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爱的文化

    去年，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后，和谐社会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与几位文化人士讨论“社会和谐与文化选择”时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文化滞后所造成的差距，首先因为中华文化缺少内在追求和谐。”他说自己经常被国外朋友问及，中国那么多假烟、假酒、假币、盗版，为什么没有精神控制力？他认为这种精神控制力属于文化，这个力量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跟上。创造一个和谐社会，就是要让很多人的精神力量汇聚在一个很高的点上。（见7月6日《晨报》）
    他们讨论的题目是“社会和谐与文化选择”，也就是要选择一种能创造和谐社会的文化，要让很多人的精神力量汇聚在一个很高的点上的那种文化，而中华文化却缺少内在追求和谐。我认为余秋雨所要选择的文化，恰恰与“基督文化”的内涵相吻合，因为它的核心是爱，而爱是人的意志与情感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社会和谐最需要的凝聚力。正如前文化部长王蒙在《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宗教现象实际是一个文化现象。它包含道德、文艺、心理、哲学，甚至科学、风俗习惯，以及某一个民族的情感的凝聚力。
    金鲁贤主教在《与教友浅谈“和谐”》一文中指出：一、和谐社会需要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二、和谐的家庭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三、做一个整合的和谐人。家庭也好，单位也好，社会也好，都是由人构成的。任何层面的和谐，都首先取决于人自己的和谐。如果人自己不和谐，又怎能与他人和谐呢？（见《圣爱》6月号）
    古人云：“家齐而后国治”，也就是说：家庭和谐，众人一条心，然后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犹如外文Harmony一词是指：和谐、和声、和好。如果在一个乐队中，几十个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能奏出和谐悦耳的“音乐之声”吗？那只能是杂乱无章的“噪音”。所以，要创造和谐社会，首先要有千千万万个和谐家庭为基础。
    上面，我们只是从家庭和个人层面谈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下面，我想从政策层面再谈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中央党校的严书翰说，具体到政策层面上，“2.19讲话”提出“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这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比较接近，可以借鉴，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爱人”。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短短一句话，讲了国君和执政者必须注意的，和必须做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爱人”不仅是国君和执政者的政治品质，而且应是他们的政治措施，要尽可能去施民济众。孔子反复强调君子要提高道德素养，目的不仅是洁身自好，更重要的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从政策层面而言，爱民必须做到具体落实，孔子讲了以下几点：“养民也惠”（公冶长篇），要给民众以实惠，包括救济贫困，即今之所谓为人民谋福利。“使民也义”（公冶长篇），即今之所谓在政策实施中，以正义、公平、合理为原则。然后“教民”、“富之”，让民众解决温饱问题，乃至小康富裕。进而“教之”，教化他们，让他们有道德、有文化、有技能。
    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达到同一水平的高度，随着“基督文化”———“爱的文化”的深入人心，形成爱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至于我们教友，生活在相亲相爱，在主内以兄弟姐妹相待的大家庭里，我们已经超前进入了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