏119:105，132:17），而这光芒并非来自自身，完全源自基督——“万民之光”（教会LG1，教理CCC697，748）。在此神学视野下，他于2026年1月7日至8日召集的首次特别枢密会议，便成为系统阐述其牧灵方略的关键场合。会议聚焦“福音的喜乐”“宣讲福音”“共议同行”与“礼仪”四大优先议题，最终由全球170位枢机选出“共议同行”与“福传使命”作为核心，这本身即是对其方法论的一次集体分辨与实践。

二、共议同行的理论建构：爱之逻辑与实践机制分析

教宗良十四世所阐释的“共议同行”，远非一种会议制度或管理技巧，而是植根于教会奥迹的生存与行动方式。其方法论包含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1. 神学根基：从“权力逻辑”到“爱的逻辑”

教宗明确指出，教会内的人际关系不应遵循世俗的“权力逻辑”，而应遵循“爱的逻辑”。这源于对教会本质的深刻理解：教会是“由被爱的人组成的群体”，其首要原则是爱，在此之中，“没有人被呼召去统治他人；所有人都被蒙召去服务”。这一理解直接源自梵二会议将教会视为“天主子民”的宪章精神（参《牧职宪章》GS3）。因此，“共议同行”的本质是活出共融的圣事性，在此共融中，真理“不是被拥有的，而是共同寻求的”。

2. 神恩基础：圣奥斯定会传统的共融精神

教宗良十四世在2023年7月接受采访时，曾经解释说：“正如我的主教格言所表达的意义，合一与共融正是圣奥斯定会的神恩，也是我的行动与思考的方式。我认为，在教会内促进合一是极为重要的事，而且我们都清楚知道，共融、参与和使命是世界主教会议的三个关键词。因此，作为奥斯定会士，为我来说，推动合一与共融是头等大事。圣奥斯定大幅谈论了在教会内的合一，以及活出合一的必要性。”这一神恩传统不仅为教会的共融实践提供了历史镜鉴，更指明了在多元时代中保持信仰合一的路径。

3. 历史与普世维度：走向有形的合一共融

教宗将“共议同行”与“大公运动”紧密相连，视其为通往基督徒合一不可或缺的路径。在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之际，他发布《在信仰内合一》牧函（In unitate fidei，2025.11.23），呼吁所有基督徒回归共同的洗礼和尼西亚信经这一“基本要素”。他援引早期教会例子，指出在阿里乌斯（Arius 250—336 Arianism）危机中，是“天主子民的信仰感”（sensus fidelium）守护了正统，这一理念恰与圣奥斯定在《论教会》中强调的“教会的根基建立在民众的信仰共识之上”一脉相承，正如奥斯定所言“人民的耳朵比司铎的心灵更圣洁”。这拓宽了“同行者”的范围，既呼应圣奥斯定会传统对共融的重视，又强调全体天主子民在守护和传递信仰中的积极作用。他承诺，追求基督徒“圆满且有形可见的共融”是其牧职的首要任务之一。

4. 实践核心：谦卑聆听与集体分辨

在枢密会议开幕式上，教宗以“我在这里是为倾听”定下基调。他强调，会议的目的“并非为讨论个人设想或工作方案”，而是“在圣神引导下集体分辨”，是“共同聆听”的过程。他引用古罗马格言“Non multa sed multum”（不求多，但求深），鼓励深入、优质的分享而非泛泛而谈。这种方法要求“内心的自由、谦卑、祈祷、相互信任”，旨在让多元的背景、文化和牧灵经验，在对话中成为“丰富整体”（enriching the whole） 的资源，而非分裂的缘由。

三、牧灵福传的现实回应：紧迫性根源与时代挑战应对

在教宗良十四世的论述中，牧灵福传的紧迫性源于三个交错的现实判断，而“共议同行”正是回应此紧迫性的不二法门。

1. 福传本质的重塑：“吸引力”而非“劝诱改教”

教宗明确继承了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的核心理念：教会的增长并非通过“劝诱改教”，而是通过“吸引力”。他指出，“吸引人的不是教会，而是基督”；教会只是一个“渠道”，让从基督心中涌出的慈爱流淌。因此，福传的核心任务是让基督的慈爱透过教会团体清晰可见地流淌出来。这要求教会首先成为一个被基督之爱深刻转化的团体。

