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东北最后一位高龄神长段国兴神父（一）
2025-07-11 16:41:17
引言
2025年7月8日，辽宁教区裴军民主教用微信留言告诉我：“今天段国兴神父（路易）去世了，请为老神父献祭祈祷。” 裴主教在留言中还特别提及并感谢我5月底曾探望老神父。
看到裴主教留言时，正在出差路上的我，立即默默为段路易神父献上祈祷。期间，在协助报道段神父葬礼的同时，也在裴主教和辽宁教区神长教友的协助下，开始收集、整理、考证段国兴神父及相关人物并当时地方教会的史料。
在段神父去世后的一两个月，裴军民主教、辽宁教区多位神长、段神父在沈阳修院时的众多同窗、段神父曾经服务过的（阜新民主、铁岭靠山、阜新高德）三个堂区、教区（抚顺）养老院以及其故乡喀左县大西山堂区的神父、修女、教友热心相助，纷纷热心提供史料和图片，回忆其美好故事。在此一并致谢！愿段神父在天上为大家代祷！愿天主丰厚降福大家！在这个炼灵月内，今携手辽宁教区的神长教友、段国兴神父的昔日同窗，追念缅怀老神父——也是东北地区（截止到目前）最后一位高龄辞世的老神长。虽然迟发，但希望对这一时期地方教会和相关人物的梳理能丰富当地教会及中国教会史料；同时作为补充，希望提供一点参考，并能引起今日各界与各地对基层教会史的重视及大家的反思。
最后的音像今年5月的最后一周，在沈阳主教府陪伴辽宁教区五十多位神父做了四天避静后，在5月31日周六的返程途中，在裴军民主教的协助和喀左县城南大桥堂区本堂韩光神父的陪同下，我得以有机会去段国兴神父的家乡——喀左大西山探视这位东北地方教会中当时最高龄的老神父。
当日一大早在沈阳高铁站告别裴主教，韩光神父和我先后搭乘高铁（沈阳北——喀左），然后驾车（喀左高铁站——县城教堂——大西山）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后，上午11点左右抵达喀左县大西山天主堂，终于见到了十几年没有机会相见的昔日同窗学长。在交谈中，非常难得留下了这位世纪老人段国兴神父在世的最后音像：两句视频说话及宝贵声音。（谢谢韩光神父的抓拍摄影。）
2025年5月31 日段国兴神父在世的最后两句视频留言（拍摄：韩光）
一、忠心坚守 大器晚成
（1）改革开放后的修院复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始得到恢复和落实。1982年中央19号文件的颁布，更为宗教团体开展正常活动提供了政策保障。在此历史背景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百废待兴的中国天主教会迎来了复苏。
在开堂、建堂，举行礼仪圣事，服务教友们的同时，培养神职接班人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优先选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中国天主教12所大修院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学。
1981年，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北京修院）在海淀区西北旺率先成立；
1982年10月11日，华东六省一市（福建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山东省和上海市）联合开办的佘山修院开学；
1983年3月1日，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联合开办的沈阳天主教神学院开学；
1983年9月，由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主办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全国修院）在北京西城区柳荫街14号开学；
1983年10月18日，由中南六省（广东省、广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海南省）联合开办的中南神哲学院（武昌修院）在武昌开学；
1984年1月1日，山东省天主教圣神修院开学；
1984年3月，由西南三省一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联合开办的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四川修院）在成都教区主教座堂开学；
1984年12月，由河北省天主教“两会”主办的河北省天主教神学院（河北修院）在石家庄北大街开学；
1985年1月，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在西安五星街南堂开学；
1985年3月，内蒙古天主教神哲学院在呼和浩特开学；
1985年4月，山西修道院在太原开学；
1987年，吉林省天主教神学院（吉林修院）在长春开学。
本文的主人翁，忠心坚守圣召，大器晚成的段国兴神父曾在中国十二所大修院之一的沈阳修院进修、晋铎、任教服务。
（2）老一代修士的“谨慎守望”
在沈阳修院开学之际，辽宁教区一批经历特殊时期考验的老修士——张继良（1911—2005）、李海文神父（1920—2003）、徐宏远（1923—2019）、赵廷显（1928—2005）、张玉坤（1929—2020）、段国兴（1929—2025）和金寿山（1930—2000）等人并未选择立即进入刚成立的沈阳修院进修学习，而是选择“谨慎守望”，在继续等待中保守自己的圣召。
