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公老师和我的祖父祖母

   编按：这是一位基督徒与一个非基督徒朋友家庭的美好故事。作者以孩子的单纯的眼光，把自己从幼年到少年所观察和认识的一位中国年轻基督徒知识分子有血有肉、平凡而又高尚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作者也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半个世纪前中国社会及教会生活环境，通过主人翁与其祖父母及其家庭的交往，生动形象地再现在了读者们眼前。值得我们现代人反省和追思！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家有一位很特殊的成员，他的特殊首先体现在我们对他的称谓上——杨老师伯伯。我和我的弟妹们一直这么称呼他。直到初中二年级，我到他班上借读，才开始和家里的大人一样直呼他为杨老师。这让我在弟妹中有了一份独特的优越感，好像自己真正长大了，而我的弟妹们直到今天说到他时、怀念他时依然称呼他为杨老师伯伯。

他的特殊还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们家里的什么人？是伯伯吧，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从小叔叔、伯伯、姑妈都住在一起），不是伯伯吧，我们家里的大事小情好像他都在场，而且我们全家都非常尊重他，包括在我们家说一不二的祖父，也对他非常尊重，而祖母则会经常念叨他。

   他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很神秘的身份，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叫“基督徒”。在我后来所受的教育里，那时候这是一种可怕的“魔鬼和特务”的混合体。让我困惑的是，杨老师伯伯尽管令我敬畏，却从没有使我感到过害怕。

   后来，杨老师伯伯身边出现了一位女士，他带她来我们家。我祖母带我去回拜她，然后我知道她是杨老师伯伯的对象。他们好像快要结婚了，为此，我祖母很为杨老师开心。那位女士在我的印象里很端庄，但从小孩子的角度看却并不让人亲近。

作者俞侃敏（左一）和妹妹俞侃濂（右一）及两位堂弟小时候与其祖父母

可就在那段时间里，家里突然变得很诡异，祖父祖母显得格外紧张和焦虑，说话很小声，祖母总是进进出出的，也不带上我了。记得有一次祖母从外面回来，和祖父说：“她也不知道，她也在找他。”

   后来我隐约知道杨老师伯伯不见了，再后来知道杨老师伯伯出事了，他很久没来我们家了，却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家里经常出现一些熟悉或者不大熟悉的人来见祖父，和他谈很久。

   我只知道祖父在托他们办事，慢慢地我知道祖父祖母是在找杨老师伯伯。他们找了很多地方，很多叫农场的地方（因为我的崇明爷叔也在农场），都找不到。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杨老师很可能在提篮桥。听他们讲，提篮桥管得特别紧，所以打听不到。那时我觉得很奇怪，提篮桥就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我生病的时候经常去那里的虹口区中心医院打针。我自己都能走到那里去，那祖父祖母为什么不去一次呢？

   再后来，我的记忆很清晰了。

   一天，家里楼下有人敲门，我去开，打开门，门口赫然站着杨老师。我一直记得他的大光头。我没有叫他，而是转身飞奔上楼，边跑边大声喊着：“杨老师伯伯回来了！杨老师伯伯回来了！”

   杨老师紧跟着我走上了楼，见到我祖父，第一句话是：“家里有吃的吗？我饿坏了。”祖父一叠声地回答：“有有有！”然后嘱咐我妈赶紧下楼去弄吃的，一会儿我妈端着我记忆中用脸盆装的最大的一碗堆着各种菜的面上楼给杨老师。我看着杨老师端起这碗面，然后我看了一眼别处，回过来再看杨老师，盛面的碗已经空了。

   以后，生活好像都恢复正常了，每隔一周或者两周，我祖母就要差我去请他来吃饭。那时候没有电话，我都是去他可能在的地方找他。有时他在家——长阳路许昌路拐角一个很小的亭子间。有时他不在，我就塞一张纸条在门缝里，然后走去后来我念书的昆明中学找他。他要是还不在，就委托门房告诉他，晚上请他到霍山路吃饭。

   他有时候也会不请自来，特别是夏天，他来了我们就有福了。他不是带大雪糕来，就是带大冰砖来。我们一次能吃平时八倍量的冰砖。

   杨老师的胃口很好，在我家吃饭也从来不客气，吃完还必定要喝一碗糖水。那时没有甜品，就是用白糖冲一杯开水，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才改成了各种甜品。

本文作者的父亲俞晓芳（左一）和伯父（后排居中）、叔叔（左一）及姑姑（前排右一）年轻时与祖父母。

有一段时间，祖父母经常劝他找个人成家，他的回答永远是：“我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人，我随时都可能再坐牢，不能害了别人。”每次他这么回答，祖母总是赶紧说：“瞎说！瞎说！不会了！不会了！”

