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教会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它撬动具有进步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步再调整，是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
    城市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所以，城市化具有多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物理外观，就是冒出了更多的城市，涌现了更多地标性的建筑和高楼大厦，也建成了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来支撑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现在把城市化当作政策目标，很容易让人们想到这个外观。但是，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制度方面的，涉及到行为规则，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制度安排。
    当历史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坦露着凹陷与差距的社会现状。农村因文化建设乏力，导致价值引力丧失；因教育培训存在盲区，出现社会恶旧之习倒流；因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致使社会基层结构稳定性差。改进“三大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所必须担负的社会改造的重任。相辅相成的是，大多数农民工拒绝返乡和拒绝务农，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危机，它犹如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和沉降，已经成为“二元结构”，社会长期被固化、沉积，以至于被反报复所形成一种趋势。
    因此，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导致重城市化的物理外观，轻权利的制度安排，形成所谓“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种人类城市史上的反常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要真正做到新型城镇化，必须有一系列经济的与社会的改革作为铺垫。比如说，推进国企改革，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新的空间；推进土地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落足成为可能；推进政府改革，加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只有在这样的改革氛围里，新型城镇化才能取得扎实的进展。从这方面讲，系统的经济、社会改革，是新型城镇化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在此背景之下，新城镇化发展所要求的社会改革，必定会包含了中国基督宗教教会的改革，这已经为新城镇化过程之中社会改革必须要面对的社会事实。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些问题。

一、当代中国城乡教会现状：
    当代中国城乡宗教的异同；有土地的教会与无土地的教会；“白骨精”教会与“386199”教会；城市教会与乡村教会，如何共享共同的信仰及其信仰方式？固有的信仰认同，主内合一，是否因为城镇化而出现断裂现象？

二、城镇化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挑战：
    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仰差异；熟人教会与陌生人教会；“无墙的”教会与“有墙的”教会；“核心教会”与“延伸教会”。城市教会是否也在同时强化、深化固有的城镇化问题。

三、“农民工”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从市民到公民的信仰转型？
    教会事工与社区事工的整合模式；传福音是福音宣讲与社会服务的结合；教会如何成为培养一个现代公民的学校？教会如何参与社会建设，而非简单的传福音；从农民到市民，从市民到公民的信仰方式。

四、教会建构社会的神学模式：
    这种教会以社区、小区工作作为目标，促进整个社会或小区在政策、资源分配，甚至权力结构的改变，以解决社会环境引起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有五项特点或理想：
    1. 提倡新公民社会意识（new social ethics）；
    2. 倡导政府与社群之间的伙伴关系；
    3. 以正常地融入社区、小区为服务目标；
    4. 唤起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和倡议角色；
    5. 迈向人文关怀的社区或小区；
    6.能否提出或建构“基督公民”概念，引导教会运转机制的转型。    

五、超越城乡差别的信仰模式
    存在于这种社工、社区中的教会，就不再只是对基督徒才有意义，而是对整个社区与小区；教会的牧者，也不再是会友的牧者，而是整个小区的牧者；牧养的对象，不只是会友，而是小区中的每一份子，因为整个小区便是牧区，就如约翰•韦斯利所说的：“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福音宣讲与社会服务基于教会小区工作模式的有机整合、建构，一种新型的神学模式应运而生。
    这种信仰模式，拟将超越固有的城乡差别而成为城乡一体、教会与社会一体的发展模式，把宗教性、社会性、公共性予以最好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