这些为信仰追求而将大好青春奉献出来的修道人，在特殊年代，坚守信仰，面对新时期教会重建，他们既怀希望又持审慎守望的态度。这一现象并非辽宁个案，在沈阳修院之前和之后开学的其他大修院也有类似情况。显然这种现象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会的一个现实缩影，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和教会现实情况及其关系。
1982年9月14日（庆日），阜新民主堂区本堂霍清文神父邀请三位老神父：时任建昌县碱厂堂区本堂徐尚文神父、时任喀左县大西山堂区本堂韩德冀神父和时任喀左县山湾子堂区本堂张永惠神父；三位老修士：段国兴老修士、张玉坤老修士和张继良老修士，到阜新民主堂区一起庆祝。这是民主堂区一批教友与老神父及老修士在弥撒后合影。
阜新民主堂区的教友们还能找到自己或家中前辈们的身影吗？朝阳一带及辽宁教区各地的神长教友还记得这些曾经为大家服务过的前辈神长们吗？下图是七位老神长们的位置：
前排自左至右：徐尚文神父、韩德冀神父、霍清文神父、张永惠神父；后排自左至右：张玉坤老修士、段国兴老修士和张继良老修士。（1982.9.14）
（3）从守望到勇敢重新回应召叫
1983年10月9日，沈阳天主教神学院召开第三次董事会，辽宁省天主教“两会”主任徐振江董事长因病无法履职，院长赵佑民（牗民）主教（1909—1988）代理接任沈阳天主教神学院董事长。1984年6月22日，徐振江主任因病去世。同年10月17日，沈阳修院召开第四次董事会，赵佑民主教继任董事长，杜世才神父被任命为沈阳天主教神学院第二任院长。1985年省天主教“两会”换届，赵佑民主教当选辽宁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段神父的老乡郭树民神父（1931—2022）等出任辽宁省天主教“两会”副主任。
据辽宁教区郭景成神父回忆，由于同为1920年代出生和修道的同路人郭树民神父晋铎早，又有威望，这样在年富力强的郭树民神父的积极推动下，段国兴、张玉坤两位老修士在守望两年后，终于放下顾虑，于1985年9月进入沈阳修院进修，并于次年先领受小品，然后晋铎。
2008年1月段国兴神父到锦州探视郭树民神父（图片：大西山堂区）
1986年3月，赵佑民主教为段国兴和张玉坤两位老修士授予小品（剪发礼1-4品）。之后，赵主教因患病（脑血栓）卧床，无法再继续祝圣。
1986年5月4日，张玉坤和段国兴两位执事在晋铎礼仪中；辅祭修生：执蜡者为赵殿鹏、执冠者为王兴伟。（图片：大西山堂区）
1986年春，辽宁教区邀请邻省吉林教区晋牧不久的李雪松主教（1904—1994；1985.9.22晋牧）来到沈阳主教座堂，分别于5月2日和4日为段国兴和张玉坤两位老修士授予圣五品、六品及司铎七品。
经过30多年的漫长考验，段国兴和张玉坤两位老修士大器晚成终于走上了祭台。
中间自左至右：（司仪）张化良神父（后晋牧）、（新铎）段国兴神父、（六品）郭树民神父、（主礼）吉林教区李雪松主教、（大六品）金沛献神父（1989.5.21晋牧）、（五品）夏文祥神父、（新铎）张玉坤神父；前排辅祭修生自左至右：邱文廷、郭令凯、崔中杰、于汝松、王兴伟、李守义、刘廷国；后排辅祭修生自左至右：杜尚武、张克祥、郭子顺。
（4）影响更多老修士入学，走上公开服务的行列
段国兴和张玉坤和两位老修士在1986年晋铎后，其榜样作用逐渐显现，影响了一批同样在家执着守望，忠心坚守圣召的老修士相继放下顾虑，冲破阻力，勇敢地走上祭台及公开服务的行列。换言之，当年张玉坤和段国兴两位老修士为辽宁教区团结，尤其一批老修士进入修院进修晋铎起到了带头作用。
1988年，更为年长的张继良、李海文、徐宏远、金寿山四位老修士相继到沈阳修院进修，并于同年12月21日与于1987年毕业的王俊祥和郭景成两位年轻修士，一同由新牧张化良主教（1914—1989；1988.10.16晋牧）主礼晋铎。至此，辽宁教区一批“守望者”完成了从观望等候到公开服务的信仰见证。
1988年12月21日，辽宁教区4名老修士和2名年轻修士在张化良主教手中领受铎职。前排自左至右：张继良新铎、郭树民神父、张化良主教（着主教服及冠者）、霍清文神父、段国兴神父。后排4名新铎自左至右：王俊祥、李海文、徐宏远、郭景成。（据郭景成神父回忆，祝圣典礼结束后拍照时，新铎金寿山神父因有事没在现场。——编按）
（5）澄清历史误传
多年来，在辽宁教区有一个关于段国兴神父曾先“秘密晋铎”，然后公开铎职的传言。据熟悉段国兴神父及辽宁教区历史的当地知情神长介绍，段国兴神父绝对没有接受过秘密祝圣。1986年5月，张玉坤和段国兴二位老修士的小品（一至四品）、大品（五、六品）和晋铎典礼均是首次，圣职授予完全遵循大公教会传统礼仪。
据考，19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确有一些经历1950年代和文革考验而过来的老修士因担心和信任问题，在1980年代初期曾私下秘密接受祝圣晋铎。不过，他们中很多人无意保留“秘密”状态，不想以秘密方式牧灵服务。在这一时期，随着对当地大修院和地方教会的接触了解，他们逐渐放下了担心顾虑，在当地神长们的鼓励、邀请下，又以“老修士”的身份进入当地的大修院。在进修一段时间后，在主礼主教、修院及教区神长的理解支持下，通过以“有条件”的祝圣礼仪而公开了其铎职身份。。
无论是段国兴神父鲜为人知的“谨慎守望”，“延迟回应”的故事，还是省内外个别老修士的“先秘密晋铎，后公开服务”的选择，都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会的复杂处境。这些历尽沧桑的老一代神长虽经历不同路径，（有些神长的史料目前还不宜公开，）但大器晚成的他们，大都选择慢慢公开投身牧灵福传事业，热心服务社会人群及当地信友。类似现象也曾出现在国内其他一些教区及修院，成为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教会的真实注脚，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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