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长的墓碑

    在堂区墓地，老会长的坟茔最大，墓碑最高。那是老神父下命做的。老神父说，我要给堂区树立一个标杆。
    老会长姓姜，名春生。在一个几千口人的村里，他的倔强是出了名的，认死理，他又姓姜，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老犟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没得吃，好多人都去生产队地里偷点青棒子，挖点土豆，他却宁死不干。他说：“天主没有说偷集体的东西不犯罪。”他没偷没拿，天主却让他们一家人安然度过灾年。
    然而，别人当时不敢做的事，不愿做的事，他姜春生却做得出来。
    老会长出身雇农，当过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因作战勇敢，受到全军通报表扬。可以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英雄。
    “文革”期间，从塘沽盐场回来一个天主教神父，没有落脚处。神父是本地人，但他8岁离家修道，如今将近六十岁。父母离世多年，两个哥哥在外地谋生，可以说，没有一个近亲。按理说，教友养活神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当时神父是被专政的对象，教友们也是自身难保，谁也不敢收留他。要知道，当时村里就有教友一千多口 。开大会的会场上，面对沉默不语的信教者，大队干部急了：“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人啊！……”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大个子，来到干部跟前，从牙缝里挤出两句话：“忘恩负义的天主教徒是不少，但不全是！”回过头，对孤零零站在那里的神父说：“走，跟我去！”又对干部说，“大队不用操心了，以后神父吃住就在我家。”说完，拎起神父的一小卷行李，向家里走去，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许多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老神父这一住就是15年，直到二次开堂。
    姜春生家儿女多，四个闺女，三个儿子，就凭生产队那点工分根本养不活全家。现在，又多了个神父，身体又有病。姜春生白天队里干活，晚上河里捕鱼，第二天让女儿拿到县城卖掉，那就是十几块钱，管事着呢！他还挖药材，一年有三四百块钱的收入。然而，中间神父两次病重住医院，就花去了一千多块钱。要知道，在当时，那是一栋新房的钱呢！妻子背后偷偷抱怨他不该接神父到家。姜春生眼一瞪：“说啥混话！钱没了能挣，灵魂丢了还能捡回来吗？”
    闺女儿子渐渐长大，眼看到了婚嫁的年龄。姜春生不分昼夜地辛劳，终于为儿子们盖起了一排六间新房。后来，有人给大儿子二儿子说了对象，眼看就要过门。可这时候，教会逐渐开放，宗教生活开始恢复，但教堂迟迟落实不了，一千多教友念经参与弥撒没有地方。看到神父发愁，姜春生决定将六间新房暂时用作教堂。可这样一来，两房新媳妇往哪里娶？这一回老伴说什么也不依他了：“你少给我打新房的主意，大伙的事大伙想办法，用不着你一个人瞎操心。儿子们媳妇娶不到家，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丢脸呢！”
    姜春生躺到炕上琢磨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去了。他来到两个未过门的媳妇家，和亲家商量，想让小两口找别人家的房住一个阶段，等教堂腾开了，他们再搬回来。一开始，两个亲家怕人笑话不同意，但经过姜春生苦口婆心的劝说，再加上都是天主教友，心中钦佩亲家当年义胆承担赡养神父的事，深为姜春生的精神感动，就替闺女做了主。回村后，姜春生为儿子找下了两栋旧房，粉刷一遍，一前一后把媳妇娶进了家门。
    家里的六间新房做了将近五年教堂。这期间，姜春生作了堂区的会长。那是教友们一致表决选举的，他本人说自己无德无能，怕影响教会的大事，一再推辞。最后，还是神父下了命令，他才上任。
    姜春生从小没念过书，后来在部队上认了几个字，也算粗通文墨。但他记忆力特好，口才又好，所以，当了十年会长，他领500多人进了教。既然把人领进了教会，就要负责好人家的信仰生活，因此，他一天到晚忙得脚不着地。
    十年头上，老会长病倒了，得的是肝炎。家里的钱花光了，还是不见好。神父多次到家里看望他。有一次，神父给他拿出三千块钱让他治病,被他一口回绝：“神父每天弥撒中给我念经就够了。”
    老会长弥留之际，闺女儿子都在跟前守候祈祷，其中最小的儿子是神父，两个闺女是修女。
    在众教友的一片祈祷声中，在新老神父的降福中，老会长交付了灵魂。
    老会长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事迹。二十多年过去了，村里死去的教友们，没有一个人的坟茔和墓碑超过老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