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历史上包头教会的几次瘟疫及应对

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发，并且很快蔓延肆逆。我们包头教会立即响应国家号召，停止一切公开敬礼和集体活动。神长教友宅家读经祈祷，求主恩赐信心和力量；同时，积极奉献爱心捐款，同心协力，与社会同步，争取早日打赢这场瘟疫阻击战。

    过去的近百年中，包头地区也曾经发生过疫情，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一 ：1917年12月，全绥远鼠疫流行。二十四顷地村有一位闫先生，在将军尧子执教，他在那里沾染疫疾而不自知。回来三天，疾发而死，传染他人，死亡13人。本堂贾鸣远司铎立即严加防范，除将死者之屋宇衣服尽行焚毁外，并禁止全村居民出入往来。神父率领全村教友公行祈祷及许愿若疫情不再流行，将修建耶稣圣心、圣母圣心小楼各一座。果然至此，村民再无染疫而死亡者。第二年春，全村教友集资修建二圣心楼各一座于村之东西，并将全村奉献于耶稣圣心；并在7月派代表前往山西八台圣母堂，献旗一对，以表谢忱。

     二：1917年冬天，小巴拉盖村鼠疫流行，死亡十几人。本堂顾维德司铎与会长等同心协力，虔心祈祷；严防村民出入，又许愿于耶稣圣心，力求庇护。以后瘟疫过后，，教友咸请再生。

次年春，教友集资捐款，修筑耶稣圣心楼一座，高四丈五尺，立于经堂之旁。竣工后，行奉献于耶稣圣心大礼。

    三：1917年，将军尧子村死于鼠疫死170人。然本村教友甚多，步世明司铎为给教友送终傅圣事，亦因疫而死；后南怀义司铎继续来行圣事；也因感染而死；此后主教派任三尧子甘英宗司铎继之而来。并加强隔离措施、封村封路。疫情解除。其中，数位司铎，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无异于殉教者也。

几点启示：

    一：大灾大难面前，神长教友祈祷恳求耶稣圣心、圣母圣心怜悯救助是何等重要；

    二：一定要配合政府管控措施，隔离，封村、封路非常重要，这也体现我们基督徒的社会意识和信仰素质。

    三：面对疫情凶猛，明知有感染死亡危险，司铎却大义凛然、前仆后继，真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也。

    四：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网友小仆）

   五;当时，全绥远鼠疫流行概况

民国时期的三次鼠疫，给包萨地区带来多大损失？

    鼠疫，又名黑死病，包头人俗称“椽头子病”，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的烈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肺部炎症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大流行，死者数以千万计，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传染病。民国时期，包萨地区先后爆发三次鼠疫。

    1917年8月，鼠疫首先发生于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现兴安镇），死亡约70人，9月下旬，由伊克昭盟运送皮毛的马车队传入包头，10月上旬传入萨拉齐，到11月份，扩散至27个旗县，788个村。后经到萨拉齐做买卖的商人传入山西大同县，随后沿铁路线蔓延到山东、安徽、南京等地，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包萨疫情发生后，英国报纸立刻呼吁民国政府遮断交通，禁止包萨等地与张家口之间的交通往来。地方政府也在归（绥）萨五（原）包等地派兵堵截，规定“以两星期为度，在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贸一律禁止往来，已经到境者必须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验放”。为防止疫情传播，包萨乡村的出进路口都有专人把守，“见有入村者，则举木椽挥之，俾不敢进，强进，以椽撞之，故当地人遂号鼠疫为椽头子病云。”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鼠疫在包头“一并迅速蔓延，大街小巷常有行人在路上倒下，吐血后立即死亡。城周围前后营子、古城湾、薛家营子、东河村等很多村庄，疫情也很严重，死亡人数很多。有的甚至全家全院人死亡，景象十分凄惨。”萨拉齐地区“有的全村或全家人死绝，当时的群众有这样的经验：早晨起来看谁家的烟筒不冒烟，说明谁家的人就死绝了”。民国政府于12月下旬收到疫情报告，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开始实施防治，但因为无药可用，只采取了一些隔离消毒等简单措施。此次鼠疫到1918年3月停息，共造成14600人死亡。

    第二次鼠疫发生于1928年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1928年归绥西部遭受特大灾荒，水、旱、霜灾接二连三，导致民众无物可食，“各县乡间无分贫富，日难一食，各村妇女呼儿结伴，千百成群，遍布原野山谷间，剥树皮，剜草根，以延一线之命。”很多人以挖食鼠粮和捕食老鼠维持生命，此次鼠疫据此引起。据《萨拉齐县志》载：“民国十七年（1928）旧历2月1日夜，萨拉齐城外有鼠斗之异。二日晨门启，城墙四周，鼠尸无数，层叠成排，首皆内向。西南，正南两面尤多，一夜以后，不复再见。鼠身皆有咬伤，皮破血流，经警察检埋，运数车始尽。”4月到7月，达拉特旗、固阳等地发现腺鼠疫患者，8月以后转为肺鼠疫。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匪患成灾，无人顾及此事，任其传播。11月，疫情传入萨拉齐，不久传入包头和托县。其惨状资料这样记载：“萨拉齐县东园沙尔沁村住民张某家中，先死少妇一人，家人被染而死者，至十九人。同村探病及侍疾者，又死七人。阴阳先生至该家参与殓事者，亦死三人，村中辗转传染而死者又二十余人，仅半月间事耳。”死亡的迅速蔓延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恐慌，有资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风凄雨愁，无天无日，日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由于民国政府防疫水平低下，地方政府作为不力，就是防疫人员到疫区都需要官兵护送，加之民众对防疫人员有抵触情绪，造成此次鼠疫死亡4000余人，直到1929年3月才结束。

    最后一次鼠疫发生于1942年。1941年前后，日本侵略者的细菌部队在包头、萨拉齐等地收捕鼠类，限民间按户缴纳家鼠一只或野鼠三只，用以繁殖疫菌，后期甚至用钱购买。1941年底，日寇在河西、磴口等地派细菌部队40多人散播疫菌。1942年1至3月，临河、包头等绥西地区鼠疫蔓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果断派遣军队，断绝交通，封锁隔离，切断了传播途径。但还是在短短的三个月，发展到17个疫区和600多个疫点，据不完全统计死亡537人。

民国时期包萨地区的三次鼠疫，给地方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虽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造成鼠疫流行的结果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健康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才杜绝了鼠疫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