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背后”的故事（四）
2012-07-11 10:35:17 作者：段春生 神父 来源：《信德报》2012年7月5日，第24期（总第495期）
传承与奉献
徐光启不仅自己恪守天主诫命，而且也要求儿孙们严格奉行，丝毫不得懈怠。徐光启晚年于宫廷任职期间，有一次听说自己孙子的小儿子患病，处于危险中，于是孙子便请了一些异教徒往庙中烧香拜佛，祈求佛像保佑长命百岁。他得知后非常生气，立即写信给他的儿子，让他严厉教训这个孙子，“将那些为其服务的异教徒都打发走，并让这些孙子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庙会，或不将此类活动拒之门外，都将被逐出家门”。
另一次，徐光启得知自己的两个孙子染上恶习，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少交上朋友，对此他严厉训斥，决不姑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我悔悟、自觉地改邪归正，徐光启极其悲伤和难过，为他的孙子的不良行径进行忏悔，绝食了好几天”。他的儿子徐骥担心老父亲的健康，央求神父们说情，让父亲进食，但徐光启坚持，如果这两个孙子不痛改前非，断绝与这些人的交往，那么休想让他进食，他将一直绝食下去。他的真诚和执着的精神，使得他的两个孙子心里内疚，并改邪归正，他们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这样一位祖父的孙子，丝毫不敢怠慢。从此，他们在各方面都以他们的祖父为榜样。
徐光启的后代信仰都很坚定，在祖父虔诚信仰生活的感召下，孙女徐甘第大对中国初期教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教宗誉为“中国教会妇女的模范”。此后，徐氏家族虽历经各种教难，却始终完整地持守了信仰。根据王成义先生考证，徐光启后代有十四位子孙做了神父，其中有：徐允希、徐宗泽、徐宗海、徐宗江、徐川生、徐顺梓、徐丕文、徐宗敏、徐懋禄、徐祥贤、徐礼德、徐俊兴、徐简谷、徐德禄，另有修女数人。尤其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神父在教会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为中国近现代教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徐光启重视家庭信仰教育、信仰传承有直接的关系。
《徐光启传》谈到“公临殁之际，惟内外孙二人。……及启笥箧，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御史奏：‘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特遣文书官卞希孔赍赐白金、表里、烛帛、香油、白米、柴炭以给丧事。”徐光启晚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可以说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乎达到权利的顶峰。可为什么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去世时会如此清贫？他的俸银又做了何用呢？
根据我对明史的初步考证，史家早有“明官俸最薄”之说。这或许可能是导致徐光启“囊无余资”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他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给我们列出了一些徐光启逝世前一年额外收入的详细数据，“一六三二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一六三三年癸酉年元旦颁赐银三十两；七月二品考满，加太子太保，寻遣中使赐钞二千贯，八月因进封贵妃册印，颁赐银二十两，赐 丝一表里，九月贵妃册印礼成，颁赐银二十两，赐 丝一表里，钱二千贯；九月因皇四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不到一年，徐光启的收入达100两白银，钱4000贯。
然而徐光启逝世时，“只剩银一两，旧衣数件”。他的孙子子默曾经感叹说，祖父去世之后，家族没有钱编辑出版爷爷的著作，“家业荒凉，糊口不给。寿诸梨枣，河清难俟”。这里不仅可以直接得知徐光启著述甚丰，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徐光启没有给家族留下多少财产的一个例证。
至于徐光启的钱财去向，我们在众多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根据邓恩考证，“他的收入只够维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皇上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赐给他的奖励，他都用来做了善事。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发放了四大笔的救济：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狱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传教士们发放用于救济教友的钱。在一些受灾的省份，当地人称他是‘穷人之父’”。
徐光启还将一些额外收益用于帮助穷人，一年下来，若还有剩余，他便交给教堂，让教会分摊给类似的穷人。他不仅对家乡的人慷慨，而且对外地的教友也一视同仁，全力相助。他不仅自己尽力奉献教会，而且还带动其他教友资助教会。在他晚年升为礼部左侍郎，并入阁加太子太保，因此也增加了俸禄。于是“光启把初次领到的俸银，贡献于住院（教堂）的祭台上。信教官员数人，也相率仿效，神父们便在北京创立了济贫善会，救济许多贫苦无靠的人”。
徐光启除了周济贫困，还对教会事务密切关注，给出许多建议帮助教会发展，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著作，并将传播赠阅这些著作作为使教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式之一。他经常用自己的钱出书，以便让更多的人对天主教的教义有所认识。
在朝廷中，徐光启享有最高的权利，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生病期间，陪伴他的耶稣会士注意到，他竟然连买普通的药的钱也没有。
对于徐光启，利玛窦曾感慨说：“真难说清楚这个人对于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1615年至1616年，耶稣会在罗马召开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中，嘱咐在中国的传教士，遇有疑难之事，应由徐光启来决断，这种荣誉，在耶稣会历史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连载四）