   后来因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学校奖励了一套房子给他，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那时装修都是自己弄，我爸和我姑父负责。装窗帘时杨老师告诉他们，窗帘要装两层，一层纱帘一层布帘。

   祖父祖母因此判断，杨老师有女朋友了，是女朋友的意思，着实偷着乐了一阵儿，但最终是没影的事儿，原来是杨老师的同事出的主意。

   我初三的时候，杨老师的大姐和姐夫从美国回来看他。他姐夫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杨老师把他请到学校做了一个讲座。他姐夫讲，杨老师给全体师生翻译。这件事那时在学校很轰动。晚上他请我们全家和他姐姐、姐夫一起在扬州饭店吃饭。

   那天晚上我很惊讶，原来我祖父真能说那么流利的英文，能和杨老师的姐夫毫无障碍地交流。祖父毕业于圣方济各中学，要不是因为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马上工作以抚养母亲和四个弟妹，他本来是有机会去剑桥留学的。

   杨老师姐夫来的前一天晚上，他从我这里借走了英语900句，说很久不用要复习复习，复习了一晚上他就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杨老师都是很少谈及他的天主教信仰和他的价值观，祖父告诉过我，那是因为杨老师怕传播他的信仰会“害人”，就像他的婚姻会“害人”一样。

   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教友张老师和他一起坐过牢。张老师出狱后41岁开始考托福，47岁到美国留学读神学，最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有一次听他们俩聊。张老师说那时经常把他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些人饭量比他们大，会抢他们的饭吃。

   杨老师告诉我，牢里最能反应一个教徒信仰的坚定程度，有的教友坐卧不宁，哀叹不止，但有的教友真可以做到气定神闲。他说有一个人让他很佩服，能非常准确地预报时间，因为牢房里他们看不到时间。后来杨老师问是怎么做到的，这位牢友告诉杨老师，他是通过念经来计算时间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念什么经需要花多长时间，结合监狱吃饭放风的时间，他就能计算出大致的时间了。

   一次杨老师去纽约，张老师开车去接他，两个人开车途径曼哈顿，他们突然想到了一起在提篮桥的日子，杨老师说那才真的叫恍如隔世！

杨老师看着俞家的孩子们一个个地长大，他也始终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大人孩子们的尊敬及爱戴。图片为作者父母和叔伯及孩子们与杨老师在一起

   高中二年级时，祖母去世了。我是长孙，从小由祖母一手带大，我大概算是极顽劣的小孩，几乎是被我父母揍大的，挨揍后总是祖母偷偷安抚我。

   我猜祖母在信仰哪个教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我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姑妈生病，她带我去龙华寺烧过香，但自从杨老师自由以后，每年圣诞节她都会问杨老师讨票子，圣诞夜带我去教堂，后来好像再也没有去过庙里。

   我高二时祖母中风了，在医院拖了两周，两周里她大概只说过两次话。一次是指着病床的左上侧对我说，皮夹里有一块钱，你拿去当零花钱。我知道她误以为她睡在家里她的床上。左上侧是她放皮夹的窗台，后来我找到她的皮夹，里的确有一块钱。我至今保存着祖母的那个皮夹和里面的那一块钱。

   第二句话大概也是她的临终遗言：请杨老师来给我做洗礼。祖母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去世的。后来去杭州老家为祖母建坟，坐车穿过杭州城区某个地方时，杨老师指着街角一家饭店笑着告诉我们，在浙大读书时，每个周日从教堂出来他都会和一群教友同学到这家饭店聚餐。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祖父也走了，他和祖母一起安葬在（去佘山天主教朝圣地的路上）横塘息安骨灰堂，都是杨老师安排的，张老师的妈妈也安葬在那里。后来杨老师经常告诉我，他梦见我祖父祖母了，他很想念他们。我也经常梦见他们，我也很想念他们 ……

   如今，我时常想起杨老师经常说的：我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人…… 虽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若他还活着，若他再次为信仰而甘愿接受磨难，我能像我祖父祖母那样冒着危险去帮助一个无亲无故的处于凄惨境地中的人吗？抑或自己也能像杨老师一样，将来能为信仰无惧无悔地迎接挑战和磨难吗？

又及：
我的名字侃敏为杨道公老师所起。
我的外甥丁扬义名字也是杨道公老师给起的。
我同一辈五个兄弟姐妹结婚全部由杨道公老师证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