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时期的教会音乐

      根据1625年发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宗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公元七世纪（唐代）。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景教的礼仪继承天主教的音乐传统。景教流传下来的音乐资料不多，1980年在敦煌发现了译自叙利亚文的唐代景教颂文《三威蒙度赞》。虽然其在文字上带有佛道两教的词汇，但在音节和内容上却与其不同，此稿成文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左右，下面节选其中几节：

     天上诸天深敬叹        大地重念普安和
     人元真性蒙依止        三才慈父阿罗诃
     一切善众至成礼        一切慧性称赞歌

       从译文来看，《三威蒙度赞》就是今天仍广泛用于天主教礼仪的《光荣颂》（glora in excelsis）。（《中西交通史》 方豪/著）。据西方学者研究，这首赞美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公元450—1450年）共有五十多种不同的曲式。公元九世纪前使用的最简单的一种，是只有一条单旋律的格里高里（额我略）圣咏：神父领唱后，教徒们以短句应答，或是由两组人轮流咏唱（《中国宗教音乐》 田青/编）。景教在蒙古部落中虽兴盛一时，可惜教会中使用的音乐都没流传下来。在北京午门城楼上曾发现元代景教叙利亚文的咏唱歌词。
       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在元代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一些资料记述了当时教会内的音乐活动。《鲁布鲁克东行记》记载：“在拔都的翰尔朵，在唱“上帝垂怜我”时我们站在他面前；1253年11月30日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是景教徒的村子，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愉快地吟唱“圣母万岁……”；1254年在蒙哥汗的宫廷门口，我们开始唱赞美诗“从太阳升起的地方，直到大地的尽头，我们赞颂主耶稣，圣母玛利所生……”。以上是方济各会士威廉·鲁布鲁克1245年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访问蒙古时所见所闻。
       蒙高维诺在元代来到中国传教，并在北京建立多座教堂，他是一个具有较高音乐修养的传教士，他曾组织儿童唱经班为礼仪服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为他们施洗后，教他们拉丁文字母和圣教礼仪。我为他们抄写了三十首《附谱圣咏》，两篇《圣务日课》。其中十一名儿童现已懂得礼仪，他们组成数个唱经班每周轮流在圣堂服务，不论我在堂与否，皇帝陛下也颇喜欢听他们唱歌。我敲钟，和儿童们共同举行每日祈祷，直到仪式完毕。我们没有附乐谱的祈祷书，如同道得此信谨祈我会会长寄我一本《应答对唱赞美诗集》，一本《对答吟唱赞美诗》和一本《附谱圣咏》。”阔里吉思王在世时，曾约蒙高维诺将《拉丁文日课经》全文译成本地文字，以便在其所辖全境诵读。蒙高维诺常在景教教堂按照罗马礼举行弥撒，且用当地语言来举行。从这里也可以推定蒙高维诺曾把一些拉丁圣歌译成了当地文字，他把西方十二世纪的宗教音乐作品传到中国，并用人人都能理解的文字演唱，更易于福音的传播，这是福音本地化的前奏。蒙高维诺在信中希望得到的应答对唱赞美诗集，据学者研究是比较复杂的音乐作品。因当时西方的记谱法已正式确定，教会的音乐家们藉此对音乐的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古老的圣咏旋律配以复杂的多声部，并使节奏变得明确起来。较难唱的声部必是由蒙高维诺训练的儿童唱经班担任，他在1306年2月4日写的一封信上说：“大汗在宫中可以听见我们的歌声，此巧妙之事已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将产生巨大影响，此乃圣恩之赋予。”
       从唐元时期教会仅留下来的一些资料来看，还没有条件发展本地教会的音乐。可能当时景教在蒙古民族中的兴盛，在教会礼仪用乐上曾借用了蒙古民族风格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