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教授在第四届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的致辞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影响”系列研讨会是从2008年开始的，第一届是在人大的校园里， 后来两届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办。从中国人民大学方面来说，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李平晔博士。这次来到石家庄开会让我特别想到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大概七八年前，陈秀芳主席担任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时候，也是在河北开了几次由张士江神父操办的学术会议，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次在会议期间把五大宗教组织起来，由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举行了一台共祭弥撒，这样的活动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想象的。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赵建敏神父的满头白发，我问他，“你怎么成这样了？”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想这也许是各大宗教都是以本色示人的一种象征，毫无芥蒂地共同参加到一个仪式当中，令人感动。如果是在宗教关系比较紧张的地方，这样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次活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界与学界、宗教与社会的对话是何等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跟河北省有特别的渊源。从1937年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到北京，中间经过了华北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两个阶段，所在地正是河北正定。人民大学的校史展里有一张华北大学的照片，背景正好是正定天主教堂。无论我们的理解有多么不同，其实宗教生活都真实地存在于我们多元的文化背景当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每个人发生联系。因此宗教学研究当然应该成为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重要科目。
    2000年，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组建了教育部的宗教学研究基地。2009年，我们又整合全校各个学院与宗教研究有关的学者和机构，组建了宗教高等研究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人大竟然有12个学院的学科和学者都涉及宗教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协调机制，进一步将宗教高等研究院做实，也希望借此给各位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
    就高校而言，宗教学当然要立足于基础研究。而在立足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基础研究的成果中提炼出真正的问题，并以此回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回应国家的重大需求。在这两个方面，宗教学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已经同几个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人文交流机制，即中国和美国、中国和英国、中国和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然后再加上中国和欧盟。我们始终强调：发展中外世界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究竟如何深化人文交流，把一般性的你来我往变成深层次的思想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当中的很多问题最后其实都落实于文化，而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冲突、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得以解决。甚至可以说越是有差异、越是有不同的看法、越是有问题，才越是需要深层的对话。我想这也是我们参与和推动这一论坛的基本初衷。希望每一届的研讨都能更加深入，听到各个方面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