2. 有效福传的前提：合一见证是吸引力，分裂导致离散

教宗提出了一个既符合神学又符合物理的深刻断言：“团结吸引人、分裂使人离散”。基督的吸引力通过“共融的奇迹”得以彰显。他反复引用耶稣“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若13：34-35），强调“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当今世界，尤其是社交媒体放大对立的环境下，教会内部的纷争与分裂是对福传使命最致命的损害。因此，实践“共议同行”、建设共融，本身即是最迫切的福传行动。

3. 时代处境的召唤：走向伤痕累累的世界

教宗的首次国际牧灵访问选择了冲突交织的土耳其和黎巴嫩（2025.11.27-12.2），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斥血腥冲突与暴力”的世界，一个因“冲突、无辜者的血泪与代代相传的怨恨”而伤痕累累的人类大家庭。在此背景下，他摒弃“救世主姿态”或“抽象计划”，而是强调“我们需要消失，让基督留存；需要谦卑，让基督被认识和荣耀”。教会蒙召以谦卑服务的姿态，成为治愈与修和的工具。这种服务不仅限于灵性层面，也包括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科技伦理以及确保公共利益等全球性挑战。

四、综合分析与实践路径：理论价值与时代启迪探索

教宗良十四世的训导，为当今世界与深刻文化变迁中的教会，提供了清晰而有力的行动框架。

1. 方法论与福传的内在统一：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在教宗的视野中，“共议同行”与“牧灵福传”绝非两个分离的议题，而是目的与手段、本质与形式的统一体。一个真正“共议同行”的教会，必然是一个内在充满友爱、彼此服务、共同寻求上主旨意的团体。这样的团体自然散发出基督之爱的“吸引力”，成为有效的福传见证。反之，任何忽视内在共融建设、单纯追求外在扩张的福传，都可能陷入无根和无效的境地。

2. 教会结构革新的路径：从权力逻辑到服务精神

教宗的讲话是对教会内部文化的一次革新呼吁。他警告要防范法利塞人式的“自我赞美”和“以轻蔑的态度评判他人”，这会导致团体成为“充满论断和排斥的地方”。他梦想并呼吁构建“一个更为谦逊的教会……弯下腰去为人类洗脚的教会”（参若13:4-9）。这要求从教廷到地方教会的各级领导，真正实践服务精神，将“聆听”和“分辨”制度化、常态化，使“爱德中主持”成为管理的第一要义。

3. 整合性牧职纲领的构建：面向未来的行动框架

从教宗良十四世就职时提出的“真理、正义、和平与友爱”四大福音原则，到枢密会议聚焦的议题，教宗良十四世正在勾勒一个整合性的牧职纲领：以共议同行（友爱、共融）为根本方法，以深化礼仪生活为源泉与动力，以服务地方教会的圣座改革为支持，最终目标是在真理与正义中，向世界宣讲福音的喜乐，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参玛5:9）。这一纲领紧扣时代脉搏，既回应教会内部的更新需求，也直面人类社会的共同苦难。

五、结论与期望

1. 理论深化：梵二精神的当代激活与爱之逻辑的神学锚定

教宗良十四世的训导，是对梵二精神在21世纪的激活与深化，将“共议同行”从会议模式提升为教会本质的“爱之逻辑”实践，强调其对福传紧迫性的神学锚定。

2. 实践启示：共融团体作为福传的核心资本

在价值分裂的时代，教会最大的福传资本是“共融团体”展现的爱的奇迹，而非组织或教义体系，凸显具体可感的共融实践对福传的决定性意义。

3. 使命召唤：建设同行教会的路径与展望

建设“同行教会”需投身谦卑聆听、对话与服务，使教会持续反射基督真光，履行“照亮世界夜晚的明灯”的使命。

正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所昭示，愿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深植“仁爱孝悌”的文化根脉，秉持“躬身入局”的担当精神，响应基督“把船划到深处去”的使命召叫（路5:4），效法基督走向世界，愿我们在中华大地上结出更多荣主益人的信仰硕果（参若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