徐光启不仅自己恪守天主诫命，而且也要求儿孙们严格奉行，丝毫不得懈怠。徐光启晚年于宫廷任职期间，有一次听说自己孙子的小儿子患病，处于危险中，于是孙子便请了一些异教徒往庙中烧香拜佛，祈求佛像保佑长命百岁。他得知后非常生气，立即写信给他的儿子，让他严厉教训这个孙子，“将那些为其服务的异教徒都打发走，并让这些孙子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庙会，或不将此类活动拒之门外，都将被逐出家门”。
另一次，徐光启得知自己的两个孙子染上恶习，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少交上朋友，对此他严厉训斥，决不姑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我悔悟、自觉地改邪归正，徐光启极其悲伤和难过，为他的孙子的不良行径进行忏悔，绝食了好几天”。他的儿子徐骥担心老父亲的健康，央求神父们说情，让父亲进食，但徐光启坚持，如果这两个孙子不痛改前非，断绝与这些人的交往，那么休想让他进食，他将一直绝食下去。他的真诚和执着的精神，使得他的两个孙子心里内疚，并改邪归正，他们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这样一位祖父的孙子，丝毫不敢怠慢。从此，他们在各方面都以他们的祖父为榜样。
徐光启的后代信仰都很坚定，在祖父虔诚信仰生活的感召下，孙女徐甘第大对中国初期教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教宗誉为“中国教会妇女的模范”。此后，徐氏家族虽历经各种教难，却始终完整地持守了信仰。根据王成义先生考证，徐光启后代有十四位子孙做了神父，其中有：徐允希、徐宗泽、徐宗海、徐宗江、徐川生、徐顺梓、徐丕文、徐宗敏、徐懋禄、徐祥贤、徐礼德、徐俊兴、徐简谷、徐德禄，另有修女数人。尤其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神父在教会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为中国近现代教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徐光启重视家庭信仰教育、信仰传承有直接的关系。
《徐光启传》谈到“公临殁之际，惟内外孙二人。……及启笥箧，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御史奏：‘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特遣文书官卞希孔赍赐白金、表里、烛帛、香油、白米、柴炭以给丧事。”徐光启晚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可以说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乎达到权利的顶峰。可为什么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去世时会如此清贫？他的俸银又做了何用呢？
根据我对明史的初步考证，史家早有“明官俸最薄”之说。这或许可能是导致徐光启“囊无余资”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他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给我们列出了一些徐光启逝世前一年额外收入的详细数据，“一六三二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一六三三年癸酉年元旦颁赐银三十两；七月二品考满，加太子太保，寻遣中使赐钞二千贯，八月因进封贵妃册印，颁赐银二十两，赐 丝一表里，九月贵妃册印礼成，颁赐银二十两，赐 丝一表里，钱二千贯；九月因皇四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不到一年，徐光启的收入达100两白银，钱4000贯。
然而徐光启逝世时，“只剩银一两，旧衣数件”。他的孙子子默曾经感叹说，祖父去世之后，家族没有钱编辑出版爷爷的著作，“家业荒凉，糊口不给。寿诸梨枣，河清难俟”。这里不仅可以直接得知徐光启著述甚丰，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徐光启没有给家族留下多少财产的一个例证。
至于徐光启的钱财去向，我们在众多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根据邓恩考证，“他的收入只够维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皇上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赐给他的奖励，他都用来做了善事。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发放了四大笔的救济：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狱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传教士们发放用于救济教友的钱。在一些受灾的省份，当地人称他是‘穷人之父’”。
徐光启还将一些额外收益用于帮助穷人，一年下来，若还有剩余，他便交给教堂，让教会分摊给类似的穷人。他不仅对家乡的人慷慨，而且对外地的教友也一视同仁，全力相助。他不仅自己尽力奉献教会，而且还带动其他教友资助教会。在他晚年升为礼部左侍郎，并入阁加太子太保，因此也增加了俸禄。于是“光启把初次领到的俸银，贡献于住院（教堂）的祭台上。信教官员数人，也相率仿效，神父们便在北京创立了济贫善会，救济许多贫苦无靠的人”。
徐光启除了周济贫困，还对教会事务密切关注，给出许多建议帮助教会发展，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著作，并将传播赠阅这些著作作为使教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式之一。他经常用自己的钱出书，以便让更多的人对天主教的教义有所认识。
在朝廷中，徐光启享有最高的权利，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生病期间，陪伴他的耶稣会士注意到，他竟然连买普通的药的钱也没有。
对于徐光启，利玛窦曾感慨说：“真难说清楚这个人对于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1615年至1616年，耶稣会在罗马召开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中，嘱咐在中国的传教士，遇有疑难之事，应由徐光启来决断，这种荣誉，在耶稣会历史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连载四）