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巨堂神父访谈

洞儿沟天主堂

  记者：作为太原教区开放后第二批祝圣的司铎，请问当初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的您是如何走上圣召之路的？
  神父：在我10来岁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当时，宗教活动是被禁止的。那时我和奶奶一起生活，当时很多与教会生活相关的圣物都被没收了，但奶奶偷偷地保存了一小瓶圣水，她一直都在小心翼翼珍藏着圣水，她对圣水的尊敬、珍爱直接影响了我的信仰的生活，直到现在。她那时也常常给我讲述一些关于圣召的事情。奶奶的信仰影响了我对天主圣召的回应。因此，我在1982年就向教区提出修道申请，希望教区批准我修道。1984年年底我进入修院，1990年7月毕业。
  记者：神父作为中国教会开放后早期祝圣的司铎，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当时青年司铎们的工作情况？
  神父：可以。总来的来说，就中国教会而言，解放后祝圣的第一、二批司铎是“硬件建设的建设者”，因为开放之后的中国教会是百废待兴，而一些从文革中幸存下来的神父因多年的牢狱之灾，好一部份神父已集劳成疾。因此，当时的教会也急需新祝圣的神父，当时新神父们的工作主要是落实教产，修建圣堂。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开放后到目前为止，是最辛苦的一批神父。
  记者：听说神父刚刚从红沟堂区调过来，神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那边的工作情况？
  神父：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堂区的青年基本上都在外地或太原市打工，村里的青年人非常少。所以我在红沟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培育孩子们的信仰。关于孩子们的掊育工作，我的方式是：村里所有的男孩都是辅祭班的成员，有40多个孩子，我从辅祭的角度培育他们，每个主日都集中学习。我们把孩子分为5个小组，每天由一个组辅祭。女孩子都参加读经班，读经班有30多个女孩子，也分若干个组，每天由两位小孩“值日”，一个读经、一个读信友祷词，主日时有3个孩子“值日”，大瞻礼时多一些。同时，我也对红沟、王家脑两座圣堂进行修复，并相应地举行了120周年、70周年庆典。关于红沟，去年“信德”上有报道。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传教工作中，有没有什么事对您的信仰生活有较大的触动？
  神父：有！我在红沟任本堂的时候，堂区下辖坪塘凹、王家脑两个小堂口。其中王家脑堂口的经济条件与教区的其它堂口比，不是太好，教友们的生活比较困难，堂口也没有活动经费，因为这个堂口距板寺山不远，堂口的教友每年都给板寺山做奉献，出义工修路。因此教区每年给这个堂口1000元活动经费。去年是王家脑建堂70周年，我们对圣堂进行维修，但堂口没有经费，教友虽然困难，还是很踊跃地捐款，尤其是王家脑嫁出去的姑娘们，听到圣堂维修需要经费后，好多都专程赶回村子捐款。捐款最多的一位是20年前嫁出的姑娘，她回村捐了2000元；还有一位嫁出去3年的姑娘捐了1000元，她特意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讲，怕其它的姐妹有压力。就是说王家脑的姑娘特别地爱自己的家乡，支持家乡的建设，她们的经济条件并不是非常好，但她们却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来帮助“娘家”，这一点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地深。
  记者：作为洞儿沟的本堂，请神父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洞儿沟堂区的情况。
  神父：我们堂区有闻名全国的七苦圣母山，也是亚松大圣女的第二故乡，这里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亚松大圣女的故居，每年都会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友到七苦圣山、亚松大故居朝圣。因此堂区接待组的工作是非常地忙，尤其是夏季。
  洞儿沟教会已有240多年的历史，现有教友1500多人，1939年时重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圣堂，当时村里只有300多教友，因此那时重建的这座圣堂，已不够现在的1500多教友使用了。根据前任本堂梁神父的计划，我们将会在现在圣堂的南边购地5亩，重建一座更大的圣堂。同时将保存现在这座小圣堂，以供日后到此朝圣的教友们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